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长科
未免变故，大年初一一早，我便往上海赶。到上海已是年初二。找了地方，把素清给的金戒指卖掉，合着长辈们给的压岁钱，我一起给了戴长荣，做安家费。别人的问题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却来了。给完长荣安家费，余下的钱，已经不够我买去香港的火车票。
这是1950年初的上海，局势还未稳定，对新中国的各种猜忌纷飞，谣言四起。因为有传言要批斗老板，三和大酒楼的大老板也准备去香港。年初三晚上，大老板意外地把我叫到了楼上他们的住房。学徒我这几年，还没有进去过。大老板很谨慎，关了门还四下看看有没有人听壁脚。
“小李啊，听说你要去香港？”老板问。
“是啊。”我如实回答。
“路费有没有呢？”老板又问。
“还没有。”我说。
顿了一会儿，老板才又开口道：“大师傅说你老实可靠，这样，我也要去香港，你的路费我出，你帮我办件事，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我心里默道着，这真是菩萨保佑，柳暗花明又一村呀，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事儿。
得到我一路会陪护他的再三承诺后，老板给了我钱，要我先去买与店里伙计同趟南下的火车票，不要张扬。酒楼有个刘师傅，平时对我特别严格，做错事儿，打起我来从不手软。听说我要去香港，倒过来特意嘱咐：“小李啊，师傅平时对你很严，听说你要走，大老板也要走，我就给你几句话，路上就盯住老板，老板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他不睡觉你不睡觉，他吃东西你也吃东西。保你一路可以顺利到香港。”
那时候南下的火车票是要抢的。我们一行九人，买到的是农历二月初的票。
上车了，火车也不是一路畅通，经过杭州时，赶上钱塘江大桥被炸出了窟窿，铁轨损坏严重，有些路段还是木头搭的，火车开得十分缓慢。头顶还不时有轰炸机飞过，闷在拥挤的车厢里都不敢大喘气。第二天，我们又被赶下了火车，说是前方铁轨被炸毁了，要步行到下个车站再登车。
第三天晚上，火车终于到了罗湖。车厢里的乘客跟倒豆子似地涌了出来，一起奔到香港过境办事处前。办事处晚上不开，大家赶过去，不过就是为了抢占一个近些的位置，方便一早提前过关。附近没有旅店，也没有吃的，几千人就在就近的沙滩上横七竖八地躺着，长吁短叹声不时传来。我们也加入了露宿大军，睡不着，也不敢睡着。深怕耽误了第二天入境，也怕头顶随时可能突然落下来的炸弹。南方局势并未明朗。
隔天天朦朦亮，大家都抢着起来排队过关。
香港，一八五四年鸦片战争后被满清政府割让给了英国，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势，成了对外贸易的中转站。政权转移之际，对新政局不安的人们，纷纷就近逃往香港。香港政府不及应对，还没有入港限制的规定，每天到时间，通往香港的铁闸就会打开，可以自由出入。
当天，我们一行人通关后坐火车到了九龙。长荣有哥哥来接先走，我和老板等八个人，被几个先到香港的朋友带到了一家酒店。老板有钱，租了房间睡床，我们就在老板房间地上睡。还好，香港的天气比较暖和，不至于受冻。我从上海到香港，除了身上穿的一身打补丁的布衫，随身行李就一套半旧的衣裤。白天出门到处寻工，得穿得周正些，穿没补丁的，晚上穿旧的，不破的洗好晾干，白天再穿。
1950年的香港，工业还没有起步，市容也很简陋；房屋多是木结构的两三层小楼。街道狭窄，马路凹凸不平，路面上三轮车、脚踏车已经很多，小汽车倒还没有上海租界多。大部分港人出行，还是坐公车、电车、轮渡。
