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计尧帝的时代，首先限于尧帝的出身，作为前朝君主的儿子和兄弟，尧帝本人虽然有着一定的历练，但他生来就有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立场，虽有热情的理想主义情结，也有一整套高尚的道德被他继承，但他距离广袤而深邃的政治细节，往往有着一定的距离。其次尧帝是黄帝以后历代君主中，唯一一个没有在东夷族历练过的君主，离开了东夷族丰厚的政治文化环境，尧帝在政治科学的研究上必然缺乏前代的历史遗产，对于政治的细微部分缺乏系统的研究。最后尧帝作为“蒲衣学派”的一员，他的治国理念打着浓厚的知识分子印记。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的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但知识分子也有着自身的局限。他们往往都局限在理想化的政治研究之中，不注重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第一手资料的融汇贯通，凭借既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逻辑做出判断。
以上三点，注定尧帝在他的政治实践中有着先天的不足。更加严重的是，在他最应该进行学习研究的年代里，他总是把时间花在找人禅位或者“寻找贤才”上面。他的道德固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提升，却也因此耽误了国家的大事。
所以即使在洪水之前的时代里，尧帝的贡献也没有前朝的黄帝少昊颛顼帝喾更大，他在一定程度上都在吃老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他对道德执着到近乎僵化的程度，也导致了洪水后民众对于道德更加强烈的反弹。正是在对于道德过于的重视之中，使民间对于道德的缺陷有了更多的认识，让民众对于此前黄帝列朝所积累的对于道德的反感积累到极致。于是洪水来临的时候，道德就像气球一样地涨破了。
所幸的是，在尧帝之前，曾经存在过帝喾朝的实践哲学。在帝喾那里，道德不是抽象的，而是跟利益相关的，道德在利益的发展中前进。帝喾让中国人明白了一件事情，道德跟利益并不总是对立的，如果解决好道德跟利益的关系，无论道德还是利益，都有可能向前前进一大步。任何否定利益的道德都不是好道德，因为那样的道德最后将只剩下抽象的空壳。任何否定道德的利益都不是好利益，因为这样的利益不但能够烧死别人，最后还会引火烧身。
尧帝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解决好。但尧帝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一个好的接班人。所以说，尧帝未必是一个好的治国者，却一定是一个好的教育者。在尧帝的培养下，舜帝不但继承了尧帝的热血和理想主义，更在尧帝的理想主义的基础上，多出了黄帝白手起家的雄才大略和帝喾朝实践的道德观。可以说，舜帝是黄帝列朝治国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几乎解决了黄帝列朝的所有问题，不仅此前的君主不能达到他的高度，甚至此后数千年，都没有任何君主曾经达到他卓越的成就。舜帝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过像舜帝朝那样生机勃勃的朝代，任何仁君明君雄主都只能做到形似或者部分神似，而不能象舜帝那样游刃有余。
我们知道，舜帝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将整个国家从惨遭洪水灭绝的末世中带到了一个新的盛世。这是后世的任何君主都未曾经历过的时代。在他的时代里，不仅有着天灾，还有人祸，国家无比脆弱。但他却举重若轻，将这些困局一一化解，完成了无数后世的君主根本一件都不能完成的任务。当然，尧帝时期积聚的人心在这个关键时刻也起到了作用。但如果没有舜帝的大手笔，这些被尧帝凝聚的人心只能一点点被风化掉，根本就没有起死回生的机会。
舜帝帮助尧帝完成了道德的重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前面已经说过，尧帝的理想主义一旦碰到重大的自然变故和社会变故，都是非常脆弱的，而舜帝不但帮助尧帝恢复了尧帝的理想主义道德，而且让这种道德重新固定下来，带动整个国家发展向前。而这主要是得益于舜帝在关键时刻敢于利用国家政权，遏制贵族根深蒂固的势力，重新划分政治版图，依靠全社会的积极力量，固本培元，同时建立强有力的法制体系，让国家变得更有秩序。
而这就是来自于草根政治家爆发出来的力量。当然，舜能够成为如此旷古绝今的圣人，还有两个原因：第一，黄帝列朝的文化积累；第二，舜所处的严酷生活环境的锻炼。关于第一点，如果没有黄帝帝喾尧帝等人示范在前，舜帝就不可能成为这个集大成者。而对于第二点，则是不可复制的。从此以后，恐怕所有的人都不可能有舜那样严酷的生活环境，就算有了那样的生活环境也未必能够活下来，就算能够活下来也未必可以做君主。
