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的走，来的来，反反复复。
枣子村的人口迅速膨胀着，就连快要坍塌的老窑都住满了人。为了能让村子井然有序，毛兴旺提出组建管理及视察小组；这个组完全由妇女组成，村民高景民的老婆乔玉琴担任组长。这是一份美差，不用干一点苦力活，悠闲地在村子里转来转去。
根据煤矿新出的规定：年底将进行一次性分红，每家每户按人口来分，每人二十万。这一下把村民忙坏了，每家每户只要是女儿在今年要嫁人的，都把日子推到明年；儿子只要能懂得娶媳妇的的概念，都张罗着办喜事。说真的，这好比是地上捡钱一样，都想尽全力拿到最多。以前，那些儿子少的村民总是笑话人家儿多的，说儿多肯定打光棍；现在，只能低着头自己打自己嘴巴。
这一规定让全村人成了暴发户，以前的万元户都寥寥无几，现在呢？大家都是百万元户。有钱不是坏事，但忘本那就是有点变质。
这次的影响力很大，好多上学的男孩被家长强行带回家中，四处打听门当户对的女孩。高景民的两个儿子就是其中的受害者，大儿子叫高波，十五岁，初三学生；二儿子高江，十三岁，初一学生。周五下午，正当两兄弟准备从镇上的中学回家时，高景民骑着毛驴来了，远远地就示意他们站着等一等。走近后，急忙从驴身上跳下来，别拍驴肚子边微笑着说：“儿子，爸爸明年就给咱买个摩托，下一集就把毛驴卖了，咱们再也不用受罪了，你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高江很是兴奋，忙问：“爸爸，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只见高景民抿了抿嘴，不慌不忙地说：“咱们有钱了！每个人二十万！”“啊？二十万！我们也有吗？”高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盯着高景民问。高景民没说话，微笑着点了点头。
简单的几句交谈之后，高景民吩咐儿子们去收拾东西，自己则去校长办公室办理退学手续。按照以往，高景民每次去校长办公室总是文文弱弱，像个小偷一样猥琐。这一次可不一样了，像个领导一样推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大步跨了进去。马校长是个很随和的人，不管谁来，他都招呼坐下来谈；所以，老师和家长都十分尊敬他。然而，高景民却打破常理，没等马校长反应过来，他就一屁股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仰着头，右腿搭在左膝盖上，边看办公室里的陈设，边说：“马校长，我想把高波和高江领回家去，在你这里办理一下退学手续。”马校长很是吃惊，摘下老花镜，仔细瞧了瞧他，温和地说：“景民啊！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两个孩子的学习都不错，退学只能断送......”没等马校长说完，高景民就不以为然地接过话茬：“马校长，村子里要分钱了，我想赶紧给他俩成家，绝对不能耽误了这个好机会。”看着他得意忘形的样子，马校长顿时火了，亮着嗓门吼道：“你算什么狗屁家长！丢你先人的驴蹄子！你这种人有好子弟都毁了！唉......”高景民不知从哪来的勇气，竟然敢跟马校长顶嘴，“我的儿是我的！我想让干嘛就得干嘛！你管不着！”“你放屁！滚！”只见马校长随手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一本字典，狠狠地朝高景民扔去；字典没有打到高景民，而是顺着椅子边飞了过去，落在地上，碎成两半。高景民见状，急忙站起身，咬了咬牙，瞪了瞪眼，跺了跺脚，一把把椅子推倒在地上，甩开门，气冲冲地走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马校长像个孩子一样瘫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嘴里喃喃自语。
高景民不顾一切把两个儿子接回家，早早终止了读书之路。
