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是文天祥就义的日子。这一天，兵马司监狱内外，直到柴巿口刑场，全都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兵，戒备森严：最外一层，是手持盾牌与弯刀的蒙古军士，密密匝匝地拦阻着街道两旁围观的人群；中间一层，是手执长弓短弩、两面同时高度戒备着的蒙古射手；走在中间的，前后都是骑着蒙古矮**的蒙古铁骑，各执一面皮制盾牌，背负两张组合反曲弓和数囊羽箭，马鞍上竖插一支长矛和腰挎一柄战斧或马刀，头带铁制头盔和皮制护颈，一律身穿丝绸内衣，有的几乎不被甲，也有的身披轻便的鳞片甲。端的是威风凛凛，见了心寒！去那层层叠叠的鞑子中间，正“吱吱呀呀”地行进着一辆囚车，囚车上文天祥昂头挺胸、毫无惧色；又有五百御林军全副武装地押送着，前呼后拥！
时有上万市民听到文天祥行将就义的消息，自动聚集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行；伍术领着属下帮众混杂其间，本待劫了法场，但见鞑子如此戒备森严，竟无可乘之机，到底不敢轻举妄动，心道：“毕竟自己一念生，将关乎千人命哪！”
从监狱到柴巿口刑场，文天祥走得神态自若，举止安详。临刑前，有好奇者上前问文天祥道：“丞相与文璧兄弟二人，为何举止如此迥异？”文天祥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答道：“我守节不降是为忠君，弟弟保身舍义是为孝养父母和传承后代；我兄弟二人，忠孝两全。”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回奏尚可免死，且能立就宰相、枢密使等高职。”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拜了数拜，道：“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后不再说话，引颈就刑，从容就义。终年四十七岁。
哀哉！“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一代英雄，遽尔长辞，不能达志！
壮哉！“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为人臣子，忠孝两全，死得其所！
行刑後不久，俄有诏使止之，然文天祥已死，忽必烈闻之亦不免惋惜说：“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遂下诏赠天祥为庐陵郡公，谥曰忠武。
文天祥就义之后，围观人群眼睁睁地看着文天祥视死如归，倒在了血泊之中；一时群情悲痛，万人齐哭，声震天宇，说不尽的哀戚。放眼望去，但见其中有捧着头哭的，有晃着脑袋哭的，有捶胸痛苦的，有顿脚大哭的，有捂着脸哭的，有半蹲着哭的，也有哑着声儿哭的······众生百态，哀同形异！
伍术见状，递个眼色，帮众会意，急忙推波助澜；霎时激起大家失去理智的骚动，有人甚至将要冲进刑场玩命了！可是元军早有戒备，及时发动三层警卫，强将围观人群驱除殆尽；伍术等人寡不敌众，只好怏怏而退了。
所幸张千载早备得有一木匣，于是冒着杀头的风险，趁着混乱，偷偷地私藏了文天祥的首级。
次日，其妻欧阳夫人从东宫得旨令收尸，江南十位义士将天祥无头尸身，熏沐收殓；欧阳氏在为他收尸时，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他留下的绝笔自赞——《绝命词》，其序曰：“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向南百拜以死。”又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他用生命和诗作，为立国三百二十年的大宋王朝，涂抹了最后同时也是最亮丽的一笔。
后来，元相脱脱修的宋史中这样评价他道：“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留之数年，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
欧阳夫人当时蒙江南十位义士相助，奉天祥灵柩葬于都城小南门外五里道傍，立石碑刻“信公”二字。南人留居燕京者悲歌慷慨以悼挽、置酒醴酹祭文丞相。
张千载后经多方打探，方才得知文天祥夫人欧阳氏的下落，又历尽艰险，将文天祥的头发、牙齿、首级，及其生前的部分文稿等送到了欧阳氏的手中。直至助欧阳氏，负其颅骨归葬庐陵。后来，人们便把朋友之间重情重义的生死之交，称为“生死交情，千载一鹗。”
回至吉州，择日破土。恰巧文天祥二弟文璧遣弟文璋、子文升至广东惠州迁奉母曾夫人灵柩回乡，与文天祥之柩舟相会于江浒，乡人惊叹，以为孝感天地，不期而会。
次年，文璧延请吉水王仁山地师卜葬文公于富田东南二十里木湖，其侄儿文升继其嗣，为搭庐守墓三年，以表孝道。
文天祥杀身以成仁，其浩然正气万古流芳。
王炎午听说文天祥已死，又写了《望祭文丞相文》，曰：
“相国文公再被执时，予尝为文生祭之。已而庐陵张千载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哭望奠，再致一言：
