古有句谚语：“治国犹如洗发。洗发虽然要洗掉一些头发，但是一定得洗。”爱惜洗掉的头发而不洗，就是忘却了生长头发的好处，这是不懂权衡得失的缘故。
毒疮放脓是疼的，服药是苦的，因痛苦就不去放脓服药，就很难活命，病也好不了。而今上下交往没有父子之恩，还要推行正义约束，中间必定有隔阂。父母对子女，生男就相贺，生女就杀掉。子女都是由父母所生，然而生男就庆贺，生女就杀掉，是考虑将来利益，是长远打算。父母对子女还算计着是否有利，更何况是没有父子之情呢？如今有学识的人游说君主，去掉求利的私心，而出于相爱之情，这是要求君主超过父母对子女之亲，这就是不懂得区分是恩是诈而成欺骗了，因而明主也不会接受。圣人治理国家，详审法令，法令明确则百官遵照执行，信赏必罚而无偏私，百姓就能尽力。百官治理好了则国家富足，国家富足兵力就会强盛，于是才能成就称王称霸的大业。称王称霸是君主的大利。君主怀着大利来治国，所以任用百官要依其才干，赏罚毫无私心，使士民明确，为国家效力而死，则可以得爵位和俸禄，有爵位又有俸禄，就有了富贵家业。富贵是人臣的大利。人臣希求大利而做官，身临危难以至死亡，力尽而无怨。这就叫做君不仁，臣不忠，就可以称霸。
奸诈的人，一定要查知，他就会戒备；一定要治罪，他就会停止为奸。不查知，他就会肆意妄行；不治罪，他就会猖獗。把轻微的钱财放在隐蔽之处，即便是曾参、史也会被怀疑；在集市上悬挂一百斤黄金，即便是大盗也不会去取。放在没有人的隐蔽之处，连曾参、史鳝都要怀疑；悬挂百斤黄金在集市，谁都看得见，大盗也不取。因此明主治国，守护的人多，刑罚重，让百姓依法约束自己，而不是用廉洁来制止犯罪。母亲爱儿子倍于父，而父亲的命令儿子照办却十倍于母；官吏对于百姓没有爱，而法令得以推行却是万倍于父母。父母只是宠爱孩子故而命令不听从，官吏使用威严而百姓顺从，这样，威严和宠爱这两种方法的优劣就完全可以确定了。况且父母要求儿子的，行动要安全而有利，处事要谨慎而远离犯罪；而君主对于百姓，有难则能为君死，平时则能尽其力。双亲用慈爱教育儿子求得平安有利而不听从，君主没有爱和利而要求百姓拼死向前而令行。明主了解这种情形，故不存恩爱之心而增加威严之势。所以母亲用慈爱教子，儿子多半败家。父亲薄爱用打骂来训斥，儿子多半学好。这就是用威严的缘故。
如今个人家治产，互相砥砺，忍饥受寒，互相强迫，艰苦劳作，尽管遭遇兵灾饥饿荒年，而最终得到暖衣美食的，必定是这个家。用衣食怜悯，用小恩小惠使之安乐，到了天灾荒年，卖子卖妻的也必定是这个家。所以法治之理是先苦而后有长远之利，仁爱之道是苟且一时的安乐，而后困苦无穷。圣人衡量二者的轻重，看到大利之所在，所以用法治让他们互相忍受，而抛弃仁人的互相怜悯。学者的言论，都主张轻刑，这是乱亡之术。信赏必罚是鼓励立功而禁止为非的。奖赏厚就会引起人们得奖之心切，刑罚重就会使人们不敢为非之心急。求利的人一定讨厌害，害是利的反面，和求利正相反，怎能不讨厌危害！要想治理得好，一定会讨厌祸乱，祸乱是安定的反面，因此要求安定越急切，奖赏就要越厚；讨厌祸乱越迫切，刑罚就要更重。如今所采取的是轻刑，就是反对祸乱不急切，想要安定也不紧迫。这不仅仅是没有策略，而且是失策。因此决定贤和不肖以及智和愚的策略，就在于赏罚的轻重。况且用重刑并不是为了有罪的人，这是明主治国的法度。治贼并不是为了治所管制的人，治所管制的人，是治死人。处分盗贼，并不是处分受刑的人，处分受刑的人，就是治囚徒。所以说：加重一个奸人的罪行，就禁绝了国内一切有奸心的人，这才是治国的根本。重罚的是盗贼，畏惧的是良民，想要把国家治理好，为什么要怀疑重刑？就说厚赏吧，不仅仅是赏有功之人，而且是鼓励了一国的臣民。受赏的人享有其利，没得到赏赐的更加仰慕受赏者的功业，酬劳了一个有功的人而鼓励了一国之民，要治好国家为什么要怀疑厚赏的作用呢？现在不懂治国的人都说：“重刑伤民，轻刑就可以禁止为非了，何必用重刑呢？”这是不明治国之理的。用重刑能禁止的，用轻刑未必能禁止；用轻刑能禁止的，用重刑也肯定能禁止。因此君主设重刑而奸诈全禁止；奸诈全禁止，对百姓会有什么伤害呢？所说的重刑，奸诈之人得利小而君主所加的刑罚重。百姓不会因小利去犯重罪，所以奸诈肯定会禁止。所说的轻刑，奸诈之人获利大，而君主的刑罚小。百姓就会羡慕他的利益而轻视他的罪过，所以奸诈就不能禁止。所以先圣有句谚语：“没跌倒在山间，而竟跌倒在蚁穴上。”山太高，登山的人谨慎而行；蚂蚁穴是小土包，人们把它看轻了。如今轻刑罚，百姓必定会看轻。触犯法令而不诛戮，就是驱赶全国的百姓犯罪而遗弃他们；触犯法令而诛戮，成为给百姓设陷阱。所以轻刑就是百姓的蚁穴、小土包。因此采用轻刑的治民方略，不是祸乱国家，就是为百姓设陷阱，这才真正是伤害百姓的。
