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在大马路上，双手插在口袋里，穿过拥挤的人潮，不知去往何方，只想一味走下去，走到马路尽头，可是这条路的尽头不知在何方。
从小到大，走过不少道路，却不曾走到尽头。
偶尔，我将手从衣服口袋里伸出来，边走边晃，可是走几步却总感觉这晃荡太过引人注目，所以又马上收回去，因为冷，更是因为感觉无所适从，不知道将它放在哪里，如何处置。也许是因为习惯将手放在口袋里走路了。
这不是个好习惯。
冬天还好，不愁口袋，可以将手插在兜里，夏天可就难熬了。衣服没口袋，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又显得不伦不类，像个流氓，所以只是强忍着将它放在外面晃荡，时而握拳形，时而作掌状，遇上人多的时候则低头看并不漂亮出彩的手掌，或者假装着挠两下，像挠痒一样。
这是病，因自卑而产生的病。我早已知晓，可也早已习惯。习惯了，改起来也就难了。
冷风吹得极为欢畅，我伸出手揉揉被冻僵的脸，感觉原本粗糙的脸变得异常平滑紧致。
我想，我的脸现在一定非常红，像腮红，更像高原红，这是应该红血丝。
红血丝是08年那场冰灾作为纪念留下来的，可我并不喜欢，甚至是极为厌恶。因为它，我在寒冷的环境中脸是红彤彤的，在温暖尤其是暖空调的环境中，脸更是红彤彤的。更别说喝酒的时候，稍微喝一点，整张脸像要滴血一般，每每成为饭桌上被谈论的对象。
可是我还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解决它。这让我很是无奈。
我脑子里应该充斥着关于如何与家人商讨退学一事的，可事实是，不出一百步，我就将他抛诸脑后了。
我什么都不想了，却依旧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在大街上似孤魂野鬼，飘过来荡过去，直至饭点才罢休。
紧绷的神经在除夕的下午放松下来，毕竟已是开始过年了。虽说异乡的年味不如家乡，可这春节前三天，喜气还是极为浓烈的。
他们应该不会在这几天追问我。也许会选在初五，又或许是初六，但会在初九前，因为学校初十开学，我初九得搭车回去，当然，这是谈判失败的结果。
除夕的晚上，边吃买来的速冻饺子，边看春晚。原本是要自己动手包饺子的，但妈妈去得稍晚，饺子皮都卖完了，晚餐就变成吃饭，这速冻饺子是姐姐临时起意的结果，购买者是爸爸。
速冻饺子不好吃，可我吃了不少，因为我对饺子是毫无免疫力的，只要能吃，能入口，我便能吃上好大一碗。以前外婆在的时候，每次包饺子，我都是拿海碗装的，吃得个十足饱，那感觉，爽。
我突然想起了外婆，想起了远方的家。
窗外，从远处传来零零散散的烟花炮竹声，不知那个小农村的烟花是否还如我幼时那般璀璨绚烂，鞭炮声又是否如我幼时那般震耳欲聋。
我对春晚的兴趣，是一天天减少，以前还守着看，现在却是看也行，不看也罢。只是，爸爸要看，姐姐也要看，我没得选，跟着看。该笑时笑，该吐槽时吐槽。
爸爸不喜欢听时下的流行歌，用他的话说，这些歌都是“落了气的歌”。
“落了气”是方言，我也听得少，这里应该是说这歌满是些无病呻吟的情情爱爱，不够闹腾，不如《十送红军》那样的歌朗朗上口的意思。
妈妈忙活完已去五楼的临时租房休息，我、姐姐、爸爸三人则在二楼的租房内守着这十多寸、能播几个台的彩电。
忽然间，小租房内传出鼾声，我和姐姐不约而同地看了眼垂着头正欢快打鼾的爸爸，两人相视一笑。
姐姐要我叫醒爸爸，我皱了皱眉，并不乐意。就在“不”字出口时，我瞟到他低垂的头，花白的头发，心里猛地颤了一下，又恢复平静。我轻轻拍醒了他，让他去楼上睡。他也迷糊着双眼，踩着拖鞋，上五楼休息，而我的心思也彻底脱离春晚，不知飞哪里去了。
午夜跨年的烟花接连响起，新的一年终于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