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党锢之祸和黄巾起义，把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政权逼迫到灭亡边缘。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正值壮年的东汉灵帝突发急病，在永安宫去世。十四岁的少帝继位，清流派党人结合外戚领袖大将军何进（何太后之兄），企图铲除宦官，却在一连串的错误下，引发了两派人马在洛阳宫城内的火并事件，整个皇宫陷入一片火海及屠杀的惨剧中。由于皇甫嵩有效地压制了外围大军的涉入，使洛阳城内以司隶校尉袁绍及典军校尉曹操为首的清流派军人占有绝对优势，宦官几乎被一网打尽。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外藩中势力最大的西凉大军领袖董卓趁机领军攻入洛阳，迅速霸占了东汉王朝的政权，废除少帝，拥立傀儡献帝，使四百多年的大汉皇朝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雍州刺史董卓是州牧中最强悍凶猛的军头，他所率领的西凉大军（包括雍州、凉州的军队），由于需防御西北异族，所以作战力强大，军容之庞大仅次于司隶州的大军。但司隶派系多，不若西凉大军的容易整合，因此，董卓早就天不怕地不怕，大有僭越的态势。虽然有人将董卓之野心密告皇甫嵩，但连声望崇高、可以喊得动司隶州大军的皇甫嵩，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禁宫之变，董卓以强大军力，趁乱入主政权，并且废少帝，拥立献帝，自然引起各地方拥有军权州牧的眼红。在袁绍、袁术及曹操的鼓舞及煽动下，函谷关以东的州刺史及郡县太守，共同组成了反董卓联盟，虽然他们打出了勤王旗帜，其实已和洛阳正式决裂。这些人中包括现任渤海太守袁绍、袁绍的异母弟后将军袁术、河北太守王匡、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豫州刺史孔仙、兖州刺史刘岱等。前骁骑校尉曹操弃职逃脱后，也组成私人军队，自称奋武将军，也参与了此一军事联盟。
反董卓联盟声势虽然庞大，可是各地方军各怀鬼胎，彼此又无从属关系，作战力有待考验，因此他们虽已在北、东、南三方向将司隶大军围住，然而除了曹操的私人大军及袁术部属长沙太守孙坚的部队曾和亲董卓的大军有接触战外，关东联军几乎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地摆摆姿势而已。
不过董卓一见各州牧公开反叛，加上司隶军内的皇甫嵩、朱俊等对他的行为也表示相当的不满，内外压力下的心虚，使他做了一个严重错误的决策——弃守洛阳，将京城迁往长安。换句话说，他已主动放弃半壁江山了。
但反董卓联盟的大军并没有乘胜追击，反而为了争夺领地，引发了一系列的内斗。在对抗董卓时功劳最大的孙坚，甚至因而死在和荆州刺史刘表的争战下，也种下了日后东吴和荆襄间的世仇宿敌关系。
避居长安，享受“土皇帝”生活的董卓，却祸起萧墙，被最信任的司徒王允和义子吕布联合谋刺。但西凉大军余党则趁势攻入长安，杀害王允，逼走吕布，使东汉王朝的末代皇帝——汉献帝也陷入了颠沛流离中。
合法性的公共权力正式消失，割据一方的军头们早忘了当年“勤王”的口号。反而公然大欺小、强凌弱地征伐起来，特别是两大势力的袁绍以及袁术兄弟，争得特别凶。
汉献帝改元建安（公元196年）以前，各州郡军相互兼并的结果，中华由北到南，分裂成十数个大小军区，其中较为重要的军事领袖如下：
公孙度，占据辽东（今辽宁西部）
刘虞、公孙瓒先后占据幽州（今河北省北部）
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今河北省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省）
曹操，占据兖州（今山东西南部，河南东部）
袁术，占据扬州一部分（今淮河下游，长江下游以北地区）
张绣，占据南阳（河南省西南部）
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今江苏省北部和山东省东南部）
孙策，占据江东（今长江下游以南地区）
刘表，占据荆州（今湖北、湖南省）
刘焉，占据益州（今四川、贵州和云南地区）
张鲁，占据汉中（今陕西南部）
董卓、李健、郭汜先后占据司隶军区（今陕西省中东部、河南省西部）
马腾、韩遂占据凉州（今甘肃、宁夏、青海的北部地区）。
为了争夺土地、人民及财物，相互间的争战几乎是永无宁日。这些战争，逼得重土为农的人民，大量地死亡和流散，田园荒废，生产力更因而受到严重破坏。诚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所描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人间地狱般悲惨境界。
