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赌吃尖椒
说到两个“汇编”的日子里，不由想到那几位同学及同事们，及其不可捉摸的举动来，他们当时都是在机动班待派。其中有位黎姓同事，已是中年人，他当时是在船办某领导临时指派下，做一种叫“人造肉”试验田的育种工作。那所谓试验田，只是一间小房间。就设在我们刻钢板印油印的办公室里间，只是有道矮隔层，这黎同事的“人造肉”培养基地，只是几只盘子，几个瓶子。每天的工作，只是观察那盘儿瓶儿里的菌种变化，并没有什么具体事做，多的是闲暇。于是，逐渐与我们这群年轻人廝混熟了，人一熟，话就多。看到我们无拘无束地嬉闹交谈，他也和我们无话不说了。
所谓“人造肉”大约是当年肉类供应极少，人们吃不到肉，营养差。社会上流传，有一种具有肉类蛋白营养成分的植物蛋白质菌种，通过发酵而成。颇像后来流传一时的“红茶菌”之类的物质。船办一位领导，看到机动班的人闲着也是闲着，一时心血来潮，要搞“人造肉”试验田。搞成了，拿到食堂给职工改善伙食，也不失为群众造福，善莫大焉。这黎同事，为人乖巧。表示要自告奋勇来搞“人造肉”的试验田。
他为了想亲近我们这群人，不至于一个人太孤单。就不时地施以小惠来笼络我们，一次，他提出要和我们中的好事者打赌吃辣椒。说哪位能不离桌子、不咽菜、不喝水，把一盘尖辣椒吃完。他输一笼屉发糕，这一笼屉发糕所需要的三斤粮票和钱，由他付。吃不完辣椒，那三斤粮票和发糕钱，就由吃辣椒者汇帐。人们无聊到赌吃的份上，也是当年生活空虚到极致的反应。顺便说一句，那时粮票是定量限量供应，一般成年人一个月供应量，在二十六斤至三十三斤之间。一笼屉发糕，相当于三四天的口粮。
我们这伙人中，除黎同事外，还有位年龄较他稍小的中年人，叫张维成。其貌不扬，甚至还很瘦削的样子。也是呆在机动班的一员，和那几位同学中某一两位关系不错。居然是他敢揭吃辣椒的榜，我和几位同学，还矜持着学生派头，不愿参与打赌，却愿意看打赌的热闹。于是，约定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按黎约定时间，到利济北路一家熟食店。大伙围着一张大方桌，看张维成吃那一盘辣味十足的红尖椒。张维成正襟危坐，不喝水、不咽菜，居然一口一口嚼碎后再咽下，吃了个盘子底朝天。令人啧啧称奇。
老黎也不含糊，把一笼屉没开切的发糕端了出来，横七竖四切成三十多块。张维成也不答话，一块接一块地大口的吃了起来，临到只剩小半笼时，大伙也不顾及脸面，分抢而光。那年月，我们吃早点，顶多只吃三两粮票的面条或包子、馒头，哪见过张维成如此了得。不光敢吃辣椒，连吃发糕也如此了得。真是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倒让我对他要刮目相看了。后来，黎同事跟大伙说，这间熟食小店，是他家娘子经营的小本买卖，欢迎大伙今后过来光顾光顾。不久，这黎同事的“人造肉”试验无果，人也被派往武昌一纱锚地点灯组当班，给浮筒点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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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神秘伙伴
