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素清
时局不利，物价飞涨，我与长科的新婚生活过得捉襟见肘。六婶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婚后一周，就提出要我们付房租和饭钱。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时候国内刚刚解放，换了新政权，很多人都心里没底，上海的洋行、公司、工厂，关的关，停的停；上海的企业家、银行家走的走，逃的逃。三和大酒楼的生意一落千丈，长科的收入也几近于零。
我们又没有积蓄，长科付不出钱来，六婶的脸色自然越发难看。
虽有六叔暗地里悄悄接济我们，终究还是杯水车薪。活了十几年，我是连衣服都未曾自己洗过的，何曾受过这样委屈，心里别提多苦，可我从不曾在人前表露，也从不出抱怨之词，只是更加勤快地帮六婶做家事。
就这么过了一个多月，长科的堂哥李长云因为没有工做，打算回老家扬州。在上海生活太难，长科觉得我还没有见过公婆，正好可以跟堂哥回扬州看看，等到时局稳定了，他有了固定的收益，再把我接出来。那时候，我们对生活的期望，就是将来能开个小馆子，他管厨房，我管账。带着对未来生活的全部期待，我回到了扬州，长科的家。
长科扬州的家，也没比上海的小阁楼强多少。更让我发愁伤心的是，我在家女工家事一样没学过。农民之家，这些便是为人妇最基本的活计，我做得没个样子，公婆虽不至于责骂，终究还是失望的，脸上也不活络。除了拼了命得学着做家事，我一心盼着长科能够早日安顿下来，接我出去团聚。
1949年的腊月二十四，天正下大雪。长科夹着个小包，毫无征兆地回了家。没有冬天的衣服，就一件单褂子，冷得直哆嗦。家里人看到他这个样子，都吓了一跳。
毕竟是新年，我与长科又是新婚，李家这个年有了几分喜庆。可团聚的喜悦劲儿还没热乎起来，长科一句话就把一家人搅得的愁云惨雾。
原来我离开上海后，酒楼几乎关门。上海市面上人人都在想方设法，另谋出路。不久前长科的结拜兄弟戴长荣收到了一封来自香港的信，信上长荣的哥哥让长荣到香港谋生。长科与长荣都是扬州人，年纪也相仿，一直十分要好，后来结为了异姓兄弟。长荣识字不多，长科好坏念了几年书，经常帮他读信。
在长科看来，长荣收到的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可长荣却说不想去，家里还有寡母和幼弟，如果他也走了，没有安家费，老母幼弟没法过活。“这个好办，你的安家费，我来帮你想办法。”也没多想，长科便答应长荣为他筹措安家费，并商量定，两人一同去香港。自然，长科也是没钱，于是便想回扬州，与家里人商量筹措。
说是回扬州，可一摸口袋，长科才发现自己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了。还好，一位叫陈国强的扬州人从香港寄钱到上海，请长科一位姓郭的师兄带给扬州的家人。新旧政权交替，百废待兴，货币贬值得厉害，陈国强的港币，兑换成了当时国内的货币，整整一麻袋。郭师兄担心一个人上路有闪失，正发愁，觉得长科是个可靠人，便邀他同行作陪，长科才顺利回到了扬州。
长科要去香港，公婆厉声反对。尤其是婆婆，时局如此动荡，听说儿子要去还在打仗的南方，一百万个不愿意。眼看长科与公婆争执，我只好从旁打岔，提出第二天想和长科一同回一下娘家。公婆自然是同意的。
结婚至今，长科也还没有正式拜访过岳父岳母一家。农村的习俗，新姑爷上门，亲戚朋友是要来看的，长科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被亲友看了，怕给我父母丢脸，便跟我说，不要太早去，太早去了人多来看，不好意思。
第二天还是雨雪天，从长科家到我家，走路要两个来钟头。我们算着差不多午饭的时候才到我家门口。大门都关着，敲门进去，家里人都在吃饭。因为不知道我们会去，家里没有准备吃的，父亲怪我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新姑爷上门，什么也没有准备，不像样子。长科脑子倒转得快，看到大家在吃菜粥，就说喜欢喝菜粥，大家都笑了。
父亲一定要留我们吃晚饭。午饭后，大家便忙着给我们准备晚餐。长科坐在厅上，奶奶看到长科脚上穿的是胶靴，不保暖，便去屋里拿了双新棉鞋，要他换上。想着袜子上还有一个大洞，拖鞋实在不雅观，长科搪塞着说不冷，不肯换。
正好，母亲准备起火烙饼，长科自告奋勇烧火。父亲说新姑爷第一天上门，不可以让新姑爷干活，怎么也不同意，长科用自己在上海当学徒，有两年火夫经验，驾轻就熟，说服了岳母。实际上，起火坐到火塘前，长科是为了烤火。早上赶路急，他的衣服和袜子都是潮的，又单薄，冷得有些受不住。
晚饭当然是丰盛的，临走，母亲又备了好多吃的用的让我带上。母亲对长科家的情况是了解的，竭力想着给我多带点东西，改善一下。因为觉得已经出嫁，不可以再依靠家里，我不肯多要，母亲心疼我，送我们出门时，不住流泪。
到了腊月二十七，父亲又派人来请，天太冷，没去成。父母还特意让人给我们送来了压岁钱。
那是我在长科家过的第一个年，也是李家最后一个全家团圆年。大年三十晚上，李家三十多口人在一起吃团圆饭。虽然没有珍馐佳酿，可也其乐融融。席间，长科告诉长辈们，要去香港，瞬间冲淡了团圆的喜气，长辈们无一支持。婆婆明里暗里告诉我，一定要把长科留住：“素清啊，香港这么远，千万不能放长科走，如果他一走，不回来，怎么办？”
香港是什么地方，是超出我的想象的。我们还是新婚，我心里也不愿意分开的。公公婆婆的意思我也明白，长科是长子，如果走了，他们的后半辈子就没了依靠。其实我那时已有了身孕，坚持让长科留下来，合情合理。可我仔细想想，长科的打算是对的，都说好男儿志在四方，长科若留在家里务农，只能和家人一起在困顿中挣扎。去香港，长科有手艺，如果能找到工作，便可改善家中的境况。不过我那时也是天真，想如果长科在外面闯得不理想，到时候再叫他回来，也是可以的。只是长辈跟前，我不便表态。
大年三十晚上，长科跟我商量，去香港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初一一定要走。我告诉他，支持他趁着年轻多出去闯闯，家里父母、弟弟妹妹，我会照顾好。为长科整理衣物时，我把娘家长辈给的压岁钱，结婚时陪嫁的金戒指，一起放进了包袱。
临行在即，不知何时才能聚首，每看一眼长科，我的心里就泛起一层说不出的酸楚。烛光中，长科深情地对我说：“你可一定要等我啊，到了香港，我一有办法，就接你出去。”不知怎的，我就想起了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薛平贵是否也曾这样对妻子许诺？“王宝钏可是苦守寒窑十八年啊。”我对长科说。“十八年太长了，我一定要早点回来。”长科拉着我的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