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啥名？”谢顶的男老师朗声问道。
“闻驰。”我也朗声回答。
“脱了鞋，转过身，量一下。”谢顶的男老师伸出右臂，指了指我身后的墙。
我一回头，这才发现原来在教室门口的白墙上，早已画着一条类似售票处量身高的尺。尺上用横线标着刻度，其中有两道横线是用红粗笔涂的，在红线旁边，一个标着“1.6”，另一个则标着“1.7”。
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警校录取男女学员的身高标准，刚才那位老兄，正是在这面试的第一关环节就被淘汰了。
我把穿着的凉鞋脱放在一边，光着脚，尽量屏住呼吸，脸贴着白墙站好。不过老师也没让我光脚站在地上，脚下有一张薄薄的报纸，只是被许多人踩过后，又脏又破。
“好了，穿上鞋吧。”谢顶的男老师往我头顶扫了一眼，便示意我“身高关”算是过了。
其实我知道自己并没超过标线多少。我的身高净量一直都只有一米七三而已，不过在很多时候，多一点儿和差一点儿的结果，都是天壤之别、截然不同滴。
比方说，刚才那位沮丧的老兄身高差了2厘米，我则超过3厘米，在衡量的标尺面前，便衍生出了一个淘汰、一个合格的两种结果。但单就从事公安工作而言，也许以他健硕的体格，会在侦查、搏击、抓捕等方面具有着过人的天赋，说不定会成为未来的“刑侦专家”、“格斗高手”或是“射击冠军”。至少，比起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他肯定是强十倍甚至百倍。然而，就是这2厘米的差距，把他成为公安工作业务高手的种种可能性都抹杀了。他刚才说自己在1996已经考一回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他连续两年报考市警校，却都铩羽而归。
再比方说，国家制定的高考录取线，总会使很多人以压线之幸被录取而金榜题名，或是以一分或半分之差惜败落榜而名落孙山。作为参加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莘莘学子都知道，一分或半分的差别，体现在高考的卷面上是何其的微不足道，可能连半道填空、选择题都够不上，甚至是一个英文字母写的不规范、一个标点符号用的不正确，就会被扣掉了。然而，正是这一分半分的差距，却决定了被淘汰和被录取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正因如此，国人才会如此高度重视“一考定终身”的高考。
这对同样两个从小到大寒窗苦读十余载的人来说，一分半分的差别，会真正体现出他们的能力水平有着天壤之别吗？说不定被录取的人多出的一分半分，恰恰是蒙对的甚至是抄袭的，而缺了这一分半分的家伙们，却要承受失败的全部。
尽管我参加的高考距今都已经整整15年了，可每当想起黑色的七月，想起那些以一分半分惜败的高考落榜生，胸口都在作痛！
我也知道这话扯得又有点儿远了，而且有些偏激。作为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就现行的教育体制，总得有个录取的规矩，总必须有一个分数上的“硬杠儿”。但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整整35年里，时至今日，国家的有关部门依然只能循规蹈矩地“一考定终身”，实在令太多的人对教育体制改革失望。
正是高考太重要了，考上和考不上，弄得都像是奥运会举重比赛能否“一举成名”般引人瞩目，所以每逢高考，各类的舞弊事件总是层出不穷，窝案、串案不断。
我经常想，如果能够平均或综合一下学生在学习期的成绩，是否能更为合理地反映出他的真实水平、日常表现？据说国外的很多国家、许多学府，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比较科学、合理、规范的“学分录取制”。一个学生被录取或是毕业，被考核的绝不仅仅是一次考试成绩，而是通过一学期或是一大段时间的总体表现，来客观、中肯地获得评价。毕竟，用平均分来衡量会更科学。
啰嗦了这么多，咱绝对不是在吹外国的月亮有多圆，而是真的希望国内的教育体制改革别总停留在空谈和设想阶段。口号空喊百年，都是误国误民误人子弟的，只有实实在在地动手实干，才有可能在若干年后，让咱们的下一代或是下几代，不用再战战兢兢地“一考定终身”。
书归正传要紧！
