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嘴上无毛
我上船时正十七八岁。正如俚语所云,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我的经历,好像证实了这一习惯看法的几分准确性。
我帮二副普三元做过伙食帐,他走后,这工作落到贺大副头上。但贺没文化,他又是我技校同学的父亲,更把我帮二副做过的事,搭在我身上,我无可推脱,成了他的义务帐房先生。船到上海后,贺更是把船上伙食备用金托付给我代管。其实,这是明显违反财务制度的行为。可当年船要厂修,船员人心浮动,更不会有人来提示这一点,也没人告诉我这不符合财务管理制度。
当船还在汉口时,陈仲池不仅监管伙食,还主持着船员互助储蓄会。过去,民间有一种临时集资活动,称之为“标会”。由若干自愿组合的人相约集资,其中有牟利动机。这里我不具体说它。而船上的互助储蓄会,虽形式类似,但不牟利。它由工会组织出面,也按自愿原则进行集资。办法是,按入会者每人每月缴一小额储金。有权一次借十到五十元不等的互助金。然后,逐月分期归还,不计利息,不打折扣。还清欠款后可以再借。这是帮助入会者临时用钱,解燃眉之急的方式,它只是救急不济贫。存借者都是普通船员,而高级船员则不屑于加入互助会。因此,参会人员多半都是收入不高,生活较为困难的同事。这存款和放款是两本帐,借款凭据一直由陈仲池保管。一来怕泄密,令借款者难堪;二来怕借据丢失无凭。而收款帐本,却因要逐月收款登帐,所以是单独记帐的。
船行将要去上海时,陈仲池得病,请假在家治疗,不能随船走。匆忙间嘱我代管代办互助会的事。说待他病好后,去上海再交他管。只留下了收会金的帐本,没交付借款凭证和帐目。没与我办理交接手续,留下了后患。接着船去了上海,他留在家中休假治病。谁料想,他竟不久病故于汉口家中。
船到上海后,因修期遥遥,船员们人心浮动。家在武汉的,都巴不得早日离船回家,好另行分派上别的船。后经联系,船办人事股同意,船员家在武汉的,可以分批回汉。只留少数几位家在上海及附近地区的船员,留船驻守,等候开工修船。
临了,大伙要求清退互助会底金,是要散伙了。这时我才发觉互助会的借款凭证在陈仲池手里,事先没交出来,这下惹出了麻烦。我不晓得有哪些人借了多少钱,又有几多钱没有还;而借了钱没有还及没还完的人又都不吱声。我无法找到借据来认证和进行抵扣底金。既无从收回借款,而又要全额退还底金,这个帐扎不平,要散伙的人情绪可知,他们只是催促退款,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他欠多少没还。以为我年轻好欺侮,事实也正是这样。由于事出仓促,又人心思散思归。我又缺乏经验,衹好仓皇应对了事。其实,我应该让大伙先回汉口,待我找到陈仲池的家里,拿到借据和帐目后,再核定退还底金的余额;或是找船上的党支部书记来讲讲这件事该怎么办。可是,这时的书记好像掉了魂似的,居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置一词。没有谁来帮个腔,可见这人心之险恶。我不谙个中利害攸关,孤立无援。结果是,我用伙食备用周转金,先行垫付互助储金。互助金是全额退完了,大伙一拍屁股全散伙了,我却落个公款私用。拿到钱的欢天喜地,借钱没还的窃窃私喜,我却欠了伙食周转金二百多元。我原以为,回到武汉找到陈仲池的家里,可把借据找出来,再逐一把那些欠帐不还者找到再说。谁知,我这是个下下策的馊主意。
我一回到武汉,带着该退还陈仲池的互助会底金,到二曜路华清街附近的陈仲池租住处,一来表示对遗孀的慰问,二则寻找借据存单和帐目。然而,这一愿望落了空。当我找到陈家时,我惊呆了:只见满脸愁容的陈妻,身边两三个年幼的儿女。个个身上衣衫褴褛,家徒四壁,一付破败不堪的景象,呈现在我眼前。陈妻及其子女孤苦伶仃的神情,不由让我想起八年前,我父亲病故去世后。遗下我母亲携带我和三个幼小的妹妹时,那幅孤苦无助时的情景。我不忍心再让陈妻寻找什么借据凭证了,只把陈的互助会底金当作慰问金塞到陈妻手中,道声嫂子节哀、珍重,就仓皇退了出来。
