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年底，我一个已经在公社文化站工作近两年的最基层的文化人，突然想到要报名应征，这着实让很多人不明白。说实话，基层群众的文化工作，应是一个不错的事业，也应该有它的发展潜力和作为空间。可我既不满足当时那种民众文化的唱唱跳跳，也不满足我的这个底层文化人的一种半脱产的身份。我对这样的前途没有稳定感，对公社领导干部如何使用我也不抱有任何奢望。于是，文化站，我是真的不想“站”在那里了。虽然摘掉“文化人”的桂冠，是一种很痛苦的心里纠结，但我却刻意要为之。于是，当时的祖国征兵号召，就成了我抓住机会的第一考量。选择当兵，也是一件不知到未来的事。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想上大学？那是要靠大队、公社推荐的，且名额极其有限，这种美愿更不能自己左右。虽然当兵也不是自己完全左右，但只要你自己想报名，且符合基本的政审条件，领导就不好怎么阻拦。因这是义务兵，过几年就要回来的，所以不被领导层看重。实际也如我所愿，当我找我的户口所在的大队支书和公社武装部部长报名应征时，他们就很爽快地同意了。我的站长听说我要参军，也曾劝留我放弃，可我兵意已决，除非身体考不上。报名后不久，就进入体检阶段，我的身体很争气，顺利过关。公社党委和接兵干部在最后确定征兵人选时，虽然对我在留与放中有一些反复，但最终还是尊重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当兵了。
我当兵了，我家里人高兴，因为我的家庭就成了“光荣军属”了，这是有史以来仅有的一次。军属，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就意味着进了政治庇护的笼子，不会受到任何政治运动的冲击。我当兵了，村子里的人也高兴。因为我们那个生产队里，已是好多年没有出军人了。他们也很希望像我这样的一些年青人，快快地找到机会，走出山门，奋发有为。
这一年的冬天，我的家乡，风和日丽，山间和田头格外的妩媚和动人。这勾起了我太多的牵绊和眷念。可我选择了从军，又必须义无反顾。
当我穿上新军装扛起背包出发时，生产大队还专门组织起欢送队伍，为我戴红花，为我敲锣打鼓，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武装部。我知道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针对我，更是营造拥军的氛围，但的确让我感觉很光荣。差点儿把我带进了耀武扬威、大道阔步的冲动。到公社武装部后，接兵团的军官就把我们公社的十来个新兵编成一个班，我们那个接兵排长还点名让我当这个班的临时班长。并明确我们这批新兵开赴HN。
从军的路，就这样出发了。
当我登上汽车出征的那一刻，背靠着前进的方向，让慢慢地抛向车后的一切定格在我的眼窗：
田野的青草已经枯黄，匍匐在地上，无法顾及我的离去，她要遮掩牵挂我的乡土；
丘陵的树木像是僵冻，立直在山岭，嫣然漠视我的远行，她要阻隔追随我的乡情；
村寨的木屋半掩门户，飘旋着炊烟，不曾想起我的军车，她在祈祷兵途游子的平安！
别了，养育我的家乡！
别了，给了我工作的家乡！
别了，我无以回报的家乡！
我们新兵在行军的路上，由接兵团的带领，沿途站汽车、挤轮船、睡火车，那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经长沙、柳州、湛江，达海口，最终驻脚天涯海角。一路开怀放歌，欢声笑语，一副不知疲倦的模样尽写在我们这些新兵的脸上。
河浪向船前翻卷，高楼在窗外倾斜，树林从车旁掠过，大地往身后飘动，海际与天边对接。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长途远征，还真让我感受外面的气息是那样的好奇、新鲜、宽广。好像这是惊天动地之举，而一旦把她囊入神经清醒的区域，却只是空中飘物的恍惚。
虽然，我们躺在火车货车车皮箱里，充斥着凝固的牛粪味（先前肯定是运牛的车皮），横跨湘、桂、粤三省；虽然，我们从海口到三亚，在大篷军车上，肩挎背包站立着，随车运行三百多公里。但是，眼外的世界，把一切烦恼和不适，冲刷的一干而净。天边的漫游霞云，地面的田丘映衬着起伏的山峦，海上的鸥鸟与潮浪飞舞并弹奏着贝多芬的交响乐章。我已经眼花缭乱、忘乎所以。
只有到了晚上宿营的时候，夜深人静，我的思绪才慢慢在脑际张开----妈妈送我到村头，那眼眶的泪光；爸爸送我到兵站，那面容的期许；还有那同学、朋友、同事、领导、乡亲，和我告别时的祝福，离别故土的情感让我无意入眠。并随着思绪寻找我从军的答案。是游山玩水，还是卫国戍边？是过客尝新，还是磨砺摔打？我很想理一理头绪。你说是报效祖国，好像境界太高；你说是出人头地，那也不符合我的性情；你说纯粹是找一份工作，而我却有一份比这更轻松的工作；你说是逃脱农门，而当兵只是义务，大都要依旧回到农村的。可是我又必须向家乡、向部队、向自己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答案，那就是唯一能说得出口的“我应该做一名合格的军人”。这样的标尺一经确立，我的心境才感觉稍微平静了些。从而又才意识到：虽然这一路上尝新悦目，轻松远行，没有疲劳和困顿，但从军肯定有它的疆海风云，沙场戳杀，艰苦辛劳，乏味无聊。不炼真工夫，哪能凯歌还？
于是，我的一切要从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