当今学者都是背诵古书上的条条，不考察当前的社会实际，说什么“君上不爱百姓，赋税太重，于是用度不足而下民怨上，因此天下大乱”。这就是说，只要财物充足并爱护百姓，即使是轻刑也可以安邦治国。这话不对。总之，采取重刑，那是财物充足以后的事。财物充足而加以厚爱，就是轻刑还是有祸乱的。富家爱子，财货足够使用，财货足够便轻易使用，轻易使用就会奢侈浪费，追求安逸；对子女又亲又爱，就不忍心严格要求，不忍心严格要求就会骄恣。奢侈浪费，追求安逸就会使家里变穷，骄恣的人会越来越暴躁，这都是财物充足而爱子心重的原因，也正是轻刑的弊病。大凡一个人，财物充足就不用力了，君主管制得懦弱，百姓就会肆意为非了。财物充足还能用力劳作，那是神农；君主管制懦弱，还能修养品德，那是曾参、史，而百姓不如神农，不如曾、史，这是很清楚的。
老聃说过：“知足就不会受侮辱，知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有侮辱有危险，才不追求富足以外的事，那是老聃。而今认为百姓富足了，就可以安定了，就是把百姓都看成是老聃了。所以夏桀虽贵为天子还是满足不了他的尊贵欲望，虽富有四海，还是认为宝物不足。君主虽能使百姓富足，而不能使他们都成为天子，而夏桀又未必以天子为满足，这样即使能使百姓满足，又怎么能治理国家呢？所以明主治国，让百姓适时劳作、生产财货，制定赋税以均贫富，以优厚爵禄使贤能尽力，以重刑禁止奸邪，使百姓以力气而致富，因为国做事而致贵，因过而致罪，因功而致赏，不去想慈爱恩惠的赏赐，这才是帝王之政。
人都睡着了，就不知道谁是盲人；谁都不说话，就不知道谁是哑巴。醒了让人们看，让人们回答，盲人和哑巴也就技穷了。不听其言，有无本事就无法知晓；不委任其事，也无法知晓有无才干。听其言而委其事而考核实情，察其功效，则无术和无才干，也就清楚了。想要得到力士，仅听其自言，庸人和乌获是无法辨别的；给他们大鼎和铁砧，让他们自举，软弱和强健一看便知。所以官职，就是有才干的人的大鼎和铁砧，委之以事，则是智是愚也就分清了。因此，庸才则不用，不贤的人不授予官职。主张未用就自我吹嘘有辩才，本事没有检验就自我装扮得很高明，世主迷惑于其巧辩和伪装。不待察看而定其高明，不待对答而定其辩才，如此则对盲哑无法辨别。因此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后虚假、陈旧的学说就无法夸夸其谈，骗人、狂妄的行为再也无法掩饰了。
八说
【原文】
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誉，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人君之所在，非辩智则修洁也。任人者，使有势也。智士者未必信也，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计，处乘势之资而为其私急，则君必欺焉。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断事也。修士者未必智，为洁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处治事之官而为其所然，则事必乱矣。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明君之道，贱德义贵，下必坐澎上，决诚以参，听无门户，故智者不得诈欺。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断，则事无失矣。
察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鲍焦、华角，天下之所贤也，鲍焦木枯，华角赴河，虽贤不可以为耕战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智士尽其辩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尽其行焉。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法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赏功以劝民也，而又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适有方铁锸；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当强弩趋发；于城距冲，不若堙穴伏橐。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古者寡事而备简，朴陋而不尽，故有珧铫而推车者。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然则行揖让，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车，圣人不行推政也。