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莫三四岁时，我还是个逢人就打招呼的活波小孩。
清晨或傍晚，只要有人从我家门前走过我便高兴的喊叔叔伯伯爷爷奶奶，他们也都笑着回应，说我嘴巴子叫、有礼貌、懂事，总之，有不少赞誉。
后来，因为家里和一些邻里闹了矛盾，家里人见我和那些与我家有过矛盾的人打招呼，便会在事后将我叫到房里，小声跟我说，以后不要看到人就叫个不停，知道不？
农村人，在课本上大多是朴实忠厚，热情大方的，可是，一个地域的人哪里能够一个或几个人代表全体。农村人，从书中走出来，更多的却是斤斤计较，口里说不在意，心里却过不了那坎；人前有说有笑，人后却是坐一起“讲白话”（聊天），道人长短。而多数争端就是起于这三五成群茶余饭后的“讲白话”。争端不减，这“讲白话”的日常也不减。
当然，人是复杂的。不能以地域去给一群人贴上标签，也不能因部分人去衡量一个地域。
我不懂，但看着他们一脸“阴沉”，我也有所收敛，再之后，彻彻底底的变得沉默起来。逢人也不那么亲切的打招呼了。
因为每天总会有不少人从家门前走过，而我又有所顾忌，不知道该不该和他们打招呼，便干脆将小板凳搬到房里，总算是“眼不见，心不烦”，再也毋需困扰叫或不叫了。
到后来，我越发沉默，连亲戚来了都不想打招呼，当然，除了不想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大群亲戚在那或站或坐，我该怎么叫？该从谁叫起？父母家人都说我不懂事，看到人都不会打招呼。
我沉默，也不想解释什么，只是尴尬腼腆的笑着，回到自己的房间，或做自己未完成的作业，或思考我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沉默、内敛。
如果说前面的“嘴巴子叫”是天性，那后面的沉默寡言则是外界刻意压抑的结果，是对我天性束缚所生成的。而在束缚成为习惯之后，我便不再是个完整的人，至少心灵方面是不完整的，说重一点可以说是被阉.割过。
我的小学是在农村读的，那学校就在我家后面，翻过家后面那堵高约一米八的红砖墙我便能到学校。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若是这墙有条门，那该有多方便，我应该也能久睡一会儿。
当然，久睡一会儿只是想想而已，小时候唯恐迟到，稍微晚一点去都不行，只有早到一点再早到一点，哪怕坐在学校里无聊发呆，静看同学一个一个来到教室。村里的大人都打趣说我是赶着去帮老师穿裤子，而我一般不做应答，真要是烦了就说，老师又不睡在学校，你才去给他穿裤子。
那时候还小，其一是翻不过那墙，其二是那里杂草不浅，鬼知道里面有没有蛇。我是怕蛇的，想起那东西都浑身起鸡皮疙瘩。
可是，另一方面，我却对关于蛇的电影或者纪录片毫不排斥，甚至于颇为喜欢，欣赏电视里蛇爬行的优美，咬人的冷血与凶悍，一边惊喜一边害怕。
学校里大都只有泥巴石头这些东西玩，至于其他，要么是拿三根鸡毛、鸭毛或者鹅毛做一个不是毽子也算不上羽毛球的球，要么就是买了辆玩具车或一个比较新奇的玩具在学校里显摆把玩。
那球用鹅毛做的最好，一般是用鸭毛，少有用鸡毛的，不过耐用程度都差不多，只是游戏过程中的体验略有不同。
在那一天，我无聊之余，找到一块玻璃，普普通通的玻璃，足以让我沉浸于斯的玻璃。我将它洗干净，一个人把玩着，把它放在水泥地上磨，把它举起放在我的眼睛前方，透过它去看天空的艳阳。
然而下一秒，它被人抢走了，他哈哈大笑地抢走了本属于我的玩具。
我去追，然后因为我体格不大，而且力气也小被他撂倒在地。
屁股着地，两只手被粗糙的地面擦破了皮，火辣辣的疼。
而他，在我面前放肆地显摆一番后，将玻璃丢向了远方，玻璃和他一起转眼消失无踪。
我哭，很伤心的哭，为了擦伤的手和那失去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玻璃。
对于有人哭，大人亦或小孩都是有着极大的兴趣，没过几分钟，我便被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起来。
那些人里，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然而他们都看着我，讥笑着，比划着，如同看着一只猴子。
透过人群，我从那人缝中看向我家所在的地方。那里是我的港湾，至少名义上是的。
我看到了小姨，她正在楼上朝学校这边的阳台晾衣服，而且她的视线也正朝着我这边。接着，我看到她在对一个同村的伙伴询问着什么。
然后，铃声响起，人群散去，小姨转身进了房间，我也抹着眼泪鼻涕回到教室。
不高兴的事情转眼被抛诸脑后，似乎从未发生过。
放学后，回到家，若无其事的吃过晚饭，便坐在黑白电视机前看电视，那时候播的是一部古装宫廷剧，我不管什么宫廷不宫廷，我只知道古装剧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那个时候，在我的认识中，所有的古装片不是武侠就是仙侠魔幻，飞天入地，无所不能。当然，那时候家里的黑白电视只能收到市里唯一一个频道，除了它，别无选择。
广告间隙，小姨问我今天为什么哭，我心中一惊，支吾着说没有。
她语气一变：“还说没有？我亲眼看到了，还问了康成。”
我一委屈，话未说出，眼泪先流，将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
然而，没有收到安慰，只是被骂。被骂为什么不中用，只会哭，除了哭什么也不会，还被那么多人看笑话。
我心中委屈愈盛，眼泪堵都堵不住，一个劲的流。
那时候，我读幼儿园，五岁，我流着泪握着拳在心底告诉自己：以后无论受什么委屈都不要和人说，不要和任何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