所以中国固然也曾经出现了四大草根君主，但其他三个草根君主没有一个能够超越舜的成就。而其他不是来自草根的君主，就更加难以企及舜帝的高度。
舜终于巩固了自己的合法统治，也彻底没有尧在背后垂帘听政之后，首先是将丹朱分封，而其地位跟自己差不多，丹朱派使者来见舜的时候，舜不认为这是丹朱在朝拜他，而认为这是另外一个君主来见自己，给以君主的待遇。这一方面说明家天下的潮流正在激荡，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丹朱的确未必如尧所说的不肖，诸侯也未必全不卖丹朱的面子，丹朱的影响力即使在舜巩固帝位之后依然还很强大。所以舜为了让自己的地位更加巩固，就必须尊重丹朱。
对于这一点，相较于前代，也是一个进步，蚩尤族和共工氏作为黄帝列朝争权夺利的失败者就给黄帝列朝留下了很多的麻烦。而丹朱跟舜帝之间，这方面的麻烦就少多了。如果剔除夏启篡改历史的因素，恐怕丹朱对于舜不但不是麻烦，反而给与了很多帮助。
舜对于丹朱的分封，正如尧将帝挚分封到自己原来的封地，应该出于一种道德的考量。不过相对于尧帝分封帝挚，舜在分封丹朱的时候，跟他将帝位“还给”丹朱一样，不仅有着道德的考量，恐怕更多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考量。这充分体现了舜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性表现为他一以贯之的重建道德的行动，跟尧的想法是一致的。但他比尧这样的知识分子代言人多出了灵活性，道德是一回事，政治是另外一回事，二者有着联系，又不能混为一谈。分封丹朱，有利于政治的稳定，更可以让丹朱特殊的身份在必要的时候能够站出来说话。这不由让人想起舜处理四个政敌的时候，将他们流放到东南西北，同时又让他们担当在流放地重建道德的任务。
其实对于分封丹朱，在舜之前同样也有，上一个君主的后代至少一个有自己的封地，我在前面也根据传说推断过。更能体现舜帝的现实主义政治观的，是他对象，也就是他的异母弟的分封。从传说中我们知道，舜帝的父亲、后母和异母弟，多次试图谋害他。但舜却以德报怨，将象分封为诸侯。这是舜的一个惊人之举，直到今天，还让人感到震撼。这该需要多大的勇气。甚至最为崇拜尧舜的孔子也不同意舜的做法。孔子认为以德报怨是不对的，应该以直抱怨，这样才能让人正确地理解道德。而以德报怨，只能助长恶人的恶行。
不得不说，孔子的这个批评是正确的，因为在当时，正因为舜帝的以德报怨，才招来三个家人更加肆无忌惮的陷害。甚至在尧帝对舜帝表示了青睐之后，这三个人还敢明目张胆地陷害舜。同时在前面分析舜的法制体系的时候，我也说过舜过于宽松的法制的危害。例如杀人者如果只是流放的话，那就会助长杀人者去杀更多的人。对于某个杀人者仁慈，实际上有可能对更多的人不仁慈。
但舜当时的做法却有着现实意义。这种现实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现实意义。第二，对于国家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对于舜的自身生存状况，最初舜可以选择反抗，也可以选择更加聪明的做法。但舜其实比你我都更加聪明。试想，当时舜在还没有被尧帝青睐的时候，他处于险恶的生存环境之中，反抗会是最好的办法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舜当时奋起反抗，他或许早就被害死了，根本就没有后来的舜帝。传说中舜虽然逆来顺受，但他做到了两点：一是从道德上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二是让自己表现得不抢眼，从而对方就会轻视自己，便于自己轻描淡写地化解危机。
对于从道德上立于不败之地，这一点对舜非常重要。尧帝的时代，道德被尧帝狂热地提倡，百姓也狂热地跟从。陷害舜的是自己的父母兄弟，而其中最要命的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亲自参与了这场陷害。舜帝一个处理不好，就会落入“不孝”的道德陷阱之中。那时候不需要三个亲人出手，道德体系就可以直接将舜帝杀死了。在道德上，舜帝唯有逆来顺受，才能保持道德上的不败之地，为自己争取生存的机会。
而在舜帝大智若愚的表演之中，三个亲人一贯将舜帝当做傻子，所以每一次的陷害都非常拙劣，可以让舜轻易躲避。如果舜稍稍表现聪明一些，势必会引起三个亲人的重视，下一次陷害他的时候那些招数就会更加隐蔽更加险恶了。所谓防不胜防，舜帝宁愿让自己生活在可以预见的危险中，而不愿生活在不能预见的危险之中。所以表面上舜帝非常傻，非常痴，其实心里聪明的很。也正是在这长期的斗争中，养成了他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为自己的生存赢得了越来越大的空间，也给整个国家带来更多的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