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华到会之后，跟齐桓公说：“郑国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违背您的意思，导致郑国叛离齐国，您如果成功地把这三族的人灭掉，我就可以使郑国作为附属听命于您，您到时候就可以所向无敌。”（原文“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若君去之以为成，我以郑为内臣，君亦无所不利焉。”）
说白了，就是想除掉他父亲郑文公身边的势力，用自己当上国君以后听命于齐国作为条件，来诱使齐桓公帮他篡位。因为郑国屡次反叛，郑文公目前还不是真心投靠齐国阵营，于是，齐桓公也没有弄清这三族人是不是抵抗齐国，就想答应郑国太子郑的条件，以求得郑国的政局在手。
但，实际上，这三族人并不是对抗齐国，反而是亲齐的。齐桓公要那么做了，管仲当然不会答应了，他曾经和郑国叔詹有某种协议，他们都是“亲齐”派的，况且那样等于是自己人杀自己人。可是，管仲又不能捅破这张纸直说那些人是帮助齐国，所以，他就从大义上劝谏：“主公以礼和信征服诸侯，以从不干涉他国内政为底线，这样的外交政策没有什么不可行的。不干涉父子之间的事情称为礼，遵守誓言重视时间称为信。违背这两种事情，对于别人的干涉就很过分了！”（原文“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违此二者，奸莫大焉。” 奸音同干，共音同恭。）
齐桓公虽然懂这个道理——什么都可以做，但原则不可以破。可是，这个郑国实在让人头痛，现在有这么一个办法不如试试，所以，他还是跟管仲说：“上次联合诸侯征讨郑国，没有成功，现在有这么一个挑衅破绽或者说镐头，就这么办，难道不好吗？”（原文“诸侯有讨于郑，未捷；今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
管仲知道齐桓公心存侥幸，但这种思想有碍大局，于是，他就详细给齐桓公分析了一下：“主公如果以德服人，再列举郑国的罪加以训斥，然后统帅诸侯前去讨伐，郑国必然会担心灭亡，哪里还有不害怕的道理？现在如果带着这样大逆不道的人兵临郑国城下，郑国一旦有正义的借口抵抗，就没有什么惧怕的？况且我们之所以能召集诸侯，是因为以德去讨伐不忠。现在召集诸侯是为了帮助这样大逆不道的人，怎么去面对众人？召集诸侯，我们申明的德、刑、礼、义，没有国家不举大拇指称道的。如果大家知道主公帮助这样大逆不道的人，那么先前盟会的信义就毁掉了，即使史册不作记载，也会因此失掉仁义。主公不要答应太子华，郑文公必然请盟。太子华想借助大国的力量推翻自己国家的政府，肯定没有什么好下场。而且，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个厉害的人物，也不是容易推翻的。”（原文“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帅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何惧？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君其勿许，郑必受盟。夫子华既为大子，而求介于大国，以弱其国，亦必不免。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
管仲再次对郑国申之以大义，示天下，不仅齐桓公心服口服，后来这样些话传到郑文公那里，郑文公不由惭愧、感慨、心悦诚服。于是，《左传》给出了这么一个结果：“子华于是得罪於郑。冬，郑伯使请盟于齐。”
这样臣服其实还远远不够，管仲这次要彻底地收服郑国，而不是郑文公一时的口服心服。特别是现在正好有那么一个机会，周惠王死了，太子郑也就是即将即位的襄王怕自己的弟弟叔带乘机造反来求助齐国。《左传》记载：“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机会呢？首先，拉拢周王室的时机来临了，就可以间接控制周王室。其次，对于彻底收服郑国是一个好时机，郑文公之所以敢逃盟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仰仗或者说贪恋周惠王给的那点好处。现在，周惠王死了，齐国帮助太子郑坐稳周王的位子，那么，原先那道旨意就等于一纸空谈，作废。
