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长科
走出码头时，夜幕初降，码头附近的灯光朦胧暗淡。等了没多久，接应我的人到了。我们搭上公车，到横滨火车站，接着搭上了往东京的火车。
车厢里很暗，只有疏疏落落三五人。窗外灯光闪过，一个小时后，火车到了东京，我紧紧跟在接应人后面下了车，再搭一趟车，就可以到我此行的目的地——江央饭店了，心里却越发紧张。江央饭店有一位王师傅，过去也在三和大酒楼，跟我关系不错。打定来日本的主意后，我第一个想到了他。可关于王师傅的信息，都是朋友们带来的，出发的匆忙，也没来得及和王师傅取得联系，王师傅是不是在，是否能帮我，我心里没底儿。
到达江央饭店时，夜色深沉。说来真是巧，在饭店门口，正好就碰到了王师傅。我上前打招呼。王师傅急着要出门，猛看到我，很是吃惊。来不及叙旧，匆匆忙忙给了我一床被褥，让我先到饭店后面的员工宿舍睡觉，其它再说。
揣着十万分的忐忑，找到员工宿舍，其实就是个空房间，已有十来个人躺在地下睡着了。灯光昏暗，辨不清脸孔，我随便找了窗边一处小空位，裹着棉被，倚着枕头躺了下来。
根本睡不着，心里满是杂乱的思绪：在东京人生地不熟，一句日本话不会说，今后如何谋生？如果偷渡的身份被发现怎么办？明天该怎么跟王师傅开口，他会不会帮助我……
四周鼾声如雷，我也累了一天实在提不起劲儿了。渐渐放松下来才发现紧张了一天，都没有上厕所。初来乍到，也不知道厕所在哪里，想忍，可要怎么说人有三急呢，实在忍不住呀，只好拍醒了睡在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被我叫醒，火气一下子上来了，用日本话呵斥我。我吓了一跳，又听不懂日本话，一紧张，嘴里头扬州话、上海话、广东话都爆出来了，对方哪里听得懂。折腾了好一会儿，又打手势，又比划，总算让对方带我去了厕所。
重新躺下，心里更加不安定，异国他乡，解决个三急，已经如此不易，今后如何在此生存尚是问题，又如何做番事业。
疲劳终究战神了紧张，迷糊之间，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第一桩事情就是找王师傅。王师傅听明我的状况后，想了想，便将他的一位朋友尹师傅介绍给了我。尹师傅40来岁，身材瘦削，来自横滨的华正楼，这几天因来东京喝喜酒，顺路过来找王师傅叙旧。尹师傅听闻我是上海三和大酒楼出身，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到横滨去，先帮他做几天替工。我没想到这么快便有如此好的机会，满心欢喜，马上应了。
命运真是奇妙，我从横滨到东京才这么短时间，就又回横滨去了。
尹师傅所在的华正楼，地处横滨的中华街。这条街上全是中国人开的店铺，饭店、杂货店、中药铺等等，很多日本人和观光客喜欢来此吃饭购物。华正楼是中华街最大的中华料理店，老板姓胡，是宁波人，50来岁，年轻时便已来日本打工，省吃俭用，勤劳肯干，创下了华正楼这份家业。华正楼里只有两位中国厨师，一位是尹师傅，另一位是张师傅，其他的员工都是年轻的日本人。尹师傅和张师傅对于我的到来非常欢迎。华正楼的生意蒸蒸日上，两位师傅应接不暇，年轻的日本工人，语言不便，有些帮不了忙。我有经验，又都是中国人，好沟通，是再合适不过的帮手了。当天，张师傅便热心地解释厨房作业的各项规矩。听着熟悉的乡音，看着熟悉的中式锅碗瓢盆，恍如又回到了熟悉的上海。
初到华正楼，尹师傅说是帮忙三天，后来三天变成半月，半月变成了长工。在华正楼的那段时间，每天早起练功又被我重新捡了起来。在外闯荡那么久，深知有个好体魄，有能力自保，是多么重要。练完功，我还能比其他员工早一个小时上工。每天下班，我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这是我在日本第一个落脚处，第一份工作，要立足，便需比别人付出加倍甚至十倍的努力。
尹师傅喜欢打麻将。我就跟他商量，如果是准备工作，他拿单子写下来，我去忙，他可以去打麻将。后来，尹师傅见我肯学，开始教我做凉菜、点心。学会了，师傅该做的，我都悄悄地帮着做掉。尹师傅很是开心，一直在老板跟前夸赞我。