正是这个时候，一代枭雄曹操兴起了。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今安徽省亳县），他的祖父便是和帝以后的四代元老大宦官曹腾，因其在拥立桓帝的事件上建立了大功劳，在内宫中地位崇高。不过曹腾个性较温和谨慎，一向避免直接涉入争权行动，所以在汉末残酷的宫廷斗争中，曹腾的态度比较超然。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原姓夏侯氏，出身贫苦家庭，虽个性善良、但嗜财如命，曾以一亿钱买到太尉的官职，因此在朝廷中地位虽高却不被尊重。
东汉王朝自从创办人光武帝以来，便非常重视“气节”和“士风”，加以“推举”又是主要的仕官管道，因此当代人注重“人物品鉴”，一个年轻人是否能引人注意，以得到发迹的机会，就在于他能否得到世所公认的名人赏识。
由于曹操个性上放荡不羁，《三国志》上记载：“故世人未之奇也。”也就是说一般人根本不看好他。不过，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却有两位重要的清流派“名士”，对曹操提出了令人惊异的赞赏。
南阳人何颐，是李膺和陈蕃的亲密战友，曾高居三公之一的司空位置，是当时清流派非常尊崇的人物。
何颐在第一次看到曹操时，便感慨地对其友人表示：“汉皇室将濒临灭亡，能够安定天下的，就需像这个年轻人一样的人才啊！”
梁国人乔玄，曾平定羌人有功，官至太尉，他的子弟也有不少人高居朝廷要职。乔玄为人谦虚正直，为官清廉，几乎一辈子都是两袖清风，因此在当代拥有非常崇高的声望。
面对一个毫无知名度、又是自己政敌——宦官的后代、才十五岁的青少年，乔玄居然当面对曹操鼓励道：“天下不久将陷入纷乱中，非命世之才不足以拨乱反正，此后能够帮助老百姓重过和平安乐生活的，必是像你这种人吧！”
汝南人许劭，是当时有名的专业人物鉴定家，他和堂兄许靖，每逢初一，都在乡里替前来拜访的人进行人物品评。由于许劭名气大，有不少人不远千里前去请求他品论，这便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月旦评。
孙盛的《异同杂语》中，有如下的记载：“曹操找到许劭，要求为自己作品鉴，许劭回答‘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曹操听了大笑而去。”（《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便将此记载于其小说中。）
由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年轻时代的曹操个性上已显示出很大的特色，他对时代的适应性极强，而且具有高度透视力，这可能跟他活泼好动，又勤于读书的个性有关。
许劭的品鉴主要便在预测曹操不但善于顺应体制，而且有能力应付和平时期的治理工作。在遭逢异常时局时，他也能抛弃传统规范的限制，以异常的手段去应付乱局。这样一个充满着前瞻能力、透视能力，而且又拥有无限热情及活力的年轻“政治人”，自然能受到有心人的青睐及期待了。
由于祖父及父亲的官方关系，曹操在二十岁时，便被选为孝廉，开始跨进仕宅的入门阶。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北都尉，以一个初任官职者，这是个相当难得的职位。
初生之犊的曹操，凭着他个人的热情及勇气，根本不顾祖父的人情关系，新官上任三把火，强力推动他的革新计划。
首先，他处死了违法大宦官蹇硕的叔父，使特权阶级吓了一大跳，但限于曹操是站在彻底维护公共权力的合法立场上，特权们对他一时也无可奈何，只能把他东调西派的。一下中央，一下地方，最后调为不用执行公共权力的议郎。但曹操一点也不丧志，甚至以诗词写下他的政治理想——《对酒》及《度关山》两首诗歌，尤其后者更充分强调他一切为人民而非为官府的公共权力维护立场，他认为公共权力旨在造福人民，因此执政者应当厉行节俭，守法爱民。他强烈反对过分役使人民，为政目的在使民安乐，与民共享。为让读者对曹操有更真实的认识，特将重要部分节录如下：
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哉繁息，嗟故后世，改制易律。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椽不斫，世叹伯夷，欲以厉俗，侈恶之大，俭为共德……
糟糕的是，时局日益恶化，引发宫廷事变，使得西凉军总指挥董卓趁机霸占朝廷，夺得东汉王室的政权。
由于曹操做事积极又清廉，声望极高，董卓有意借重他以提高新政府的威望，便任命曹操为骁骑校尉（京城骑兵司令官）。但曹操以董卓为人暴虐，有违自己政治理想，乃私自弃职潜逃，其间历尽艰难，险些被抓，幸得有心人相助，才能顺利返回故乡。
