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在秦穆公执政的时候，也曾励精图治，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那时秦国立足于岐山，雍地，向东平定了晋国之乱，以黄河划定国界，向西称雄于外族戎翟，秦国所辖地域面积广达千里。连当时的周朝天子都很看重，赐为伯爵，各诸侯国哪个敢不来祝贺？
后来不幸的是，秦厉公，秦躁公，秦简公以及秦出子这几代国君不但没有什么作为不说，甚至因为执政不力，造成国内动乱不息，国内之事尚且顾不过来，哪还有精力顾及外事。魏，赵，韩三国趁秦国内乱，又夺去了先王开创的河西领土，面对如此耻辱，秦国竟然无力应对。这样的耻辱一直持续到秦献公继位后，才开始着力平定并安抚边境，他把国都迁往栎阳，目的是向国人表明他要夺回西河之地重振秦国国威的决心，另一方面是要摆脱奴隶主聚集的旧都雍的束缚。秦献公亲往治理，重修秦穆公时的法令，时刻准备着向东征讨，收复秦穆公时的旧地。
公元前364年，秦国与魏等国交战，一举夺取河西之地。此役斩首六万人，取得秦国前所未有的大胜利。周天子向秦献公祝贺这一胜利，秦献公被赐予与秦穆公一样“伯”的称号。秦国在秦献公的努力下，冉冉升起。正当人们对他有期望的时候，秦献公死了，于是兴国的重任落在了他的儿子秦孝公身上。
公元前361年，在秦孝公熟悉各种政务稳掌朝政之后，痛定思痛，开始追随着父辈的脚印，实现强国梦。他对臣下们说：“现在宾客群臣中，谁能献上奇计，可以使我秦国强大，我就封他为高官，还给他封地。”
时运不济的卫国人公孙鞅听到后，于是西行来到秦国，要在这里施展自己平生抱负。说起公孙鞅，他是卫国宗族旁支后裔，喜好法家的刑名之学。本来他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做事，公叔痤深知这个人很有才干，本想推荐给魏王委以重任，不想还没来得及说，就病倒了。魏惠王前来看望他，见公叔痤病的不轻，就问他说：“先生，如果您不幸去世，你说谁能来帮我处理这个国家大事？”
公叔痤不失时机的说道：“我手下有个任中庶子之职的人，他叫公孙鞅，你别看他年轻，这个人很有才干。我希望国君能委他以重任。”魏王平时对这个公孙鞅并不怎么熟悉，当听到公叔痤这么说之后，没有任何表示。公叔痤明白魏王的意思，接着又说道：“如果你觉得我给你推荐的这个人不行，不想重用他，那你得杀了他，千万不要让他到别的国家去。”
魏王点点头便告辞了。见魏王离开，公孙痤急忙召见公孙鞅说明情况，并道歉道：“真是对不住你呀，作为一个国家大臣，我只能先为国君谋划，然后才能给你说这事。事不宜迟，你赶紧逃走吧！”
公孙鞅这时候充分显示出了自己聪明过人，他摇摇头说道：“既然国君不听你的话任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可见对于魏惠王，公孙鞅要比公叔痤了解的更透彻。
不出所料，魏惠王走出来之后，对身边跟随的大臣说道：“看来公叔痤这次病的不轻，真让我难过，他一会儿让我把治理国家的重任给公孙鞅，一会儿又让我杀了这个人，这不是前后矛盾嘛！”
在用人上，魏惠王同他父亲魏武侯一样，他父亲放走了吴起，他放走了公孙鞅。这两个人与魏国失之交臂，足以说明，再好的环境，留不住人才，其长久性就得不到保存！
公孙鞅到了秦国之后，托宠臣景监进见了秦孝公，并对秦孝公陈述了自己富国强兵的计划，秦孝公一下子便喜欢上了他，从此与他一起商讨国家大事。
公元前359年，公孙鞅开始着手实施变法改革，一旦改革，必然会涉及原先贵族的既得利益，所以那些贵族都不赞同。公孙鞅见秦孝公踌躇不定，便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意思就是，作为下层人，他们目光短浅。只愿意和你一起分享眼前已有的利益，但想让他们在你开创之初，和你一起面对风险就不太可能了。那些整天讲论高深道德的人，怎么会与凡夫俗子有共同语言？所以要想建成大功业，你是不能与众人商议的。所以圣贤之人，只要可以强国，何必非要遵循旧传统？
公孙鞅的这个想法可谓超前的很，不但充分掌握了人们固有的心理，还要打破常规，另辟奇径。
同在一旁的秦国大夫甘龙则不认为这样，他反驳说：“你说的不对，遵循以前的规章制度，能让官员习惯，从而更好地治理百姓不至生乱。”
公孙鞅针锋相对说道：“无胆魄的普通人只会安于旧习，死脑筋的学者没有一点创新思维，这两种人，让他们当个官守个法行，至于和他们商讨开疆扩土创建大业的事，还真不行。聪明人制订法规，愚笨的人就受制于人，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才死守成法。”