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败十万之众，死伤者军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伤，而贺战胜得地者，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发，除者伤血肉。为人见其难，因释其业，是无术之事也。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奈之何。”此通权之言也。是以说有必立而旷于实者，言有辞拙而急于用者，故圣人不求无害之言，而务无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贞廉而远利也，石不能为人多少，衡不能为人轻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国，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贿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
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则存子者非爱也。子母之性，爱也；臣主之权，策也。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诛者也。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易诛则妄杀加于人。不忍则罚多宥赦，好与则赏多无功；憎心见则下怨其上，妄诛则民将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国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为能富民者也。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以说民，此劝饭之说。劝饭之说，明主不受也。
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着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虑愚者之所易，不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不用而国治也。
酸甘咸淡，不以口断而决于宰尹，则厨人轻君而重宰尹矣。上下清浊，不以耳断而决于乐正，则瞽工、轻君而重于乐正矣。治国是非，不以术断而决于宠人，则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矣。人主不亲观听，而制断在下，托食于国者也。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饥不寒又不恶死，则无事上之意。意欲不宰于君，则不可使也。今生杀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尝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与鼷鼠同威，万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与监门同资。有土之君，说人不能利，恶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陈欲日侠，人主肆意陈欲日乱；人臣轻上日骄，人主轻下日暴。行理同实，下以受誉，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贵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听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国，迁官袭级，官爵受功，故有贵臣；言不度行而有伪必诛，故无重臣也。
【译文】
为故旧之交谋私称作不弃，用公家钱财分给大家称作仁人，看轻俸禄、爱惜自身称作君子，违背法令侍奉双亲称作有孝行，放弃官职以重友情称作侠义，离开人世逃往山林称作高傲，强争巧辩、背逆法令称作刚毅之材，行小恩小惠以收买民心称作得民心。所谓不弃，官吏必有奸私；装作仁人，公家钱财肯定要损失；官吏成了君子，百姓就很难听从命令；犯法有行，法制就会败坏；有侠义的行为，官吏就会旷职；官吏对上高傲，百姓就会不听上令；抗上辩争，法令就推行不了；臣下得民，君主就会孤立。这八种人的所作所为，是对个人的私誉，是败坏君主的大敌。与这八种情形相反，个人的私弊毁灭了，君主的公利才能建立。君主不明察它们对国家社会的利害，而容忍个人的私誉，要想国家不混乱，不受危害，那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