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东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有些诧异，按理说，他应该对那些猎杀藏羚羊，并血淋淋地把皮子剥下来的盗猎者有深切的痛恨，但他没有，更多的却是同情和对人性深处的思索。
凡事无绝对，在部分观点上我赞同刘东的话，但对为了求生而去杀生的盗猎者仍然有一种不耻和痛恨，他们只是为了求生，却在自己求生的过程中逐渐地把另一个物种推上了灭绝的道路，正应了那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在人与自然面前，人性的脆弱表露得一览无余，在失去生活希望的时候，人类可以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出卖的不仅仅是那些藏羚羊的皮，他们还出卖了自己的肉体、精神、信仰和身边的朋友——身边的这些非人类的朋友。
马帅对于我和刘东的话不置可否，对刘东，他也表现得不是很热情，倒是刘东，十分关心地寻问我们的情况，说：“保护站的工作很艰苦，资金不足，人员紧缺，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工作很难大范围开展，保护野生动物刻不容缓，但生态的毁坏和资源的匮乏更让人痛心啊！”
我问刘东：“政府每年给你们保护站拨发资金吗？”
刘东说：“很少，现在是每年二十万，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靠大伙儿省吃俭用自己凑，其实，我们每年的开销都远远不止这个数……”他说着话，手指头不自觉地在桌面上敲击着，无助写满了他那张沧桑的脸。我同情他，但没办法，我们自己的资金也很紧张，如果不是有周青一直在强撑着，可能在去年年底“暴风”就解散了。
不知道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是怎么处理那三个非法捞卤虫的人，我肯定他们还有同伙在可可西里的腹地活动，可能周青他们现在已经查出了些许的蛛丝马迹，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就和马帅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头痛得更厉害了，昨晚就一直没有睡踏实，刘东给了我一些药片，建议去镇上的医疗站看看，我没有听他的话，只是急着要回去。因为车上的油不够去镇子上，马帅本打算先送我去看病，但后来情况不允许，又看我精神还不错，就开车先回驻地，回到驻地的时候，麻烦来了。
我开始有点发低烧，胸口闷，没胃口，两条腿又酸又软，浑身软塌塌的，没一点力气，马帅看我的脸色不大好，就把事情告诉了周青。周青听说我生了病，吓了一跳，连我自己都纳闷，为什么就病了呢？身体一向很好，从来没想到会这样毫无征兆地就生了病。其实，在可可西里这种地方，气候和环境都并不适合人类长期居住，生存条件差，稍不注意就会生病，特别是刚到这个地方的新手，初来乍到，对水土还没有完全适应，平时生活上就也不注意，反倒是最容易生病的人，就是身体再好也没有用。
周青摸了摸我的额头，被风吹得冰凉冰凉的，我吃不下饭，只是想喝水。周青有些严厉地问马帅：“早发现肖兵病了，为什么不早送去格尔木？拖下去会出大事的！”
我知道“出大事”就是“要死人”，在这种地方，生病可不是闹着玩的。马帅没说话，也没解释车子和汽油的问题，我感觉得出马帅也有些内疚，所以不想辩解，我说：“是我自己要回来的，不关马帅的事。”
杨钦说：“都别说了，就肖兵这情况，得敢紧送医院去。”
许小乐抢着说：“我去吧！”
杨钦说：“还是我去吧，万一路上车子又出啥状况，我会修车，不会耽搁路程。”
吴凯煮了碗姜汤给我喝，何涛帮我盖被子。我刚到可可西里，还没有为保护野生动物做出什么贡献，也没有做过什么实际的事情，却要麻烦大家为我做这么多事，心里很是过意不去，鼻子有点酸酸的。晚饭时候，锅里的饭还没焖好，天已经黑了，木萨给我拿来几片感冒药，让我先吃着，阿依古丽又端来了一杯热水。我很是愧疚，急忙说：“我能走，不就是感冒嘛？腿又没断。”
杨钦瞪了我一眼，说：“你省点力气，养好精神。”二话没说，就把我背上了车，车子早已经加满了油。
何涛把棉大衣抱到车上，给我裹好，说：“兄弟，早点回来啊，还等着你帮我擦枪呢！”除了阿依古丽和黄豆，这儿的每个人都会开车，杨钦因为要开车，没法分心照顾我，马帅就跟着一起送我去格尔木。
天色已经擦黑，大家都还没有吃饭，吴凯把一些干粮和水送到了车上，车子开动，我的心里满是愧疚。在可可西里这块地方，晚上是不适合开车的，在大白天车子都极有可能被陷住，晚上开车的艰难更是可想而知。杨钦是队里车技最好的一个，车灯全部打亮，依然不敢开得太快。