入港后，姐姐的小姐妹黄雄英知道了，给了我十块钱。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不知道多久能够找到事儿做，不敢乱花。饿了，买个最便宜的圆面包，一角钱，到店家讨碗水就着吃；偶而扛不住了，要碗白饭配点青菜加两块豆腐。各处找工作，就靠两条腿走。从中环到湾仔，从铜锣湾到北角，整整一个月，我几乎用双脚走遍了香港。
到香港找工作，第一次找工作就吃了个闷亏。去的是当时在香港赫赫有名的“南海纱厂”，这是由我们江苏迁居香港的“纺织大王”唐炳源开设的。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招聘启事去的，现场一看，好几百人，让先登记名字，再逐一询问。几个小时过去了，其他来的人都应聘结束，还是没有喊到我的名字。起身去问负责登记的人，登记人看了一下，找不到“李长科”的名字，只有一个“李科长”的，一口咬定是我报错了，并以“我们不请科长做工人”回绝了我。
涌入香港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找工作难上加难。大约到港两个礼拜后，老板对我们一直在他房间打地铺不满意，我和同来的几个伙伴只好搬走。没了固定的栖身之所，走累了，骑楼廊下、火车站前、楼梯转角，只要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旅馆”。
香港晚上蚊虫真多，又没有蚊香、花露水什么的驱蚊，只好拿破布从头包到脚。即便如此，一夜下来也是一身包。还有老鼠、臭虫、蟑螂，一不小心会爬进鼻孔嘴巴里。正酣睡，说不定就有泼妇醉汉，上来骚扰。更糟糕的是巡夜的警察看见了露宿的，会驱赶。偶尔能争取到个避风避雨、又伸得开腿的地方，一夜勿扰睡到天亮，那就是幸福的事儿了。
那时候，香港本地居民对大量涌入的大陆人全称为“外江佬”。外江佬中有钱的大老板，把上海的纱厂、布厂、造船厂都搬到了香港，把原本荒僻的荃湾、沙田、大埔、牛头角等地，变成了一片片工业区，自然能够得到本地人的尊重。像我这样身无分文的，和难民也差不多，本地人对我们歧视多于同情。也难怪，那么多人找不到工作，露宿街头，时间一长，熬不住的就干起了偷、骗、抢、盗的勾当，对香港当地的治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三餐不继，居无定所，我不止一次怀疑自己来香港的决定是否正确，加上惦念着家里的素清和父母，心情十分沮丧。庆幸的是，我在上海的时候，认识的不少朋友，也来了香港。他乡故知，一样的窘困，倒是同舟共济。大约一个月过后，有兄弟先找到了工作，租下了一间房间。房间没有窗户、没有灯，非常狭窄。放了两张上下铺后，房间空余的过道仅容得下一人侧身通过。四个床位，却是我们八个人的家。睡觉分日夜两班：白天要上工的晚上睡觉，晚上上工或没有工作的，白天休息。小屋暗无天日，兄弟之间患难与共的情谊，是黑暗中仅有的光亮。
两个月后，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是替一间公司做清洁。终于松了一口气，心想只要有收入，能解决吃饭和睡觉的问题，做什么也不计较了。做了一个月后，一位同乡引荐我去了弥顿道的五芳斋。能重回本行，我很满足，虽然被分配到的到工作是一天烧八锅饭。
因为店里后厨小，烧饭要在露天进行。香港天气热，大太阳底下，实在是下面炉火烤，上面太阳烤，一天下来，脱层皮。但有了吃住的地方，我心里还是感激万分。一个月做下来，该发工资了，我这个人比较马虎，等别人提醒我要问领班拿时，领班已经将我的工资花掉了。怕丢工作，我不敢争辩，没拿到工资也只好认了。还好，到了第二个月的时候，领班过意不去，如数给了我当月的工资，50块港币。
拿到工资第一桩事儿，就是先请兄弟们吃了顿饱饭。剩下的钱，除了少数用来维持生计，我都用来请店里的领班、师傅吃酒、吃饭。领班师傅们也没亏待我，不久就把我换到了后厨里头帮忙，负责洗碗和打扫。后厨有手艺的师傅多，闲下来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们学做点心。