张维成敢空腹吃干辣椒，不怕辣的惊人举动，颇为我那几位同学推崇备至。这张氏，虽年长于我们同学七八上十岁，曾为某港作拖轮当水手。在机动班期间，却成了我们这群人形影不离的伙伴。后来，我们中的五个同学，参加海员文化宫组织的业余管乐队。不论排练，还是周末举办舞会。他都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满处跑。他什么乐器也不玩，而且五音不全，不识简谱。不晓得他为什么跟得这么欢？再后来，在“文W革G”年代初，不知他凭着什么关系，从船办机动班一个水手待岗位置，竟跳槽去了港监局。成了国家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再次令我称奇不已。这张氏，在我心目中算是位奇人，他好象没什么文化。因为我们相处五六年间，从没见过他读过书报，写过字，除了听说他当过水手外，也没见过有什么别的技术专长。可以说他的经历，我一无所知。而他又混迹于我的这几位同学身边，令我百思不得一解。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接近我们这些学生，是否怀有什么初始动机，怀疑他是不是窥视我们这群浑噩不羁，且色彩灰色的小青年的“包打听”。只是我没有什么把柄，不便把我的疑惑向同学们表露出来。
几年后，我在港务局军管组主持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工作班子，“斗批改”办公室作文字工作时，从原港政治部组织干部部门提供的一份现编的人事资料名单中，看到有我一起玩的同学的名字。资料栏中指称，其有胞兄在台，属“特嫌”。当然，也看到我认识的，在机关科室和作业区现职人员的名单后面，类似注解。那个年代，举凡有亲属在海外，在港、澳、台者，皆不免“特嫌”、“海外关系”等注。组织上必有监视或控制之举措。我只是一介平民，焉能详尽其监视或内控之法，只是揣测而已。除去组织上有常设的公、检、法机构或常规管控外，对现实行为的管控，最好的办法或方式当然是贴身为最。用现今电视剧中常用的策略叫做“卧底”或者“线人”。茫茫人海，谁能识得渠。张氏是在组织的人，让他成天和我们这伙灰色彩的人，厮混一起，谁又能识透。不光那位有“特嫌”的同学，而且连我们这几个没什么色彩的学生，也一起被看住了，真是一石数鸟，一箭四五雕矣。但愿这只是我的臆想吧。这话题有点沉，也许只是我的荒唐，庸人自扰，捕风捉影罢。
前年，我到住在汉阳建港宿舍的妹妹家去，在路上邂逅四十三年来未曾相见的余同学。说起当年往事来，余同学问我，张维成对我十分憎恨，累次三番在诸同学面前数落我的不是处。余同学不解地问我，你有什么地方得罪过张维成，有何过不去的坎？我未作答。我想，是不是张氏当年行止有亏，怀疑其本来面目被我窥出。怀疑我诉诸于他人，而对我耿耿于怀，甚至咬牙切齿。如今，这二位均已作古。而那位被“特嫌”的同学，尚蒙在鼓里。我年已逾古稀有年，心中之芥蒂，早置诸脑后，惟愿我疑惑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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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不算荒唐
还是说说当年我们那群人百无聊奈的举动吧。那位自诩为工人诗人的谭容汭先生，算是位有来头的趣人。他有个笔名“西陵”，他是湖北宜昌人氏。取长江三峡在宜昌一段的西陵峡而得名。他称，与当时在长航全线享有工人诗人称号的，宜昌港码头工人出身的工人诗人黄声孝齐名。是发行于长航系统的《长江航运报》的常客。该报曾发表其诗歌文稿百余篇。他年纪要大我上十岁，曾为南下干部当勤务员。后来，首长在宜昌行署当地级领导后，就安排他进了港务局。因其不愿受干部地位的约束，不肯在货运科当办事员，遂上了港作船当水手。后因参与汇编码头工人诗歌集，与我相识。六十年代后期，他又去了长航武汉分局，上了汉渝客班船当行李员，兼管船上图书室。到退休年龄后，按政策落实为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享受“离休”待遇了。这巳是后话了。
