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那美丽的家乡，我的父亲母亲并不是很幸运，穷了一生，累了一生，苦了一生。劳作、自信、坚强地走到人生的终点。生前没有让我看到脸上有多少幸福的笑容和快乐。而闭上眼睛后，面容又是那么的慈祥和安逸。想到这，我无比的悲痛，我对他们有太多的亏欠，我真舍不得他们就这样的离去。虽然他们遭遇的不是天灾，也不是子女们不孝，而是人制。但是我们也没有给父母带来多少幸福。
我父亲（杨道吉）出生在公元1924年农历7月。那时代，中国山河破碎，人民饥寒交迫。他8岁时，我的奶奶吸鸦片自尽，他痛失娘。他11岁时，我的爷爷病故，他又痛失爹。从此，他和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成了孤儿。当时，邻里族亲也很苦，只能照顾很小的弟弟，妹妹送出去当了童养媳，而他只有出去当童工。他是被一个叔伯族人带到15公里外的溪口镇上，找到一个开中药铺的店家，当了童工。从这时起，这家药铺的切药、磨药、晒药、抓药活儿，就是他每天必干的工种。哪里稍有疏漏或失误，就会招致店主的打骂。这时候的父亲是一个懂事聪明的孩子，一边老实干活，一边学着读字写字、打算盘和制药技术，不到两年就成了一个很好的药剂员了。博得店主的喜欢，这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安身之处。并一直干到成年。成年后的他，也想出去闯一闯，于是就跟了一个地方民团，挑夫、打杂十来天，感到这里并不是他呆的地方，还是回到那个药铺干起了他的老本行。
我母亲（张竹莲）出生在公元1927年农历3月。她出生的家境比父亲出生的家境要好的多，她的爷爷（我的外祖公）是当地一个大户人家，有几十亩田土和两栋四合院的木板房。但她出生后的好境并不长，我外公仗着好的家底，好赌成性，把祖外公分给他的田土几乎输得尽光。母亲只有十多岁时，外公又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结果一去不复返，查无音寻。我外婆是小脚女人，只能干一些家务活儿。我母亲是长女，她下面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年龄都很小，最小的妹妹还是一个婴儿。于是这个家庭的农活儿，就几乎落在了我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因此她从娃娃开始就整天高强度地劳作是可想而知的。
我父亲母亲成婚是娃娃亲，他俩先后一出生，双方父母就结成了亲家。我母亲稍一懂事就不同意自己的婚事，但没用。当初就说好了的，哪能反悔？于是，公元1948年，我的父亲母亲走进了婚姻。因此，他俩婚后的生活并不是很幸福。他俩结婚后，父亲还是在那个药铺当药剂员，母亲在家里干农活。公元1949年，新中国诞生。社会制度由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这一年我大哥出生，又两年我二哥出生。当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公私合营和土地改革，父亲成了集体药店的药剂员，母亲成了公社社员。但这些改变并没有改变父亲母亲的穷苦和劳累。随着我们兄弟姊妹的增多，反而更加重了他俩的拖累。父亲母亲养育子女八个：大哥、二哥、姐姐、我、大妹、弟弟、二妹、幺妹。到我大妹出生后，家务、农活靠我母亲一个人是怎么也顾不过来的，于是父亲离开药铺回到了家里。家里虽然多了一个人参加集体劳动，但父母因孩子多还是摆脱不了贫困。大妹就是在一岁左右，因身体严重营养不良造成脱水、走“猴胎”而不幸夭折。后来我再下面的弟妹出生，随着两个哥哥的长大，生活状况才好一些。但不管怎么说，七个子女养育成人，这其中的沉重和艰难，让我无法想象。
当哥哥、姐姐和我的逐一长大成家，父母应该会轻松很多，但天有不测风云。大哥成家不到四年，就患了不治之病---肝癌，年仅27岁离开人世。父亲母亲从此丧失长子的伤心痛苦难以言表。大哥留下两个孩子，小的随嫂子改嫁带走，大的由我父亲母亲护养。大哥离去12年之后，二哥又患了同样的病，父亲和我一起陪送他到省城医院治疗，而医生的药方只能缓解他的病程，却挽救不了他的生命。年仅38岁的二哥又离开人世。我的父亲母亲再次遭受丧子的打击。二哥同样留下两个孩子，小的随二嫂改嫁带走，大的又由我父亲母亲护养。磨难、痛苦、劳累、养育，就这样伴随着我父亲母亲的一生。当两位老人刚好把两个孙子（女）护养成人，他们应该安度晚年时，却已经心理憔悴，心力耗尽。没有生命的时间来感受幸福的一刻。
1998年初冬，父亲病故，享年74岁。2002年夏天，母亲病故，享年75岁。两位老人即使病去，也是很匆忙突然，虽怕拖累儿女们，也生怕多花儿女们的一分钱。他俩的离去，给我留下太多太多的痛楚，留下太多太多的遗憾···
父亲耿直正义，诚实认真，教子威严，生活俭朴。母亲勤劳善良，节俭持家，敢做敢为，倔强坚定。敬爱的父亲母亲啊，您的离去，成了我永远的怀念和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