为了重振政治伦理，曹操散尽家财，并得到同乡之富商协助，募集了五千人，成为第一支高揭义旗、公开反对董卓的武装力量。
袁绍等关东联盟起义后，曹操加入了他们，但却成为唯一和董卓大军恶斗的两个部队之一（另一个是孙权的父亲孙坚的大军）。因此他对关东军非常失望，便将军队带回河内，重整旗鼓，等待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青州的黄巾军数十万攻入兖州征粮，镇守兖州的大军领袖刘岱、鲍信等先后战死，曹操获鲍信生前推荐，暂领兖州牧。由于曹操一向较同情民变，对黄巾军招抚多于围剿，恩威并行，反而很快地平息了这次事件。曹操反对盲目暴力，而以较开创性手法，将投降的三十万黄巾军有计划地编组，老弱妇孺遣返田间耕种，年壮的加以正规军事训练，组成“青州军”。从此曹操不但有了自己的地盘，更有了日后争霸的精锐部队。
兖州奠基后，曹操决定扩充自己的地盘，他的目标是东方的徐州，徐州刺史陶谦自然是全心备战。由于曹操的父亲曹嵩在徐州避难，陶谦根据传统武德，派部将张闽护送曹嵩出境。曹嵩搬家时带有庞大财物，张闽趁机劫夺，并杀害曹嵩及其幼子曹德。曹操闻讯大为悲痛，发誓血洗徐州为父亲报仇。陶谦虽拼命反抗，但显然不是对手，军事重地郯城被攻下时，曹操下令屠城，据说在泗水河边被杀的徐州军民，高达数万人，泗水为之不流。
幸而华北雄主公孙瓒，派遣平原县令刘备带军援助，加上曹操兖州本营内张邈勾结吕布造反，才逼使曹操不得不退军。但徐州经此战乱，人民流散，财物损失不可计数，陷入一片兵荒马乱中。诸葛亮一家人在叔父诸葛玄的带领下，远离家乡，先赴豫章，再转荆襄避难，便是因为此一事件。
从徐州退兵，重新稳定兖州后，曹操接受谋臣荀彧和程昱的建议，定下他一生最重要的决策：将被西凉大军逼得到处流浪的汉献帝迎接到许都安顿，这便是日后有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政略。后世史学家大多认为这是曹操夺权争霸中最成功的一步棋，却很少提到其中不为人知的痛苦及风险。
奉戴天子，并将他引入境内，以独占此最高公共权力的象征。对一个军营领袖而言，是个非常冒险的策略，至少有可能演变成四面楚歌，成为众军营围剿的对象。一如当年的董卓。
在兵力数倍于曹操的袁绍阵营中，军师诅授便曾积极主张此一策略，以在声势上取得绝对优势。但元老重臣郭图及大将军淳于琼都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奉戴天子，表面上固可取得绝对优势，但实际上也可能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况且天子在境内，任何行动，礼仪上都必须向他报告并取得认可，会破坏军事的机动性及保密性。当然，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周遭的公卿大夫非常不好惹，待他们太客气，则奉戴天子根本毫无好处；态度太强硬，这些公卿心中必然不平衡，明争暗斗，势不可免，有如放一颗定时炸弹在身边一般。
事实上，曹操日后之所以被指为一代枭雄——他和公卿大夫长期的政治斗争，导致董国舅及伏皇后事件是主要的因素。
奉戴天子策略提出时，曹操阵营的参谋和将领们，几乎全部反对这个过分冒险的政策。但荀彧却坚决主张：“如今天子正处于万般艰困中，将军既首倡义兵，理应奉戴天子，以从民愿，此大顺也……”
的确，若纯以割地自主的军阀立场，“奉戴天子”弊多于利；但如果以重建天下秩序，进而掌握国家大权的策略性角度观之，这是从政治伦理及政治利害上都不得不踏出的一步。因此，曹操力排众议，决定采用荀彧的建议，派遣将军曹洪将汉献帝由洛阳迎到许都。这或许便是曹操在政治思虑本质上，与袁绍等军阀最大不同的地方吧！
在军事上，曹操的才能一向最被肯定。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曾表示：“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灭袁氏，最有巧思。”即使日后诸葛亮也公然称赞道：“曹操用兵，仿佛孙吴（孙武和吴起）。”除了实际指挥作战外，曹操所著作的《魏武帝注孙子》一书，历经两千年，仍被军事学家公认是有史以来孙子兵学注释中最有创意的作品。
曹操一生几乎是马不停蹄地东征西讨，南战北伐。他不但勇于行动，更能以前瞻的眼光透视及规划整体战的策略。由于天生富于机智，因此很能够把兵学中的原理原则融入思虑中，应用自如，屡出奇兵。即使在最恶劣的条件和局势下，也常能反败为胜。终于使他成为汉末群雄中头号大赢家。
官渡之战是曹操一生事业的转折点。面对十倍兵力、战将如云的袁绍大军，曹操充分利用兵学上的天时及地利。在战略上，他先主动选择了自己领内的官渡地区作为决战地点，以彻底掌握地利之条件。接着他便进行各种引诱战术，逼使袁绍军队不得不向官渡地区进行集结，间接造成袁绍大军在粮秣补给上严重的不利。