大约三个月后，黄雄英阿姐带来消息，在东南纱厂有个做包饭的广东人黄老板要人手，工资六十块港币一个月，我便过去了。说是帮手，实际上就是打杂的，切菜、洗菜、打扫，买菜，都要干。纱厂的工人多，需要的饭菜量很大，每天买菜，都要推个板车去。为了买到更便宜的菜，需要推车走四五十分钟到荃湾菜场去。香港的路上坡下坡的特别多，一趟下来，汗能留到鞋肚里，汗衫上都是一层盐霜。那时候，支持我坚持下来的，就是不停地想，每个月六十块港币的工资，能攒下不少寄回家，让素清和父母改善一下生活。
这么坚持了两个月，黄老板走了，接手的是位扬州老板。万里遇乡音，一下子觉得特别亲近。扬州老板心好，想要将我调到厨房去，跟着大师傅多学习手艺。我当然是愉快，不料这却引来了原来与我一组，同样在外头打杂的广东领班的嫉恨。广东领班威胁我说，如果敢不干杂役，去厨房跟师傅们学手艺，就打死我。
明着是无理的要求，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一天下午，他见我一个人，便伙着七八个广东人，堵住了我就要打。幸好我那时正在熬油，身前是口滚烫的油锅，他们没敢靠近。广东人临走撂下狠话，等晚上没人了，定要弄死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告诉大师傅。大师傅安慰我，让我晚上不要回去，留在工作的地方休息，人多他们应该不敢乱来。晚上下工随工友到了睡觉的地方，心里有事，也睡不着，迷迷糊糊我就听到有人进了门。我还没反应过来，领头的就走到了我床前，一棍子就下来了。
亏得我在上海跟着洪帮的师傅认真练过几年武，虽不精通，但与常人三四个过过手，绝对没有问题。这一棍子上来，我一个翻滚避过，与来者来了个面对面。
毕竟流落异乡，想着凡事要以和为贵，能忍则忍，到香港这大半年，被欺被赶的次数不少，都是以忍化解。这次被他们逼到这样，我气也上来了。一个挺身站起来，冲着领头人冲过去，一把拉住他的裤腰带，朝着脸上就是一拳，对方哀嚎声一下子把大家都吵醒了。
他们人多，我也不想闹出大动静来惊动警察，瞅准屋子里乱了起来的当口，我一个贴地滚，从人群中跑出来，躲过一劫。
原来住的地方是回不去了，怕他们找上门来，影响兄弟们的安危，只好跑到朋友的集体宿舍躲了起来。一晚上提心吊胆，未能睡着。辗转着谋划该怎么办，想来想去，觉得人也打了，祸也闯了，只能豁出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找到一位姓李的师傅，请他帮我找一把菜刀，磨好后用布包好借给我。我拿着包好的菜刀，照样去上工。大概早上十点，那伙广东人也到了，边走边高声讨论昨天的事情，仍然说着要打死我丢海里的话。我在暗处听了，心里那个叫恨呀。蛮劲儿上来，牙一咬心一横，拿着刀就跑了出来，冲到他们面前，举着磨得明晃晃的菜刀，对着他们大声说：“想动手的，来，抓住一个砍一个。反正我也不想在这里继续做了。”
可能是被我突然起来的狠劲儿给吓住了，那伙广东人一个不敢动。僵持了一会儿，几个广东人悻悻地走了，我还是退回到厨房去上工。厨房里一位师傅，看广东人退出去了，悄悄走过来劝我，最好不要呆下去。“广东人拉帮结派的，这会儿退出去，说不定带更多的人来，你就一个人，寡不敌众，一疏忽可能就有性命之忧，还是早点走为好。”我心里琢磨了一下，觉得师傅说得有道理，东西也没敢收拾，匆匆忙忙跑出来了，搭了车直奔英皇道。在那边也有一个五芳斋，我在上海认识的江凤刚师傅正在那里做头厨。头天晚上，我就琢磨着实在不行就来投靠江师傅。
江师傅有心帮我，但当时香港找工作的人太多，店里也没有空缺，他也只能让我先等着。晚上没地方睡，江师傅就让我睡餐厅的椅子上。我心里七上八下地等了两天。师傅看我也可怜，问我是否肯先做打杂，我答应了。在厨房里，什么杂事小事我都抢着做。也是我运气好，一个星期后，厨房里两位学徒打架，有一位走了，空出来的位子江师傅就让我补上了。