由于当时处在树倒猢狲散的散伙混乱中,人们的觉悟也是有限的。借钱不还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事,上级也一时无从核查。直到长江1003轮以新船面貌回到武汉,此时已是一九六七年了。局财务科追索原船伙食周转金时,因贺大副早已退休离船,无从查处;在船人员说,当年的情况不明,直指我知情。财务科这才找我了解情况,我就把贺与陈二人当年托付我的情况作了说明,并表示,我可以承担偿还欠款责任。
财务科认为我不是当事责任人,没追究挪用伙食周转金的责任;再者数额也不大,只要我分期归还到位即可(当年船办没财权,由局财务科直接对船发放伙食周转金或叫备用金)。后来,局财务科从我的工资中逐月扣款十几元,前后扣我一年多。财务科至所以不追究责任于我,除了我不是当初领款责任人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从一九六一年到六五年的五年间,我在船办搞配件期间,从事购买配件和出差报销的经济活动中,每年经手钱物好几万元,其中不乏大笔现金往来,从末出过差错或滞纳、挪用分文。钱财物帐,样样清楚。给那几位经办的会计、出纳、核算人员留有深刻印象。从而也认定船上伙食帐与互助会混淆交接不清是重要原因,免除“挪用”之嫌。这件事于我,教训极其深刻,不仅是涉世不深,未经历练,遇事不假思索,且有做滥好人,碍于情面不能坚持原则、底线之泛爱心。它使我后来能有所警醒,这也算是“少不更事”这句成语的注脚吧。要分得清内外有别、公私分明、守口如瓶、洁身自好,把握住道德底线。这件事的教训,令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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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难以释惑
我初入社会,觉得可以目为引路人之一者,是船上的二管轮徐萌浦徐先生。我们船轮机长之下,没有设大管轮这一职务,二管轮即司大管轮职。可能的原因,是因工资等级的差异来确定吧。当年轮机长的工资是二百三,按大副、大管轮同级,约为一百八。而二副、二管轮只一百四,徐的工资只这个数。所以,称其为二管轮。实际上大管轮的工作都是徐在做。
徐先生并没有表示过对我的喜好,也没对我布道说教或是青眼有加。而我感到他对我的好,是我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人品。他以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或感染着我这初涉世之稚子,而目为心中的良师益友。此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本人可能并不知道,他在一个小青年心目中的地位。因为他在船上待人,皆一视同仁,并无偏颇。
徐为江浙一带人氏。为人朴实无华,执业精心,处世低调,心无旁鹜,行止简约,洁身自好。他家当时住在大兴路和平里一带,从家里到船上,从船上到家里,从来是两点一线。一副与世无争的姿态,平淡而宁静。与之举止大相径庭的,正是他同卧室的轮机长张连发先生。他亦为江浙人氏。据其自言,早年曾在美国加州某海港当起重机司机,还到过澳洲,做过海轮。张那黝黑的肤色,衬映着他饱经海洋风浪的气质,与常人确实不同凡响。他吸烟,多为雪茄;穿衣,白领衬衫系领带,着西服,讲究美服华饰;长发涂腊脂,足下硬底皮鞋擦得锃光亮。只要休班起坡,名符其实的洋派头,从不马虎敷衍。他除了回家,常去的地方,多半是有交际舞会的饭店或舞厅等场所。其与徐相较,则互为参商,类殊悬甚。人虽羡张之派头神气,实慕徐之朴质本色。
我与徐先生接触较密切的时日,是在五七年春夏之交。那时,船因尾轴套筒间隙过大,造成尾轴舱渗漏严重,江水倒灌进舱,急需起坡或进坞进行修堵。长航青山船厂当年坞小,承接不了这上坞的活。后来经联系,得以安排进438厂(即武昌造船厂)起坡上船台厂修。轮机长让二管轮作厂修工程修理单,他俩商议后由徐列修理单,修理单完成后,就叫我复写誊正一式多份,以分送机务部门和厂方主修人员。那是我第一次为人作抄手,抄写的地方,就在轮机长的卧室的小柜桌上。
