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素清
长科走后，公婆因为我非但没有听从他们的嘱咐留住长科，还自作主张资助长科离家，对我百般为难。以他们的判断，我会有如此出格的行为，都是因为读书多害的。于是长科走后，公婆便不许我再看书。这真比要我同其他农妇一样下地挑水、种菜更让我痛苦百倍。生活困顿，不让我看书，就似封住了我心门的唯一透气口，愤懑无比。
其实我本可以向娘家求助，可我是拗脾气，既然父亲给我选定了长科作夫婿，我也接受了，无论多难多苦，我就必须自己坚持下去。我知道前路暗淡，但害怕无济于事，抱怨也毫无意义。“你看看，哪家媳妇不是一样干活。”公婆说的没错，在贫苦的农村，哪个农妇不是肩要挑手要抬，锅台边要打转的，我凭什么不可以。
决心好下，真做起来还是千难万难。一担水，压在我的肩膀，似有千斤重。肩膀上垫了厚厚的棉布，晃晃悠悠但一次，肩头就是一层水泡。天天如此，旧的破皮还没长利索，新的水泡又出来了。因为姿势不得法，加上怀着身孕，每天来回在田埂上走动，我总是摔跤，摔得浑身是伤。哭，是绝对不可以的。乡里乡亲，百十双眼睛盯着，哪家新媳妇说活儿做不好还要哭闹，那是挖地缝也盖不住的丢人事儿。熬着！这是我唯一能给自己的答案。
农民的日子，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未出而作，日已落未歇。夏日，月色清明，把大地照得一片透亮。小时候，书上，这样的月色，是“天涯共此时”的美好；如今，这月色却是我心惊肉跳的回忆。因为这样的月色，意味着，公婆三点便要唤我起床，要乘着月好看得见，去田里多做些活儿。
月色下，四周一片死寂，田埂都似蒙上了一色惨白。不能思考，不能停下来，拔草，割菜……自己的呼吸清晰可闻。几十年过去，世人依然热爱明月的皎洁，可我每当看到好月色，就会莫名紧张。那段岁月的印记，实在太深刻了。
我和长科的第一个孩子——永松，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来到了我的身边。永松的到来，给我灰暗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希冀，更给了我支撑下去的勇气。整整十年，永松就是我全部的温暖存在。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是在苦难中积累起来的，不同寻常。也是这个原因，几十年后，我们一切都好了，永松却先我而去，最是让我痛心。
永松能够安然来到人世，真是老天的眷顾。有孕在身的日子里，我要下地干活，劳苦自不必说了，婆家穷得叮当响，温饱也是求之不得。为了节约时间，公婆规定我中午饭，也在田里吃，小叔、小姑负责给我送饭。家里人口众多，等到大家吃完了，再给我送的，不是隔顿就是隔夜的剩饭剩菜。怀孕的后期，正是大夏天，那时候自然没有冰箱，饭菜送来，十次倒有八九次是馊的，闻着味道就恶心反胃。没办法，我是一个人吃两个人养，肚子饿得受不住了，馊饭馊菜，就近找个水沟，舀碗水漂漂，也要咽下去。
日子就在这无尽的农事与公婆的怨恨中缓慢挨过。那是个毒日头的天气，我挺着大肚子在田里除草。突然下身一股暖流，羊水破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往家赶。到家婆婆看到了，得知是羊水破了，非但没有安置我，还将我重新赶回了地里。“头胎哪这么快，回去再做点事儿。”
忍着剧痛，我又往回走。双腿疼得根本支撑不住笨重的身体，摔了好几次，跌跌撞撞到了田里。一路上我只是不住的默念，孩子，孩子，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儿。
永松生下来十分瘦小，因为羊水几乎流干了，分娩的时候，我吃尽了苦头。还好，谢天谢地，总算是母子均安。在那苦难的岁月，老天实在已经是厚待于我。
按照李家族中规矩，永松是李家永字辈的长孙。公婆其实都是简单朴实的农民，难免有些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思想。永松的到来，给两位同样备尝苦难的老人带来了难得的喜悦与安慰。公公甚至借贷买来了鸡蛋，做了好多红蛋送给亲朋、邻里。也算“母凭子贵”，公婆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改观。
