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文字，未必是真实的纪录，但却很客观地描述了三个人的区别：姜太公的优势，在于对“利”的把握，趋利避害，谋略战术，是其所长；周公的优点，在于“内心”，在于礼治，从礼节制度上为周朝的制度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武王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政客，喜怒不形于色，内心想什么，嘴上不一定说什么，深不可测，老成持重，所以更适合当一个国家元首，而不适合干具体事务（比如伐纣的事情，如果完全让他来处理，可能就会失败）。
这个时候，周武王作为最高领袖，就要对治国的人选，做出抉择。周公和姜子牙，这两个人的风格迥异，选择什么样的人，就意味着选择什么样的治国路线。
如果想要国家壮大，发展经济、普惠百姓，让国家更富强，姜子牙是首选。他更看重利，认为只要把蛋糕做大了，人民生活富足幸福了，自然也就会更加理性、守礼了。
如果想要教化百姓，让人民饿着肚子知书达理、恭顺孝敬，先把制度的框架构建起来，在发展经济，那毫无疑问，周公是首选。周公认为人们不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而是先知道了礼节，才能做到“仓廪实”。
一个是先搞经济基础，一个是先搞上层建筑。这两个人的观点对立比较严重，很难捏合到一块儿去。
周武王最终选择了亲弟弟周公，作为相国，治理国家。这并不是因为姜太公不重要，而是人们当时对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周武王而言，巩固政权、确保王位传承，是第一位的。既然如此，那在他看来，最根本的东西就不是人民的富康安乐，而是人民的恭顺与服从。所以，首要考虑的，就是周公倡导的礼治。
而姜太公，如果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显然也会大有作为，比如分封到齐地。周朝是从中原以西的地方开始发迹的，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一带，后来逐步扩展，吞并了商朝的大片土地。这些土地，大多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附近。也就是说，他的势力，是从西往东发展，越是在西边，统治就越巩固；越往东，统治就越薄弱，有的地方甚至鞭长莫及。所以，越是东边，越需要姜太公这样的人，来为周朝巩固政权。
历史，总是要为尊者讳的。周武王、周公、姜太公，在史料中都是圣人，既然是圣人，自然不能有缺点、有矛盾。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从圣人还原为凡人，就会发现，他们也有缺点、也有矛盾；而且有的矛盾还很剧烈。这些矛盾，史料上不会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从他们治理国家、为人处事的风格上，却很容易看出来。
最鲜明的一个例证，就是齐国的历史传承和治国思路，完全是一套“姜太公思想”，和服务周武王、周成王治国的周公，在思路上有着很的大差异。换句话说，周公在全国推行一套治国方略，姜太公根本不听他的，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在齐国自己搞。
这也导致了齐国在周朝的诸国诸侯国中，显得比较另类。比如说，周公在全国推行礼法，姜太公在齐国的做法恰恰相反，是简化礼仪；周公对工商业并不是很重视，姜太公则重视发展工商业，发展经济，让百姓富足。
从这些对比中，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推断：姜太公对周武王没有任命自己作为相国、治理国家，即便没有表示不满，内心也是十分失落的。
您设身处地的想一下，一个穷苦人，一个倒插门又被赶跑的女婿，一生贫苦、遭人唾弃，潜心修炼，经历千辛万苦，终于遭遇明主，有了出头之日，成为天子重臣，机会来之不易，他更想利用这种机会，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证明自己不仅仅会带兵打仗，更会治理国家。
而且，他的经历，和周公可谓天壤之别。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从贫苦穷人中间打拼上来的，属于“贫民逆袭”，他对如何治理国家，了解更为深刻：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必须要让人民生活幸福，政权才能巩固。
周公呢？金枝玉叶，非同一般官二代，几乎没有基层生活经历，即便他了解一些民生疾苦，也不可能像姜太公那么深刻。所以，他认为治理好国家，就是把人民治理好、管理好。那么，怎样才能把人民管理好？就是要有规矩，有等级，按辈分、按秩序来。只要秩序不乱，国家就能治理好。
毫无疑问，两相对比，姜太公的治国方略更加成熟，更加先进；但周公的治国方略，更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
所以，周武王选择周公。
所以，姜太公必然失落。
为什么失落？他的理想，灭商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解放人民，让百姓不这么贫苦，才是他的最终宏图。现在，仗打完了，自己本可以大显身手，让百姓富足起来，让人民安居乐业，可惜，周武王并不太欣赏自己的那一套。
至于为什么不欣赏，姜太公内心跟明镜似的。在周武王眼中，政权是第一位的。周文王在世之时，姜子牙垂钓于渭水之滨，就曾和周文王探讨过“天下归谁”的问题。当时，周文王很赞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一说法。现在想来，那或许是因为周文王还没有夺取政权，还处在商纣王的统治之下，才会赞同这一说法的。即便周文王没有去世，即便现在在位的还是周文王，他还会赞同自己的说法吗？
分歧还不仅仅在于治国方略。甚至可以说，对当时的周天下而言，不需要什么统一的“治国方略”。
事实上，当时的周天下，周王只是“天下共主”，是各个诸侯国共同的“王”。但他除了管理自己直属的地盘，并不直接干涉诸侯国的政务。各诸侯国的国王，在自己的地盘，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力。只有牵扯到各国之间关系的时候，周王才会出面协调、管理。
换句话说，周天下，是联邦制。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容易理解齐和鲁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了——虽然它们都在今天的山东。鲁的保守，齐的开放；鲁的传统，齐的改革；鲁的重农，齐的重商……周王并没有要求所有的诸侯国“统一施政”，当时的国家形态，是联合，而非统一；于是，诸侯国的文化、经济，百花齐放，各显其能。
这样的时代，其实很美好。
既然允许周公的封地——鲁，和姜太公的封地——齐，有着巨大的甚至相反的施政方针，那么，又何必非把这两个人的封地，放在一起，挨得那么近呢？两人都是功臣、巨匠，一东一西，或者一南一北，分别成为邦国的两个“龙头产品”，起到带动作用，岂不更好？
周王考虑的不是这些，而是另有原因。
这就是牵制。
姜子牙的老地盘是东夷，封齐是让他回到老家。回老家，对周王来说，就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消息，一好一坏。先听哪一个？
好消息吧。好消息就是，可以镇压东部夷族那些不听话的小邦国、小部族。不愿意归顺大周的，放出姜先生，灭之。
坏消息就是，姜子牙自己也完全有能力做大。他一做大了，天高皇帝远，谁还搭理你周天子？
这不得不防。
事实上，周武王死后不久，问题就真的出现了。武王克纣两年后，就死翘翘了。儿子成王继位，年纪还小，于是周公（周武王的弟弟）摄政。
周公摄政，有人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