我在技校学的是船舶内燃机。其实,学的是个入门知识,不知道实际技术要求。抄写修理单,一下子把柴油机具体解剖细化了,给了我一次深入学习的好机会。我没有简单地照抄不悮,而是边抄写边想。在这个过程中,加深了对柴油机及辅机等机械结构的认识和理解。我抄写中发现有些疑惑之处,欲问欲止,徐先生可能看出我的疑惑,他本可以说,你照抄不悮即可,何必多问。可他却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个中技术要求和要领,修理中处理方法和要求。一份修理单抄下来,不过四五天的时间,可我却等于又上了一趟学,极大地充实了在技校所学的知识,也为我日后参与船舶维修点,作施工员及搞配件工作,打下了基础。那真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徐先生的启迪,令我终生受用。
徐先生还热心公益教育工作,他那时还是船办船员技术业务培训的主讲人之一。那时,船办每周有一两场船舶技术讲座,讲驾驶技术的一位聂船长,讲蒸气机的,是一艘蒸气机船的夏轮机长,徐则讲内燃机。可就这样一位热心公益,人人称赞,声望甚高的人士,却在一场莫名的“反右”运动中,遭人暗算,被单位领导指为“反F党D反F社S会H主义坏分子”,并在会场上,发动突然袭击,出奇不意地当众宣布逮捕,后又秘密判刑。再后来生死未卜,不知所踪。这件事突如其来,过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事后想来毛骨悚然。
我是当年这件事的经历者。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致徐萌浦蒙此不白之冤呢?我只想说一说自己的回忆。船办,当年又叫船舶办公室,是武汉港务局下属一个管船单位,后来又改名船舶管理站,改革开放年代,再改名轮驳公司。讫今,大约只剩下若于留守人员守摊了。江面上,如今,亦极少见到当年忙碌不停的港作船了。
船办,当年党组织是总支级,基本上一条独立航行的拖轮,就有一个基层党支部组织,支部书记是兼职。我们船上的支部书记是名舵工。由于当年我缺乏知识,不知道党支部书记是做什么、有多大权力。所以,这支部书记的作用,在我那时的头脑里是一盆浆糊,也没什么印象。我只知道有的船上的兼职书记是个生火工,心想。他能干什么呢?以为在船上当家作主的应该是船长、大副。有一个生火的什么事?当然,那是一个政治上的糊塗虫的认识吧了。
在当今这个社会里。从中央到基层,这中间要经过许多的层次。不论什么文件、什么精神,在没有现代互联网之前的时期,层层下来,都会被放大或缩小,像哈哈镜里的形像,走移的幅度,出人意表。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比如说,上头说抓“右Y派P”,只限于极少数,而所谓极少数是多少呢?把不住,就说限制在百分之一、二、三,本意是在限制在极少数之内,可到了基层单位,它理解就不同了,有的就会扳着指头数,一万人里头有几个,一千人里头有几多,摊派到某处有几个,我这个单位摊几个,都会精心测算。而且惟恐算少了,算漏了,为了完成这个指标,甚至会对号入座,排队摊派到哪些个人头上。
当年船办,不过四五百号人,按右Y派P比例分摊,船办的干部人数少。连一个“右Y派P”都摊不上。可船办那年抓“右Y派P”,一下子抓了一大把,有四五个。可上级又有规定,说工人之中无“右Y派P”,那算出来的几个算什么呢?又有一个称呼筐定了他们,叫做“反F党D反F社S会H主义坏分子”,更把这筐定的人置之于死地了。
本来,“右Y派P”分子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但处理上,原则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般是调离重要岗位,或本单位降职、撤职,劳动监督改造,或送劳动教养处理。我看到一个资料介绍,当年北京京剧界,在“反右”运动中,也属重灾区,本来要办马连良“右Y派P”的,因有上层发话,躲过一劫。而另外京剧大家李万春、叶盛兰、叶盛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没躲过劫难。据知名作家章诒和披露,民营京剧团的李万春,被撵出京城,发配内蒙;国营京剧团的叶盛兰,戴“右Y派P”分子的帽子,留团改造;叶盛长则送劳教。据称此亦先安排好了的,没几年这后两位也解脱了。