江师傅看我做事认真，加上又是老相识，闲的时候，开始教我做一些复杂的菜式。有这么好的机会，我哪里肯错过。师傅教我时，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平时见缝插针找各种机会动手试做。有时候师傅不在，我也大着胆子抢着做顾客叫的菜。
当时餐厅里干的鱼翅海参，都需要用热水发泡。我想发泡也是一门手艺，也要想学到手。结果有一次试着做的时候，热水喷出来。厨房里热，衣服比较单薄，热水直接烫伤了半边身体，成了上报纸的事故。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来月。
期间就黄雄英阿姐看到报纸上登的事故信息来看我。我心里很明白，兵荒马乱，大家都是疲于奔命，哪敢停工来探病；但独在异乡，孤身一人躺在病床上，着实有些凄凉和无助。
伤口差不多好了，我还依旧回到五芳斋上工。事不凑巧，餐厅老板因为一些小事与江师傅发生了争吵，江师傅一气之下离开了餐厅。虽然他带我时间不算长，但他是第一个主动教我的师傅，我一直非常感激，师傅走了，心里很是失落，便也离开了五芳斋。
上海的洪帮兄弟有很多跑到了香港，我与其中不少人都是患难之交。其中有一位比较年长的，我们都叫他“谢老头子”，是杜月笙的徒弟，头脑灵活。但到香港后，一直都找不到工作，吃住都有问题，我偶尔自己过得去的时候，会接济一二。谢老头子见我手艺不错，劝我自己出来做“包饭”生意。他说：“小老弟啊，人啊早晚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总不能一辈子仰人鼻息，听人使唤，你说是不是？”我对谢老头说的话非常动心。离家千里，历尽艰辛，自然不愿永远仰人鼻息。自己做生意，比较自由，赚的钱都是自己的，更加实在，便答应了谢老头的提议。我和谢老头分好工，我掌厨、管钱，谢老头找客户揽生意，他的吃穿住等一应用度，则皆由我负责。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做老板。谢老头找到的第一单生意，是给湾仔一家舞厅的舞女做包饭。舞女人数不多，且大部分舞女一天只吃一顿晚饭，还有不少人会跟客人外出吃饭，算一算利润一般。
谢老头交友广，没多久又找到了给码头送饭的生意。码头人来人往，跑船的、运货的、卖东西的，很多都是旧洪帮兄弟。每次船一靠岸，码头上的工头就帮我们收订单，我们按单子送饭，一周后收钱。有洪帮兄弟的照应，生意倒也稳定。
一个多月后，我有了一点小积蓄，又借了一点款，在尖沙咀码头租了个房子，做饭兼住宿用，算是安了自己在香港的第一个家。尖沙咀附近有很多写字楼、银行、办公室，但是没有食堂。大家反映我的饭菜口味不错，价格也公道，很快这些坐办公室的白领都成了我的基本客户。
刚开始做包饭生意，从买菜、洗菜，到淘米做饭，都是我一个人，顾客渐渐多起来了，我先后聘了八个人做帮手。说起来我是老板，实际上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照应多过老板伙计关系。有个八十多岁的师傅，也是从上海过来的。在上海的时候，他是自己开饭店的，到香港却没了营生，也同我们一起干，他负责烧饭。租的房子很小，只有一张床，大家都很自觉，让给四个年纪大的睡，我们剩下的几个人就打地铺。
在雇来的八个人里头，倒有大半是文化人。都是从大陆来的，肩不能挑担，手无缚鸡之力，最是难找工作，还常被人欺负。我们做包饭的，饭菜做好了，是要挑担子送到门上的。写字楼里有电梯，但看到挑担子的，就不给进，不管多高，得爬楼。他们挑不动，怎么办呢，我年轻有力气，就自己来，底楼不用爬的，就让他们抬着去送。那时候的香港，市面上到处都是饿得面黄肌瘦的乞丐和难民，包饭有时候会剩下，看着我们挑担走过，都是追着讨东西。伙计们嫌麻烦，到处避让。我想，至少我们能够吃饱，也有地方遮风避雨，他们只是要一口剩饭菜，便立了规矩，但凡有了剩饭，不用问，直接分给乞丐流民。
辛苦踏实的日子过了三个月，突然谢老头子说要走，连带着将我也又一次推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