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新加坡朋友，认识了他许多年，每次去他家都会碰上他爷爷。老爷子身体结实，声音洪亮，听说我来自中国很喜欢与我谈天。其中一次聊起了他十九岁时遇到的一件事，花了很久的时间才讲完。我听了后很惊讶，时隔七十年他竟然清清楚楚，连那一天的天气细节都描述的那么真切，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老人如此地记忆犹新。
昏暗的灯光下，耀文和大高蜷缩在院子里的一间杂物间里，他们正透过指头宽的窗户缝隙向外张望，张望已经住在这个院子里三天三夜的日本兵。整整一个小队的日本军人，一共三十人，他们黄色的军服，耀眼的刺刀，还有那哇哩哇哩很难听的日本话，和这些蛮横无理的军人相处的日子，不得不说是屋子里这两个年轻人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而更难忘的经历还在后面。
一九四二年立春刚过，马来半岛的南端闷雷阵阵，潮湿的空气笼罩在新加坡全岛，市郊区一座二层楼的李家院落里，李夫人正来回渡步，此时此刻她忧心忡忡。这两天报纸上的消息越来越紧张，上面讲日本人很快就要来了，狮城的空气中笼罩着恐怖的气氛，许多人家的大门都上了锁，有门路的人早早带着家眷离开了这个即将沦陷的孤岛。
李夫人也准备离开了，她想带着孩子们躲到娘家去，娘家的屋子相对结实，还有一个很深的地下室，如果遇到日本人的飞机轰炸，藏在那里生还的希望一定大得多。可是她又舍不得自己的小家，毕竟这是她和丈夫经营多年的全部家底，她担心如果不留人看守，这兵荒马乱的，万一遇上歹人乘虚而入，这家里的物件不管是值钱的还是不值钱的，一定会被折腾的一塌糊涂，甚至会被洗劫一空。
想好对策的李夫人，晚饭后特意让其它孩子回避了，留下了十九岁的长子耀文，她语重心长的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耀文，你是家中老大，读书最多，脑子也灵活，妈妈让你看家，等于是把这个家交给你了，你要千万小心，遇事和你大高兄商量，一定不要感情用事，明白吗？”
“母亲，爸爸在外谋生，我理应承担家里的事情，我已经不小了，会见机行事的，您就放心吧。”
“我已和大高说了，他拉脚车多年，城里的大街小巷都很熟，哪里最安全他也最清楚。日本人来了，一切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他们呆多久，谁也没把握，但他们肯定不干好事，你们可要倍加小心。我们之间随时保持联络，一旦有事你和大高立即撤出来找我们，记住了？”李夫人的语气异常的严肃，在耀文的记忆中，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母亲如此这般。
李夫人口中的大高是个憨厚诚实的小伙子，比耀文大十岁，是个拉脚车的车夫，由于勤劳肯干，李夫人特意包了他的车，专门接送耀文的三个弟妹上下学，他与李家每个人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大家从不把他当外人。
就这样，耀文和大高留下来照看屋子，李夫人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娘家躲避。家人走后，耀文和大高静静地守候在自家的院子里，忐忑不安的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那时的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一切的防务由英国驻军负责，守护这个孤岛的英国军人根本经不起日本人的凶悍进攻，经过几次顽强的抵抗失败后，随即宣布投降。他们被迫放弃了坚守，连同住在这里的大英帝国子民一起接受了日本人的管制。那一年的大年初一，是狮城历史上最凄凉的春节，日本军人骑着自行车越过了新柔长堤，迅速占领了新加坡，全岛的人瞬间变成了太阳旗下的天皇臣民，稍有反抗者，立即遭受了灭顶之灾。
大年初一的夜晚，耀文被院子外面砸门的声音惊醒，他慌忙叫醒大高来到院子里，门外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夹带着撞击门的声音。大高开了门，一群日本军人蜂拥而进，其中一个挎着军刀的日本军官冲着他们指手画脚，他声音严厉，根本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
“他们要干什么。”耀文用客家话问大高。