呜呼！扶颠持危，文山诸葛，相国虽同，而公死节。倡义举勇，文山张巡，杀身不异，而公秉钧。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事谬身执，义当勇决，祭公速公，童子易箦。何知天意，佑忠怜才，留公一死，易水金台。乘气捐躯，壮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难回者天，不负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韬光，山河改色。生为名臣，死为烈星，不然劲气，为风为霆。干将莫邪，或寄良治，出世则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转河斜，中有茫光，非公也耶。”
王幼孙也怀着异常的悲痛的心情，用泪水写了一篇《祭文丞相信国公归葬文》，以哀悼和祭奠自己的好友。（王幼孙这篇《归葬文》和前面提到的《生祭文丞相信国公文》，载《吉安栋头王氏族谱》、《文氏通谱》和《庐陵县志》、《吉安府志》。）
汪元量也作了《孚丘道人招魂歌》九首，形式模仿杜甫的《同谷七歌》，为文天祥招魂。
汪元量伴随三宫在北方生活了十三年，期间常出席元主举行的各种筵席，并以琴名于大都，受到元主的特别恩遇。他还授瀛国公赵隰诗书，曾出仕翰林院，奉命降香。及至至元二十五年，太皇太后、王昭仪仙逝，十八岁的瀛国公赵隰入吐蕃学佛法，其母全太后入正智寺为尼，他守候的宋室王族分崩离析，此时汪元量毅然决然地上书太祖请求南归，终得元世祖许可，黄冠以归，自号水云子。南归后，他组诗社，过潇湘，入蜀川，访旧友；并为文天祥的事迹所感，暗中结交抗元志士，在浙、赣一带鼓动反元，图谋恢复宋室江山。与民族志士谢翱来往甚密。翱曾作《续操琴·哀江南》，歌颂其抗元活动。晚年退居钱塘，筑“湖山隐处”，自称“野水闲云一钓蓑”。据传他行踪飘忽，被时人称为“神仙”，终老山水。
谢翱后来闻之，于苏台、越台、严台三哭祭，其中携友登严子陵钓台，作《登西台恸哭记》以挽。其为避元统治者的**，词语多隐蔽，但文中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实不能自掩。
谢翱当年与文天祥分手后，背井离乡流落于浙水东，留永嘉、括苍四年，往来鄞越复五年。及流落婺、睦州等地，创办“汐社”，与方凤、吴思齐、邓牧等结月泉吟社，以诗会友，以诗结义，聚集民间抗元力量，传播爱国主义精神。
其后的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初五，被喻为“铁脊男儿”的谢枋得在元大都绝食殉国，谢翱获此噩耗，悲愤交加，和泪研墨写下《哭广信谢公》。至元成宗元贞元年秋，谢翱竟因恸哭亡国友而肺病复发，卧榻不起。年仅47岁的谢翱客死他乡后，其友方风、吴思齐等人遵其遗嘱，将其埋葬于爱国隐士严子陵钓鱼台南面山源，以诗殉葬，并在墓前左边修建了许剑亭，以作永久纪念。
以此观之：以义相交，真情弥笃！
伍术并本帮帮众，以及为数不多的幸存武林群雄，当日亲眼看见文天祥死于非命，而又迫于淫威，不敢施救；待到后来强遭驱散，复聚于居处，伍术等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悲愤不能自抑！
此后一连数日，大家都沉浸在莫名的悲痛之中，无法自已；此后好容易平复了心情，群雄眼见复宋无望，于是纷纷欲作归计。伍术也不阻挡，任由其便；惟与手下帮众坚守于此，静候郑毅的消息——毕竟他至今生死未明，伍术怎舍得离他而去？！
好容易等了弥月光景，郑毅仍然杳无音讯，不意那冷若梅却找上门来，一见面就道：“你们果然远在这里，害我找得好苦！”
——冷若梅自随“许夫人”陈淑祯于龙岩与郑虎臣及郑毅父子分别后，转战于闽南各地，继续抗元，却被蒲寿庚等率军扑灭。冷若梅等含泪埋葬“许夫人”后，被蒲寿庚等持续派兵清剿，终于无法立足，只得作鸟兽散，俱各四散逃命。
冷若梅孤苦无依，意欲投靠郑虎臣父子，不料久寻无踪；只得四处游荡，冀获偶遇之喜。哪知这日偶然来到越州，听闻唐兀（党项）僧侣、吐蕃高僧八思巴的弟子杨琏真迦就任元朝江南释教都总统（后改江淮释教都总统）、掌江南佛教事务后，在宰相桑哥的支持下，不断盗掘钱塘、越州宋陵，窃取陵中珍宝，弃尸骨于草莽之间。百姓慑于元朝当局的淫威，大多敢怒而不敢言；幸赖越州人唐珏等以假骨易诸帝遗骨，葬于兰亭，植冬青树为识。后杨琏真迦复取假骨，杂以牛马枯骨，在临安故宫中筑白塔镇压，名曰“镇本”。
曾有元朝官员和赵宋宗室请求元世祖保护宋陵，但元世祖忽必烈均置之不理。这一来是因为杨琏真迦盗墓所得的宝物很多都献给了元政府，忽必烈曾用这些宝物装修天衣寺。二来当时宋朝虽亡，但仍不断有人打着复兴宋室的旗号起义反元，杨琏真迦借机上“压胜”之说，提出建造佛塔、佛寺，将宋帝遗骸置于其下，以压服宋人。这种说法正好迎合了忽必烈稳定统治的想法，忽必烈也想借发掘宋陵的机会，断绝百姓对赵宋的留恋与怀念，因此对杨琏真迦的盗墓举动采取了极为反常的支持态度。
冷若梅当时听得大怒，欲凭一己之力铲除这个佛门败类；不料此人行无显踪、居无定所，一直追到燕京，还是未能如愿。却无意中听说文天祥已死，郑虎臣和曹猛等为了救他，早已死去；郑毅至今杳无踪迹，伍术在此苦苦静候等语。遂经多方探寻，终于找上门来！
当下，冷若梅从伍术等人的嘴里，终于证实了所有的道听途说原来都是真的，不禁悲从中来，顿时大哭了一场，嘴里不住价、神经兮兮地喃喃自语：“郑毅，你在哪里，在哪里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