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定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高波和高江回家了，整天游手好闲，除了相亲要忙活一下，其它时间都和一帮闲散之人聚在一起。短短一周时间，兄弟俩就把学业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却学会了喝酒，抽烟，打麻将，玩纸牌......没过多久，村子里的闲散人就成了一个帮派，还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兄弟会，统一暗号，统一服装；高波和高江也是其中的成员，他们两个负责向拉煤司机收取保护费。刚开始，司机们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完全当小屁孩一样看待，别说收保护费了，就算是个乞丐讨个三毛两毛都不给。遇到这样的情况，“兄弟会”只能集体出动，谁不给就是一顿痛打；一周下来，高波和高江长了不少威风，谁见了都要问声好。或许是这样的生活十分刺激，让他们乐在其中；或许是能得到“别人的尊敬”，让他们沉迷于此。
“兄弟会”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了毛兴旺的利益，好多司机抱怨他管理不到位，没本事，连村里的人都管不住还当什么村长。毛兴旺知道后，甚是恼怒，当天就让手下的工人传话给“兄弟会”，要想拿钱就立即住手，如有不从者，一毛钱都得不到。这话很快就传到“兄弟会”的耳朵里，他们不但不买毛兴旺的账，还扬言要共同管理村里的事物。这摆明了是对村长权力的挑衅，此时正是得意的毛兴旺哪能容得下这帮人叫器。气冲冲地来到煤老板办公室，并向煤老板说明了情况。看在毛兴旺有恩的份上，说什么也得帮，于是，煤老板召集了手下的二十来个打手，命令他们一起去教训一下“兄弟会”。
正直中午，若无其事的“兄弟会”聚在村口的大柳树下喝酒，嘻嘻哈哈，谁也不会想到灾难即将降临。正喝尽兴时，不远处传来了毛兴旺的喊声，“喂！不是要和我分管村里的吗？我来了，咱们商量商量。”随后便示意打手把他们围住。不知是酒精给予的冲动，还是这段时间长了胆量，他们居然都站起来，手里握着酒瓶，咬着牙，瞪着眼，准备一番打斗。看这架势，毛兴旺实在是忍无可忍，抬起右手，做了“上”的手势，转过身，扬长而去。一声令下，打手们如饿狼一般凶残，几下就把“兄弟会”全部撂倒在地，你一脚，他一脚在他们身上狂踩。这些瘦小的身体，哪能经得起这帮壮汉的拳打脚踢，一边惨叫，一边求饶。
这顿打挨的不轻，个个皮开肉绽，满身是伤。打的最严重的就是“兄弟会”的头头冯彪，这伙壮汉把他的腿都打断了，就算接住也是个瘸子。唉！都是无事生非惹的祸，好好的人成了残废。冯彪怎么能咽下这口气，这不仅对他人身伤害，更对他的威信重创，大小也算个头儿，这以后哪有实力来领导兄弟们。想来想去，他决定出去混社会，混出个人样来，一定要亲手宰了毛兴旺。于是，简单收拾了行李，趁着夜深人静，一瘸一拐地走了。
这次血的教训让高波和高江收敛了不少，再也不敢流里流气。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和睦相处是生存的准则。
事已至此，高波和高江只能听从高景民的安排。天刚刚亮，兄弟俩就盛装打扮了自己，穿上新衣服，新鞋，梳着三七分，高高兴兴地去相亲。高景民带着高波去了段子梁，媒婆说那里有个姓段的女子，跟高波同岁，长得水灵，眉清目秀；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生辰八字相当吻合，简直就是天造的一对。乔玉琴则带着高江去看哥哥家的女儿。按照法律规定，近亲不能结婚。然而对农村人来说那是胡扯，他们认为近亲结婚亲上加亲；以至于农村有好多表兄妹，表姐弟组成了家庭。
高波或许能懂点相亲是怎么回事，可高江完全不懂，在他看来，娶媳妇就是多个做饭洗衣的人。乔玉琴的侄女叫乔珍珍，十六岁，比高江整整大了三岁，按理高波都要叫姐姐；可是，农村人似乎不在乎辈分，他们有自己的说法。“女大三，抱金砖”，这恰好掩盖了女方大的说词；“各论各辈，各叫各的”，就是高江依然叫高波是大哥，高波依然叫乔珍珍是姐姐。
懵懵懂懂，兄弟俩的亲事就定了，并找了阴阳师算了日子，定于本月二十五号正式过门。有钱了自然要显摆显摆，更何况乔玉琴大小也是个官。这场婚礼将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婚车换了，不再是两个三轮车，而是煤老板亲派的五辆小轿车；餐具换了，不再是用老瓷碗盛饭，而是小细碗；菜品换了，不光是猪羊肉、烩菜和馒头，而且增加了八个碟子。这还不算完，煤老板专门从县里叫来摄像和化妆，给婚礼增添了从来没有过的光彩。
这场婚礼前所未有，方圆几十里内无人不知，大家都羡慕不已：“唉！看看人家那是什么阵势。”“我活了一辈子还没见过比这气派的。”“人家也是人，咱们也是人，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有钱，有权，有势，人家就是这么任性，能说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