这话有些扯,还是回头说。工人无“右Y派P”,可当年的工人,大多没什么文化。大鸣大放中也不知道该怎么鸣,该怎么放。那就要从有文化,会叫唤的工人中找几个出来。于是能说会道,又有影响的形象人物徐萌浦,成了船办领导们心目中的猎物。那百分之一、二、三,非他莫属了。他成了那无辜的冤大头。
记得在那整风运动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高潮里,港务局、船办的领导们,是层层发动,带头示范鸣放。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港务局当时一位叫王金玺的领导干部,在全港动员鸣放大会上。公开批评说什么“港务局的领导,是上面多头多脑,到了下面是昏头昏脑”,是什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责备一些党员干部争权夺利,搞“二十八宿”等等。所谓“二十八宿”,本是古代神话故事中,天庭星神的总称,一个星宿管一方事务。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称帝后,大封功臣,约二十八位之多,亦借此神祇为名,论功封赏各归其位,一时功臣们争功争名无休止。
这里港务局领导讲此话,不知影射什么,反正领导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听。回到船上,党支部组织群众学习讨论时,我们听了报告的人,也鹦鹉学舌般的讲一通,还把在会上听来的讲话,整理成大字报,放大后拿到船办当时办公的港四码头(即今港十六码头)的芦安趸船二楼会议室里贴出去。我和小潘是船上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人,他还临摹外国漫画的一幅动物四重奏漫画,大象、黑熊、狐狸和猴子合奏西洋乐器,以比喻各拉各的调的不合谐。亦形容领导的多头多脑。配合我整理成文字的大字报,算是别出新意。我们还冠名《洲际导弹社》,借用当年不久前,苏联发射第一颗洲际导弹的名,为大字报张目。我们还沾沾自喜,以为比别人的大字报更有看头。至于徐是否参入这一行动,我已不复记忆。而且这张大字报除了复制王金玺的讲话意思外,了无新意。至于他还参加过什么别的活动,我就不知道了。
谁料到,从“整风”变成抓“右Y派P”的时刻,风向骤变,和风细雨的“整风”,变成了暴风骤雨,形成举国上下抓“右Y派P”。那声势有如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一般,令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不久,船办突然召开群众大会,在会场上当众宣布拘捕徐萌浦、杨子章等四五个人。说他们是“反F党D反F社S会H主义坏分子”。突如其来的抓捕,把先前的帮共产党整风的积极分子,一下子变成“反F党D反F社S会H主义坏分子”,将我和船上的同事吓懵了、惊呆了、嚇苕了,觉得是不是搞错了。但事实却又是真的,从此再也见不着徐萌浦的人了。从此,在船上,人人禁若寒蝉,原本就不太活躍的老船员们,经历此事之后,更加鸦雀无声了。不论船上再开什么会,讨论什么问题,人人呆若木鸡,眼问鼻,鼻问心,有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再也没人开口了。
呜乎!草菅人命一词,过去听说过,没感受。这徐萌浦遭逮捕后,让我似有所悟。这件事动摇了我对共产党的信念。君不见,徐氏事件过后不久,船办党总支的书记、副书记都挪动了位置。那位张姓总支书记,调往省航运局机关当书记去了,那位潘姓副书记的“副”字抹掉了,扶正了。让人联想到他们的升迁与徐氏等人遭遇的联系。过去常听得人说,“一将成功万骨枯”。将军们的红顶子,是士兵们的鲜血染红的,此言之不谬也。
我为徐先生的遭遇鸣不平。但我人微言轻,不敢去找人询问为什么?可这疑惑,它深藏我的心底。五十五年过去了,每忆及此,我的心都有种莫名的悲戚,他真比窦娥还冤。我心底里一直在默默叨念,愿徐先生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