谢顶的老师又指着他面前课桌上的一张报纸，说：“拿起来，随便读一段儿。”
我心中窃喜。从小到大，咱没别的大本事，论口才绝对上数。不光小学、初中、高中都担任着班级的宣传委员，而且演讲比赛咱可是“穆桂英挂帅”——阵阵拉不下，一出手准保能得奖！
我自信地拿起报纸，那是一张几天前的《沃原日报》。
我迅速猜想，面试环节要求读报，无非是考察考生是否口吃，而绝非要招聘播音员，用不着长篇大论的，于是便瞄上了一段豆腐块儿般大小的报道，用上了平日在学校里当广播员的磁性声音，声情并茂、字正腔圆地开始朗读道：“我国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大师、著名演员某某某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某月某日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一读上这段，我就傻了。
《沃原日报》上，仅仅一个版面的大大小小文章就有数十篇，我怎么偏偏挑了段讣告念？
刚开始时，我的感情本来挺丰富的，可一读到“逝世”那几句，我马上意识到不对劲儿，赶紧调整为《新闻联播》里，罗京念唁电的感觉和口吻。
我这朗读语气上的一扬一抑，倒整得像是在表演，反而把年轻的男老师给一下子逗乐了。
“行啦，可以啦。”谢顶的男老师听我念得够滑稽的，看样子本来想简单地点评一下，不过他顿了顿，转而又拿起了我在一楼抽取的那张纸条，接着说：“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再说说家里都什么人。”
其实这道传统的面试题，我在家里就所准备，今天被小爷幸运抽中，实属撞枪口上了，回答起来不费吹灰之力。
“我叫闻驰，男，汉族，1978年10月生，现年19岁，共青团员，家住沃原市昌隆区京西街道甲组255委，毕业于沃原市第七中学……”刚要接着介绍家庭成员，却被打断了。
“你也是七中的呀？”年轻男老师微微笑着问我。
“对啊。”我答道。
“我也是七中毕业的。”他微微笑着，接着说。
“哟，师兄好！”我反应也挺快的，马上陪笑着说。
谢顶的男老师一边听我介绍，一边翻看我的牛皮纸口袋。口袋里有户口本、身份证，还有属地派出所给开的政审证明。他重点要看的，其实是那张盖着公安派出所大红戳的纸。我的材料很齐全，也都符合要求，他轻轻点着头，看起来还算是满意。
“说说你家里的情况吧。”年轻男老师接着说。
“我家里一共三口人……父亲闻啸天，是林海省武警沃原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现在已经办病退了；母亲肖曼，是沃原市顺云区卫生局的副局长。”顿了顿，我紧接着又俏皮地补充了一句：“俺是家里的独生子……”
最后这句刚脱口而出，我便后悔不迭，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嘴巴。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警校面试的教室呀！
面试环节，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其实多一个字，都可能会引起面试老师的反感。而最后这句“独生子”，实属画蛇添足了。
事实上，我还有个胜似亲姐的家庭成员。她叫闻淑燕，是我大爷家的二女儿。大爷是北方某省矿区的矿工，四十多岁时死于一次瓦斯爆炸。大爷过世后，大娘一个人要照顾三女一男四个孩子，生活得很清苦很不易。于是，我父母主动把淑燕姐接到我们家，她自打20岁起便一直寄住在我们家。
淑燕姐与我们亲如一家。在沃原市生活期间，父亲临办病退前，把她送进了部队，后来又晋修成为了女军医。再后来，她从我们家风风光光地出嫁了。今天早上借吉普车送我来警校的姐夫，便是她的老公——一位在部队里同样出类拔萃的军官。
好在两位老师没对我的多余补充太反感，毕竟户口本上，明明白白地标注的就是一家三口。
谢顶男老师见我的家庭介绍也结束了，紧接道：“说说吧，你为什么要当警察。”
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说实话，倒真是把我给难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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