这谭氏，当年也是个京剧迷。我与之相识后，两人一拍即合，成了戏迷伙伴。在他的引荐下，我和潘等几个同学，也一起加入到海员文化宫组织的业余京剧队。边跑龙套，边学场面（即敲锣、打钹）因其姓谭，与京剧名家谭鑫培同姓，又喜好京剧。我就戏呼其为“谭鑫培”，他居然非常高兴地落于受用。在海员业余京剧队跑龙套，开始觉得蛮好玩，戏有得听，夜宵还有得吃。上场也不须化装，只把龙套罩衣一穿，戏巾一戴，套旗一举就上台。而且，谭氏戏熟，他跑头旗，我和潘几个跑二旗、三旗、四旗，只要跟着头旗跑，站立两厢，错不了。谭氏偶尔还着个家院、中军，来个“来、是、有”的角色，算是比龙套高一个档次。
那年月，正值三S年N自Z然R灾Z害H年代。饮食差，娱乐少，人们苦中作乐，也算换得几分闲情怡趣，换得一种活法。排遣开了乱折腾年代带来的劳累和苦闷。
这里讲两段有趣的经历。
海员业余京剧队，那时是每逢周末排戏或演出。一般演出，多半在海宫小剧场，一个可容纳三四百人的礼堂。每逢演出，观众十分拥跃，场场客满。而观众是由海员工会委托海宫，或印发晚会票，或组织单位包场。京剧队只管演出，偶尔也应单位邀请，到外面演出。像汉阳作业区的剧场，江岸作业区俱乐部等处，都去演出过。
大约是一九六〇年冬，那次是应邀到武昌余家头的武汉国棉六厂大礼堂演出。演出的剧目，是全本《凤还巢》。平时，京剧队还有几出折子戏轮换演出。如《打渔杀家》、《女起解》、《武家坡》、《借东风》等。全本剧就这出《凤还巢》。这出戏的“角”还蛮强，据说，饰演穆居易的小生演员叫陈道敬，是海宫的干部，曾师从小生名家姜六爷姜妙香；是武汉市京剧团名小生杨玉华的师兄弟，只是没下海。饰演青衣程雪娥的傅女士，是港务局会计师范元吉的夫人。范为其操琴，被圈内人士誉为珠联璧合。她的梅派戏唱得字正腔圆，韵味十足。当年在武汉票友界，颇有名气。此外，饰演兵部侍郎程浦的老生，是长航行政处干部陈东生，等等。我们几个跑龙套的年轻人，当着担酒食盒的家人，跟着那个丑角朱千岁跑上跑下。而扮演家院“来、是、有”角色的，则是港务局一位科长。这里，我要讲的不是戏，而是戏外的戏。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鱼肉均限量供应，平时难得闻到鱼腥肉香。京剧队是业余演出，不售票，不收钱。顶多由邀请单位，包一顿晚餐或夜宵即可。六棉是个大方的主儿，办了三桌丰盛的晚餐，一桌十几道菜。其中就有人们久违的肥腻的夹干肉、大块红烧鱼。那琴师范元吉，有点猴急像，一上桌就先夹了块带干子的肥膘肉，送进了嘴。别人还没会过神来，他已伸出第二筷，边往夹干肉盘子里撮，边嚷道“伙计们趁热呀！冷了不好吃呀！”别人夹头块时，他第二块已夹到自已碗里去了。那副馋相，惹得大伙讪笑不已。其实范先生和他夫人，都是大户人家出身，当是稳重矜持之人。不意竟如此猴急，不拘其形迹。令人费解。
由于跑龙套的地位太低，学场面，又没有罗鼓经念；想学唱，票友们也不愿指点。且龙套名声怕熟人讥笑。大约到六一年初，我和几个同学，没与谭氏打招呼，就从京剧队悄然而退了。转而改学西洋乐器，又一起参加海员业余管乐队，我学吹單簧管，潘吹小号，程吹巴尔东，余和敖吹萨克斯管，徐学打鼓。我们还和其他业余乐手，举办舞会，为海员合唱队、文艺表演队搞伴奏。甚至为他人婚丧嫁娶奏过乐。成了名符其实的吹鼓手、喇叭队。虽然吹奏技巧不怎么样，算是勉强凑个数，但比起跑龙套来，那要风光多了。
在海员业余乐队，我们还多次参加正式庆典的仪仗乐队，从六一年到六六年六年间，每逢“五·一”、“十·一”两大节日，市政府都要在汉口中山公园门楼前，举行节日庆典游行集会。我们这些业余乐手，都要和市属专业乐队一起受邀，组成百余人的仪仗乐队，或为游行队伍带队，或站检阅台。但这类活动的参加，并非表示单位领导对我们行动的认同。每次请公假，都是看领导的脸色。有一年，大约是六L四S年，即逢国庆十五周年的大庆典年，市府通知仪仗乐队成员，提前四天集中，住航空路口武汉饭店大楼排练。船办的总支书记，碰巧看到市府请假通知书，“赞”了一句“克杂，吹喇叭？”几分鄙夷不屑，几分不情愿，形露于色，当场给了我们几个人以难堪。假是让请了，却令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