“他们要住在我们院子里。”略懂点日语的大高看着耀文。
“你和他讲，同意他们的要求。”此时的耀文很冷静，自己身上手无寸铁，他还能有什么其它选择？
日本军人很快住进了耀文家，由于房间不够用，日本人把他和大高赶进了院子角落储藏杂物的小房里，那个跨军刀的小个子军官还比划着手势告诫他们要随叫随到，他的士兵无论有什么需求，都要尽量满足。
“他们是不是要离开了？怎么出来的士兵全部把东西都带走了？”耀文一边向院子张望，口中自言自语。
“好像是，我听见小个子军官喊集合。”大高小声地答话，接着他愤愤不平的埋怨起来，“终于熬到头了，这几天把我们折腾坏了，低三下气的简直就像个牲口。”
“是啊，真没想到我心目中最崇拜的英国皇家军队怎么会这样快的败给他们，真是不可思议。”耀文说完陷入了沉思。
“耀文，今天下午，车仔行的孙麻子捎信来，说李夫人和家人一切平安。”
“太好了，转告我母亲了吗？我们也一切都好，不要她太担心。”
“说了，只是孙麻子还讲日本人要在全岛进行大检证，让我们小心。”
“大检证？是要检证什么？”耀文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明天我再打听一下。”
说话间，日本兵集合完毕，他们扛着太阳旗，排着整齐的队伍离开了院子。两个年轻人正准备出来透透气，院子外走进来一个人，朝着杂物间走来，是那个小个子日本军官，来到跟前大声的喊叫。
“他叫我们出来，快！”大高推着耀文往外走。
又是一阵哇哩哇哩，大高一直在一边点头，嘴里不断地嗨嗨声，等到那个小个子军官离开了，大高才说出了原因：“他让我们快快离开院子，他说如果不走会被枪杀。”
”他的话可信吗？”
”他是特意跑回来说的，应该可信吧？”
这一夜，两个人都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耀文和大高来到街上，他们看到了墙上贴出的布告，没多远就贴一张，内容相同。
“凡住在昭南岛的华侨，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应于二月二十一日中午之前，各自携带饮用水和食物，到指定地点集中。如有违反规定者，必受严厉处罚。”
l、爪哇街及惹兰勿刹广场；
2、里巴巴里律南端广场；
3、诺勿里芝律和水仙门附近；
4、加兰与芽垄交界处胶园；
5、丹绒百葛警察局附近；
6、巴爷礼巴路和漳宜路交叉处；”
“什么时候新加坡改成昭南岛了？”耀文边看边说。
“现在不是日本人的天下吗？想改什么，还不是他们说了算。”大高也是一肚子闷气。
“大高，那我们怎么办，看样子那个日本军官昨晚讲的话是真的，家里是不能呆了。”
“是啊，按公告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赶快回去收拾一下行李，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两个年轻人快步如飞，急忙跑回家捡了几件衣服，然后来到了大高熟悉的茂德路车仔馆，这个位于惹兰勿刹广场附近的驿站，是通常大高和他的同僚休息的地方，可今天它也被铁丝网围在了其中，变成了检证的区域。宽大的广场只设有一个狭窄的门，门口站满了日本士兵，他们荷枪实弹驱赶着人群，只准进不准出，当耀文和大高到达时，广场上已聚集的民众至少上万了，耀文发现人群中除了男性外还有不少的妇女和儿童。
一切安顿下来，耀文才从车仔行大高的朋友那里了解了大检证的一些内容。原来这是一个日本人针对华人的举动，是由最高司令官山下奉文亲自下达的命令，他们要肃清岛上曾经参与抵抗日本人的志士，肃清敢于抵抗的潜在力量，以他们的手中资料或直觉来区分哪些人是要肃清的人，哪些人是所谓的良民。
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零零碎碎的枪声一直没有停过，耀文开始担心起母亲和弟妹，但愿他们没有受此煎熬。
次日清晨，耀文决定早检早完事，他没叫醒大高独自来到了检证点。检证点在大门的另一侧，一张桌子后面竖着一个遮阳伞，椅子上坐着一个日本军官，两旁有士兵站岗。一个会说华语的翻译在指指点点，凡是检验过的人由他安排去向。等待检证的队伍排得很长，人们都小心翼翼，生怕节外生枝。
耀文观察到走出检证点的人，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在手上和衣服上盖个检字章，然后离去，一个是被推上一旁停着的敞篷卡车上，等待发落，虽然他们不知结果，但在耀文看来车上的人凶多吉少。
快到跟前时，大高赶来了，一个劲埋怨耀文怎么不叫醒他，他揉着眼睛直嚷嚷，最后是日本兵用枪制止了他。