秦孝公听到这里赞叹道：“说的真好。”便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的要职。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列秦国二十等爵，1、公士；2、上造；3、簪袅；4、不更；5、大夫；6、官大夫；7、公大夫；8、公乘；9、五大夫；10、左庶长；11、右庶长；12、左更；13、中更；14、右更；15、少上造；16、大上造17、驷车庶长；18、大庶长；19、关内侯；20、彻侯。由此可知，左庶长的官已经不小。
公孙鞅上任不久开始实施变法改革，法令制订好了，尚未公布之前，公孙鞅害怕百姓难以确认新法规的效力，于是演了一出“辕门立木”的好戏，让国人信服之后，才开始颁布变法法令。
法令颁布一年之后，秦国百姓都受不了了，跑到国都控诉新法不便的人数以千计，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太子也犯法了。考验公孙鞅的时刻来了，公孙鞅怎会不知道新法不能顺利实施的原因，不全都是上层人士鼓捣的事儿吗？但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法，于是便将他的老师也就是太子的伯父赢虔处刑，将他的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以儆效尤。这样一来，谁敢不服？
新法施行十年之后，秦国一改往日之气象，道不拾遗，山无贼盗，百姓勇敢的为国家作战，不敢私下斗殴行事，乡间城镇全被治理的井井有条。看到这样的景象，以前那些抨击新法不好的人，有些便又说新法好，公孙鞅知道后，把这些议论法令是非的人，驱赶到了边疆受罚，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胡乱议论了。
作为法家思想的沿袭人物，商鞅自然有他独到的地方，他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每一次改革，无不触及所有人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力，那是很难实施下去的。作为历史上最为闻名的变法事件，商鞅给了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在面对任何困难险阻的，都不能泯灭心中的理想，即便到一展抱负之后，也不能稍有放松！不时的警醒自己，告诫自己，所追求的理想是什么，才能让你自己永远的不忘根本，不偏于道德的藩篱。
司马光最后在总结评价的时候把一切归结为：信誉至上。说一个国家靠人民来保卫的，人民靠信誉来保护，国家若不讲信誉，人民还怎么会服从呢？没有人民，国家又如何维持？所以善于治国的人，不欺骗人民才是根本。要不然，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不败才怪呢！
在谈及商鞅时，认为他比较刻薄。这点我不敢认同，乱世需用重典，若没有商鞅的一贯坚持，秦国最后想一统天下，让诸位说，是不是有点难？同样是好刑名之学的申不害，韩昭侯用他为国相，想通过变法改革强盛起来，但申不害私心较重，他请求让他的堂兄做个官，韩昭侯不同意，申不害就很不高兴。于是，韩昭侯拿法理无人情之说驳斥的申不害体无完肤，申不害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及时改正。就是因为申不害的不严于律己，才导致韩国变法没有起到根本的作用，只浮于表面。
公元前359年，韩懿候逝世，其子继位，是为韩昭侯。
公元前358年，秦国败韩军于西山。
公元前357年，韩魏议会召开。
公元前356年，燕赵在阿地召开会议。赵国、齐国、宋国在平陆举行会议。
公元前355年，齐魏在效野议会。据说这次是为打猎而来。这一年，不被中原人看起的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举行会议。弱国无外交此言不虚。鲁国鲁共公去世，其子姬毛继位，是为鲁康公。
公元前354年，秦国在元里击败魏国军队，斩首七千余人，夺取少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