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赶着冬天的脚步来了。尽管西北风仍然在树尖儿上呜呜地叫着，但这不能阻挡树木的抽枝发芽。白杨树枝上鼓起褐色的芽苞，地上的架子车走过的辙印里湿漉漉的，象能渗出水来。这是春天播种的季节。农村的学生比城市的学生要多一个节假日，就是春种这几天的忙假。我和三哥也成了劳力。
田野被西北风刮成灰蒙蒙的一片，每户人家都在灰蒙蒙中播种一年的希望。二哥在家里算个把式，他干的是最有技术含量的活，扶铧犁地。大嫂得在前头牵着骡子，以保证它能走到正确的地方上，我跟在二哥后面在犁沟里溜化肥。
形式上是这么搭配，但事实上，牵扯在一起的大嫂，二哥，骡子，各怀心思，彼此间较着股劲儿。所以我们地上的犁沟是歪歪扭扭，深深浅浅的各不相同。种庄稼的真把式，有时会站在我们的地头，歪着脖子看一看，然后摇摇头走了。这让我的心里沉了一块石头，谁知道这庄稼会长成什么样？长不好又怎么办？我着急又没有办法。一阵西北风刮过来，吹起筐子里的化肥，让人眼睛睁不开，嘴里又咸又涩又苦。
大哥还是每隔七八天回来一次，自行车上挂个擦油包。他每次锁好自行车，就顺手把那个黑包包拿到大嫂的屋里去，一刻都不耽误，象是在外面放久了会泄漏什么秘密似的。我隐约地感到那个神秘包包里的高深莫测，但母亲也早已经给我定下规矩：不能看，不能动。大哥把包包安顿好出来，在厨房里做饭的母亲才看到儿子。
父亲的工作调转到我们本县后做了行政干部。但那时的改革还只限于农村和城市的商业层面，行政干部的威风象秋天的树叶，一天比一天黄了。经商的，务农的只要不违法乱纪，都可以绕开政府赚钱。父亲工作三十几年，工资只有三百多块钱，而大哥所在的供销社，因为政策放活，效益逐渐好起来；大哥除了每月的工资外，还有数额不等的奖金。大哥从来没有公开过他的收入，我们只能从大嫂的穿着打扮上推想一下。但这种消息太敏感，一旦发生，拐弯抹角地总会传进家里。我父亲其实也知道一些情况，但他硬气，从来都不过问大哥，大哥也就象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还七八天回来一次，不动声色地回来，又离开。
但我母亲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件惊天的大事：
她竟然象我一样，对大哥每次拿回来的包包产生好奇；更不可思议的是她对此动了手脚。平常她都是有事进去，又很快出来。大嫂好干净，她的屋里，桌子明亮，铺盖整齐，地上干净，屋子里老有擦脸油的清香，除了我的侄子侄女，没有人敢去捣乱，即使我的侄子侄女捣乱，也喜欢在我们的屋里。据母亲后来说，那天大嫂带侄子侄女去她的娘家，她悄悄地进了大嫂的屋，悄悄的翻开了大嫂的箱子。我能想象出来：母亲像个贼一样，屏住呼吸，手微颤着。她说她没想过偷东西，就是想看看。母亲在大嫂的箱子里发现了一个塑料袋，袋里装一些乳白色的粉末，觉得象洗衣粉。她纳闷，如果是洗衣粉怎么会藏在箱子里？又觉得也不太象洗衣粉，到底是什么，她没搞明白。袋子上印着花花绿绿的字，但我母亲一个都不认识。她偷偷地倒出来一些，攥在手心里，出来了。我父亲回家时，母亲就把那些作案得来的白色粉末悄悄给我父亲看，她仍然想知道是什么东西。据母亲说，父亲戴上老花镜，鼻子舌头全用上，最后我父亲鉴别出来了，是麦乳精——一种当时的营养补品。我母亲头一次开了眼见，长了见识，也损了她自己形象。
作案总有蛛丝马迹会留在现场，母亲作案的事情，很快被队上的人传言。有人来从我小孩子的嘴里套话；实话说，我不知道，也不相信是真的。如果真是那样，太损一个母亲的形象了。我那时已经小学四年级，知道荣辱，所以极力维护着母亲，直到她将这个秘密埋藏了十几年后告诉我。这时，我已经成年。我没有怨恨母亲，却觉得她像个孩子一样可怜！
要说我母亲的长处，首先是诚实，一辈子过来，没有人说三道四过。她做的这件事情，用她这几十年来的信誉可以抵挡一些流言蜚语，但是却栽倒在自己的儿子的跟前，再无法站起来。大哥对母亲有了明显的看法。他回家，除了吃还是母亲做的饭，不再看她一眼。大哥的变化，我们兄妹几个没有察觉，他是文化人，吃饭都拿着书本看，本来他就不搭理我们几个。但母亲也许是做了理亏的事情，自己气短，却觉得大哥更加不像自己的儿子了，老把她不放在眼里。母亲能忍事，把这些事情硬咽下去，而不敢告诉父亲，有时候实在忍不住就三句两句地说给我听。我小，常常把这世上的事情放大了看。母亲一句话，我就觉得天大的事情已经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