“不许说话，把证件拿出来接受检证！”一旁的翻译嗓门更大。
耀文和大高递上了证件，翻译接过来交给了日本军官，日本军官认真看完证件后，突然站起身来到两个人面前，围着他们转了一圈，上下打量耀文几次后冲着翻译疑惑的发问。
“长官问你，你的年龄真的是十九岁吗？”翻译问耀文。
“是的，我是十九岁，我现在还是莱佛士学院的学生，正在读书。”耀文不慌不慢地回答，他还掏出了他的学生证递了过去，日本军官听完翻译的回话又吼了一句，这一声极为恐怖。
“长官问十九岁为何长得这样高？他不相信。”翻译官也严厉起来。
“你告诉他，我十六岁就这样高了，三年没长个了，我弟弟十六岁比我还高。”耀文觉得这个日本人问的荒唐，岁数和个子难道有公式吗？他要长，我拉得住吗？
没等翻译讲话，日本军官已经很不耐烦，他重新坐到椅子上，把证件甩给耀文，然后指着卡车的方向冲着翻译喊了一声。
“去，到车上等待。”翻译连忙发话，他一挥手，准备叫下一位。
“我们拿一下衣物，马上回来，行吗？很近，就在车仔行。”耀文预感不妙，赶快对翻译说。
“OK，快去快回。”没想到翻译居然同意了耀文的请求，他对着日本军官的耳朵轻声说了几句。
耀文和大高立即跑回了车仔行，他们是连滚带爬地跑回来的，停住了脚他们才发现，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湿透了，此时如果形容他们是魂飞破胆，恐怕一点不为过。
“怎么办，我们被日本人死死盯上了，这四周铁丝网密布，岗哨林立，恐怕很难逃脱啊！”大高望着耀文，说话的语气有些颤抖，整个一句话断了几次才勉强说完。
“先不着急，今天肯定出不去了，要耐心，我们等一天再说，如果检证官换了班，也许有机会。”耀文此时更像个大哥，反倒是他镇静下来安慰起大高了。
这一夜真是生死之夜，耀文连遗书都写好了，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第一次体验到了生命的脆弱，他在遗书中的一段文字，充分表达了他对日本人入侵新加坡的无比悲愤。
“……当自己的家园都得不到保护的时候，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不管他事先设计的有多么辉煌，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卑微的走向死亡。……”
又是一个白天来临了，岛上的天空乌云密布，暴雨前的闷热实在让人难受，广场中等待检证的人群队伍，远看似冬眠睡熟的巨蟒，弯弯曲曲横卧在地上，只是慢慢蠕动的躯体让你觉得他们仍然是鲜活的生命。
“孙麻子，你去看一下是否换岗了？”大高拍了一下老友的肩膀。
“好，我去兜一圈看看。”
“用我的脚车。”
“ok，放心吧。”孙麻子拉着脚车一溜烟没影了。
“日本人不查车仔行的人？”耀文问大高。
“也查，但他们自己有时也要坐脚车，只要证件对的上，一般都会放行。”
“那你昨天为何不拿出车仔行的证件给日本人看？”耀文的语速明显加快。
“我没有带身上，再说我也不能离开你啊！”大高回话时没敢看耀文的眼睛。
不多时，孙麻子回来了，他悄悄地打了个换人的手势，并把脚车交给了大高。
“再搞一辆脚车给耀文，要快。”大高嘱咐孙麻子。
当耀文和大高一人拉着一个脚车一起向检证点走去时，天空中落下了雨点，转眼变成了瓢泼大雨。两个人像落汤鸡一样来到检证点，在确认检证官换人后，小心翼翼地递上证件，直到这时他们才认出眼前的检证军军官是曾经住在他们家三天三夜的那个小个子日本军官。
不等翻译说话，小个子军官先开口了，显然他也认出了他们。他依旧是找大高问话，大高听一句，回答一句，夹杂着手势不断地比划，还不时指向耀文。
“快过来，耀文，过来盖印。”雨声中传来大高嘶哑的喊声。
耀文走了过去，一个士兵粗暴地抓过他的手，在手臂上盖了一个章，然后又去抓他的另一只手，耀文看到，几乎是同时，另一名士兵在大高的双臂上也盖了章。
随后，两个人拉着脚车在大雨中狂奔，耀文最后一次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惹兰勿刹体育场，特别是停在那里的几辆敞篷汽车，车上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昨天车上的人影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暗暗为自己捏了一把汗，如果不是昨天侥幸返回了车仔行，等待他们的命运将是如何？想到此他不禁后怕起来，脚下的步子也迈的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