于是，管仲把郑文公的请盟暂时放在一边，置之不理，或者说是“欲擒故纵”。
洛阳定位
次年春，公元前652年，演出了一场诸侯进京的宏大场面，一般来说这种场面是造反，但这次恰恰相反。齐国会聚诸侯前往洛阳朝见新王，实质是为了给襄王郑“定位”，告诉惠后和叔带大局已定，不要徒劳地作乱夺位。看着四面涌来拥戴新王的诸侯，母子俩自然识趣。
《左传》记载：“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八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
诸侯给周王“定位”可谓大功一件，同时也彻底断了郑文公的私心贪念，从上段的《左传》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郑国的影子，故意不让其参加。于是，郑文公感觉到万念俱灰，像一只无头苍蝇，穷困极了，没有了周王室答应的那点好处，那他的牺牲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落得个左右不是。
从《左传》的两段文字完全可以解读出这次事件发生之后，郑国的态度起到的变化。在去年，公元前653年，其中记载：“冬，郑伯使请盟于齐”。郑文公“请盟”，就是希望加入，这个时候的语气一般，用“请”字。然后，到了齐国帮助周襄王“定位”之后，再看，公元前652年的记载：“郑伯乞盟”。用的是“乞”字，语气就很低下了，而且这个“乞”字是很少用在记载中，感觉就有点像流浪狗一般狼狈，乞求齐国收留他。
管仲一看时间正合适，收留吧，郑国于是叛离不到一年就重新归队，而且自此之后，到齐桓公死掉，都不敢就范。管仲所想、所谋划、所做可以说是经常性的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齐桓公的悲观和骄傲
公元前652年，跟随齐桓公征战多年，帮助其创下霸业的诸侯宋桓公因病逝世，《左传》记载他死在春天：“九年：春，宋桓公卒”。宋桓公的死对于齐国，特别是对于齐桓公本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帮助自己共同打天下的兄弟（诸侯）相继死去，现在是自己最忠实、最铁杆、最值得信任的宋桓公走了，这使得我们这位霸主的内心忽然感觉到空虚，甚至是孤寂，是死亡引发出人内心对于眼前世界的感慨，因为这位霸主感觉到自己同样已经垂老，死亡将不可避免的到来。于是，从他潜在的这种感觉反射出了这么两件事情，或者倒过来说，我们是从这么两件事情上感触到这个时候年迈的齐桓公的内心世界。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继嗣的问题。
如果人不是觉得自己的时日不多，是不会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特别是君王，自古的君王都想长寿。不过，齐桓公在“长寿”这个事情上起码是理智的，而且能为自己的身后事及早地考虑，从这一点上，就比后来历代的帝王要英明得多，有些帝王自己死后哪个儿子即位都没定下来，导致了一场骨肉相残。
这年将近夏季，某一天，齐桓公就把心里考虑的事情跟管仲私下里说：“寡人有六个儿子，都是妾所生，论年纪，无亏最长，论才智，昭最贤。现在易牙、坚貂都在我面前推荐无亏做太子，可是，我又非常喜欢昭的才能，不知道立谁做太子，希望仲父帮寡人定夺一下。”
管仲心说：这是家事，我怎么好决定。看来齐桓公是因为最近周王室继嗣的纷争和宋桓公的死这些事情由感而发，虽然管仲不喜欢参与别人的家事，但是这又关乎到他辛苦经营出来的霸业。他望着齐桓公脸上的皱纹，委婉地说：“按一般继嗣来说，先长后幼，但是对于霸业来说，最好是贤者，贤者有利于继承和发扬。”
其实，管仲之所以推荐公子昭，倒并非是公子昭的才能，齐桓公的六个儿子虽然是“虎父无犬子”，但是也没有“虎父虎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公子无亏身边都是奸臣小人，像易牙、坚貂，《东周列国志》里说的对，管仲是怕将来公子无亏做了齐国的国君，就会小人当道，毁了他一生所经营的霸业。《左传》在齐桓公遭腐尸作乱的公元前643年的记载中明确写到：“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小人最后还是作乱，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