我虽然发着低烧，但脑子还算比较清醒，只是浑身无力。车子一直没停过，马帅和杨钦轮流换着开，到后半夜的时候，我被一阵颠簸晃醒，车子过了两道坑，开得很慢。马帅正在开车，杨钦见我醒了，指着车灯前方，说：“看见了么？那就是藏羚羊，现在也就是在晚上才见得到，白天很少见了。”
我强打起精神来，眼皮却困得睁不开。外面很黑，在夜色中看藏羚羊，全身的毛被车灯一照，反射出一团白光，根本看不清楚。没想到我与藏羚羊的第一次相遇竟会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藏羚羊生性趋光，胆儿小，夜晚的时候喜欢往有光亮的地方走，为了不让藏羚羊跟着，马帅熄掉了车灯，凭着记忆摸黑往前开了一段路后才打亮了车灯，加快前行。后来的事记不大清了，好像是睡着了，再后来，好像有人背着我往前走，风很冷，模模糊糊地听见一阵粗重的喘息声，再后来，有人在说话，争吵，没有床位，再后来，好像手背上被针刺了一下……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长椅上，身下铺着杨钦的棉大衣，身上还盖了一件。杨钦抱着膀子，脸冻得发青，坐在一边打瞌睡，马帅举着吊瓶，望窗外灰色的天。
“醒了？”马帅小声地问。
我没敢动，脸朝里躺着，装作沉睡，心里头酸溜溜的，路上风沙吹得眼睛又干又涩，到这个时候，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变成了鼻孔里流出的清水，粘湿在棉大衣上。我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不管走到哪里，身边总会有一些能令我感动的人、可以交心的人，这些人不会说好听的话，也不会做圆滑的事，他们表面粗鲁，却总有些事打动着我，就像一团小小的火焰，让我时时刻刻能感觉到自己并不是孤独的。人的一生中，如果一辈子都无法出现那么几个可以打动自己的人，那他的一生将是多么的无趣，我为我的生命里能有这些人的出现而庆幸和感动。
吊水一瓶接一瓶地挂，大概换了有四、五瓶，医生说：“没什么大事了，还好，送得及时，开几盒药回去吃，过两天就好，得注意保暖啊！”
回去之前，我们先去洗了个澡，在可可西里不但没法洗澡，也没办法洗头，“暴风”里的每个人都只能在去镇子的时候，才能到浴室里痛痛快快地洗一次，平时理发都是木萨代办的，他有一手理发的好手艺。
泡了个热水澡，药性开始在身体里起作用，我感觉到病已经好了，就催着快回去，我们回到驻地已是第三天的下午，周青他们刚巡山回来，没去太远，就是在附近转了转。
周青说：“发现车轮印了，是大车，从附近的山坡子上经过，极有可能是盗猎的，明天再过去看看。”说完，她像是想起了什么，从屋里拿出一支崭新的九五，递给我说：“你的枪到了。”
何涛开玩笑地说：“人长得帅就是好啊，连枪都得配一支帅的。”
我说：“要不咱俩换换？我喜欢八一。”
何涛挤了挤眼，说：“瞧我这粗手大脚的，再帅的枪往手里一整，也搞成废铁了，咱还是得用实在的。”
许小乐就插嘴说：“肖兵，咋不生气？老何这是说你像小白脸呢！”
我知道这是许小乐故意和何涛在斗嘴，笑了一笑，没理会，何涛又和许小乐扭打开了。几天时间没见，黄豆也过来讨好，蹭着我的裤腿，我摸摸它的头，和它握了握爪，问周青：“有没有保护站的消息？不知道那几个捞卤虫的是怎么处理的？”
周青有些无奈，说：“听说是送到管理局了，不过看样子过不了几天又会放出来，管理局说人家手上有证，而且又没有证据能证明那些人是来打藏羚羊的，有一个人还反过来说我们打伤了他的手……”
我很生气，很多事实都能证明，那些人来历不明，居心不善，证件也不合法，完全就是冲着猎杀藏羚羊来的，难道非得等到一张张血淋淋的藏羚羊皮被摊开在管理局的空地上，才算是合法程序吗？盗猎者钻的就是法律的空子，就因为这空子，一只只无辜的高原精灵被枪杀、剥皮、抛尸，执法者的软弱和法律中的漏洞又一次次姑息养奸。枪声不会停，惨无人道的灭绝就还在继续，我们这些反盗猎组织只不过是在一次次地玩着警察抓小偷的游戏，这算是人类的悲哀，还是野生动物的悲哀！
据我所知，基本上在宁夏、青海、陕西、甘肃、新疆等西部的五个省、自治区范围内的野生动物都是珍惜物种，已列入国家保护动物范围，有的已是濒危物种。
我想起在刚来可可西里时看到的那块大招牌，一面是拒绝非法进入，一面是欢迎光临，就像盗猎与反盗猎，一边抓一边放，一边禁止猎杀一边售卖猎杀权，我想问，不知道几年之后，猎杀一只中国的大熊猫或是雪豹，又应该付多少美元？没人会排斥地方政府用新奇的手法来带动当地产业经济的发展，但以野生动物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这是否是一个合法合理合情的程序？有谁会知道，杀顺了手的外国人还能管得住自己手里的枪吗？如果喜欢开枪猎杀的人都是仁善之辈，那么也就不会有盗猎者的出现，藏羚羊也不会由最初的一百万只迅速锐减到近乎灭绝的境地，拿枪的与不拿枪的盗猎者，就这样把一个个物种逼进绝境。
没有人说话，营房前一片寂静，只有风在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