虽然我有心隐瞒，总是报喜不报忧，但同在一个城市，父母对我的遭遇，还是了然于心的。可农村风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虽然有心，父母对我的苦楚，实在是不便过问。月子里，父母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照顾他们最心爱的女儿的理由。听闻我生产，父亲母亲赶到我家，见面就与公婆商量，早产儿不好带，我九死一生，身体大受损伤，想要将我接回娘家坐月子。公婆也高兴地同意了。
初为人母的喜悦，加上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照顾，这一个月，让我又一次体味到了幸福。身体上的恢复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心里的轻松，那个月里，我觉得仿佛连呼吸都比平时轻松畅快很多。
幸福的来得不宜易，走得却总是太匆匆。月子结束，我又重新回到了田里。夏日的炎热还没有收尾，日头长得每日里盼下工回家成了一桩苦差。天天的，我就总盼着有一场雨，能让我有借口躲回家去见见我那可怜的孩子。瘦小的小脸，是不是又因为不能及时喝到母亲的**，哭得涨红。
可天总是不随人愿的那么晴。
我在地里干活的日子，永松只有实在哭闹得凶了，小姑才会抱到田里来给我喂。孩子吃饱喝足了，在阳光明媚下沉沉睡去。往往是脸上泪痕还没有干呢，嘴角已经露出了满足的微哼。“嫂子，你要干活，快把孩子给我吧。”小姑的催促总是打断我瞬息的幸福。可怜的孩子，连母亲温暖的怀抱，都无法尽情地拥有。
无论悲伤喜悦，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一日日长大，只是那个说好了要快快团聚的孩子的父亲还无音信。
“长科，你到底在哪里？是否安好？为什么不给我稍个信，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好。”无尽的长夜，我只好搂着我的永松，听着夏虫嘶鸣辗转，伴着冬雪纷飞哭泣。
我的婚姻是父亲做的主，母亲强烈反对，家中其他亲眷也并不赞成。我不愿娘家人因为我的婚姻起冲突，所有的苦楚一概都是不说。邻里亲戚有些看不惯长科父母对我的苛待，替我抱不平：“长科都出去这么久了，一点消息没有，你有文化，完全可以离开他家自力更生。”逃避苦难，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了，可我和长科之间是有约定的啊，就在长科离开扬州前的那个寒冷的除夕之夜，我说，一定会为他守住这个家；他说一定会快快回来团聚。
贫穷、饥饿，繁重的劳作，这些身理上的苦难都还在其次，精神上的折磨摧折心智。长科离家后，我每日里都是提心吊胆。一方面是担心信息全无的长科的安危，另一方面，国内政治运动也如疾风骤雨般一波接一波来袭，一点点夺走了我母家的安乐。
永松是我唯一的慰藉。但当他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一个问题开始搅得我不能安心：该不该跟孩子说他的父亲。说吧，如果孩子问我父亲在哪里，我该如何回答。不说，孩子都不知道父亲，是多么残酷的事儿。
冥冥中自有天意，分别两年后，我终于获知了长科的消息。
也是一个傍晚，李家的规矩，晚餐后的洗碗工作是我的。那日洗好碗，我照例给灶王爷上了香。突然，好好的灶王像就摔落了下来，一堆信件散了一地。拾起一看，都是长科写回来的家书。
顾不得深思长科的信为何会被人藏在了灶王菩萨像后，长久的期盼终于有了方向，已经让我感念天地。害怕被人发现我已经找到了家书的藏匿之地，起风波，我赶紧将灶王像归位，把信藏在胸口，出了厨房。深夜，确定全家人都睡着了，我回到房间，不敢点灯，借着月光，手脚颤抖着将长科的信一封封地取出细看。
每封信里，有关长科的经历，只是寥寥数语，更多的是对家中情况的关切。越洋、偷渡，这些词语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虽然李家贫寒，可要是在家，苦虽苦，还是安全的。我的夫君，一人在外，涉险犯难，也没有放弃奋斗，也没有忘记对家的承诺，让我既心酸又欣慰。
第二天白天照例是要劳作的。我从未如此强烈的期盼天快点黑。家人快点休息吧，我要给长科写信。
满满六张纸。第一次给长科写信，我细细记录了家里的近况，农事的年景，永松的乖巧，就是绝口不提公婆把信件藏匿起来的事儿。长科的信，长科的音讯，让我在贫瘠的生活天地里，重新找回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