也就是过来三个月左右，一次中午休息，大家都走了，我留下来打扫卫生，在走廊下捡到了个信封。打开一看，不得了，一万多美金。打出生就没见过那么多钱呀，这么大笔钱，丢的人得多着急。拿着信封，我立时找到了大厨张师傅讨主意。张师傅说店里就老板可能有这么多钱，大概是老板掉的。便帮忙收下，转交老板。当天下午，就听说钱确实是老板的，已经拿回头了。失主找到了，我当事情就过了。尹师傅却异常开心，一个劲儿说，自己没看错人。
这事儿过了三天，下厨后张师傅满面笑容地找到我。“小赤佬，好福气呀，不错不错，老板要招你做女婿了。以后可不要忘了是哪个提携了你呦。”张师傅边说边拍着我的肩膀。
“不行，不行呀，师傅，我家里有老婆小孩的。”我忙拒绝。
张师傅一脸诧异地看着我，“小赤佬，这么早就结婚啦。多好的机会哦——”张师傅意味深长地看了我，走开了。
日本战后很穷，经济萧条。战争中，男子战死的很多，女多男少，很多外国人到日本后，为了获得合法身份，都选择找个本地女子成婚。也不管本国家中是否有家小。日本女人也不计较，毕竟男人荒严重，能找个安心留下来过日子的就行。我那时候还是黑户，时刻有被发现遣返的危险，找本地人结婚，当然是最便捷解决这个难题的方式。如今橄榄枝伸到我跟前，要说全没有动心，那是假话。而且对方还是老板的女儿，在事业上可以给与我帮助。加之老板是华裔，语言文化都没有障碍。在外人看来，这是再好不过的姻缘了，可我心底里总有个声音在喊：素清在等我，我要回去与她团圆，我不能让她像王宝钏一样等上十八年……
后来师傅们带话出来，老板问是不是我嫌弃他女儿不够好看。师傅们劝我好好考虑，居留的问题才是最紧要的。大陆的女人，生死不知，相隔两地，何时能聚，还能不能见，都不知道，要抓住眼前。虽然我百般解释，老板那里，总还是有了嫌隙。毕竟我来日本那么长时间，并不像别人有家书寄到，很难让人相信我真的有家小。
是呀，家里人为什么不给我来个信呢？想到老板师傅们的误解，想到家中老小的安危，漂泊异国的伤感顿时席卷全身。
能掌勺做菜后，我的工资就涨到了大约是50块美金，六个月后，就又涨到了100块美金。除了必要的开支，余下的钱我都寄回家。因为那时候日本和中国不通商，我的信都是先寄到香港堂哥李长华处，请他代为转寄。我虽然初通文墨，读书看报可以，信却写不来，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往往两三天写不出一封信来。但每三个月寄一次钱，我却从来没有耽误过。去了那么多信，素清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呢？
到日本稍稍站稳脚跟后，我便忙着找人。在上海有个人叫佘德科的师傅，是把我介绍到三和酒楼当学徒的中间人。我离开上海的时候，他托我帮着找儿子。大陆解放的时候，佘师傅和儿子失散了，听说随军队退到台湾去了。我之前到香港打听到老人的一个外甥是和佘师傅儿子一个部队的，听说早一年也来了日本，或许知道消息。
可惜，多方打听虽然找到了这位表兄，得到确实不幸的消息：佘师傅的儿子早几年被流弹打伤死了。兵荒马乱的岁月，大家都是忙着求生，这样的消息，也没有来得及给捎回去。表兄的意思是不能告诉老人家，老人家就一个儿子，如今一个人在上海孤苦无依，不知道，多少还能有点幻想，知道了就是致命的打击。我觉得表兄的顾虑有道理，但老人长期忧心，生活也没有保障，也没法好好生活。
“我可以给代替他儿子，给他寄钱，为他养老送终呀。”思定后，我开始定期给佘师傅寄钱寄信。佘师傅也常托人带信给我。直到老人去世，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他儿子已经死于战火的消息。老人去世，我用300美金，请人置办了上好的棺材，为老人送终。
动荡的岁月，这似乎是我唯一能为老人做的。老人一辈子没有等来团圆，我那隔着万里的亲人，团圆之期又在何时。想想不禁又是满腹的忧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