布局完成后，曹操引诱袁绍大军中最庞大也最凶猛的颜良及文丑大军因抢功而渡过黄河，进入设计中的主战场。并在大规模决战前，以突击战术先行歼灭这两股可怕的大军，使袁绍阵营在一开始便陷入了不利的情势。
长达四个多月的持久战，不论袁绍如何挑衅，曹操均利用地形坚守。时值夏末秋初，华中地区粮食已收割完毕，曹军的仓储还算充足，但人数庞大的袁军，因必须依赖补给粮草，使得粮秣的补给反而成为严重弱点。曹操的持久战显然是针对此而设计的。
藉由袁军降将许攸提供的消息，得知袁军粮秣储存于乌巢，曹操当机立断，亲自率领少数人马，闪电攻打乌巢，并以火攻完全烧毁袁军粮草。听到粮食被毁，庞大的袁绍大军大为惊乱，无心恋战，大军间发生内讧，导致大将领张郃等投奔曹操。袁绍不得不仓皇向北撤军，但在北渡黄河时，又被曹操以闪电战术追上，袁军准备不及，死伤高达七八万余，精锐部队丧失殆尽，袁绍在卫队的抵死保护下，仅以身免。
两年后，袁绍病逝，袁氏诸子内斗，曹操采取“等待战术”，让他们自相残杀，待实力完全削弱后，再轻而易举地分别攻灭了袁谭、袁熙及袁尚大军。从此，除了马腾、韩遂的西凉大军尚占领着关中外，曹操实际上已控制了黄河南北大半个中国了。
从官渡大战双方的布局时期开始，到袁氏势力被铲除的这段期间，诸葛亮正在荆襄城外二十里的隆中，过着晴耕雨读的生活。
隆中在沔水（汉水）南岸，由一个不很大的谷口进入，约在三四里的山路里，便是隆中村——一个山明水秀的山中小村。《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此结草庐而居，并且亲自下田耕种（躬耕）。一个没有家产又缺乏关系的年轻人，一切都要靠自己，绝不像一般白面书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或许因这样的经历，诸葛亮善于动手制造工具，从小养成自力更生、富于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个性。
正史的《三国志》，对年轻时候的诸葛亮，有如下的描述：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古制八尺，即现在的一米七八到一米八零左右，换句话说，诸葛亮绝非坊间传言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文人，相反地，早年的劳动生活，使诸葛亮长成雄壮威武的山东大汉。常自比管仲、乐毅这两位春秋战国名将，更可看出诸葛亮早年的志愿，是想做个立功于疆场上、富于谋略的武将。或许由于幼年历经战乱，使他对战争颇为关心，也因为这样，他年轻时便熟读兵书，对军事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只是受环境的限制，使他从小没有“习武”的机会。从现有史料看来，诸葛亮似乎是位只能动脑，却无法亲手执武器作战的大将。在所有保存的记录中，也从未看到诸葛亮手执刀剑的画像。
少年的苦难生活，养成了诸葛亮早熟的个性，他严肃、谨慎而尊重礼节。思虑周密，对自己颇具自信，因而结交的人大都比自己年岁大很多。有资历的徐元直就比诸葛亮大上十五六岁，几乎已是上一辈的人了，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据说比徐元直还年长。即使和当地名族庞德公家族的来往，诸葛亮也似乎比较常接触年龄至少比他大三十岁左右的庞德公，而对和他年龄相近、只大他三岁的庞统，交往上就少得多了。因此，同辈对诸葛亮了解不多，更少于来往，对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的说法，更是不服气地“莫之许也”。
不过，诸葛亮面对这些年长颇多的友人，却一点“自卑”感也没有，反而很自然又大方地和他们相处，经常共同讨论时事及未来的志向。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有这么一段记载：徐元直、崔州平、孟公威常和诸葛亮讨论学问，徐元直等三人做学问倾向“精熟”，亦即重在某些经典的专精研究，让自己有相当彻底的了解，再将其心得用于日常为人处世上。但年轻的诸葛亮却不同，他独观“大略”，也就是说他涉及较广，并着重在实务应用上，务求多方面的融会贯通，属于“通才”式的学习。当然，这多少和诸葛亮过人的学习能力有关，他精通儒、法、道、杂等诸子经典，对天象、地理、土木工程、易经、兵法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可以称得上是位相当“杂”的“杂家”。
不过，诸葛亮倒是相当具有“企图心”的，他绝非如《前出师表》上所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名士派”，相反，他对自己未来的仕途，期许颇高。
裴松之在注解中记载，有一天，诸葛亮对徐元直等表示：“你们将来仕官，凭才干一定可以当上刺史或郡守的。”徐元直等反问道：“那你呢？”诸葛亮则“笑而不言”。徐元直日后官至曹魏王朝的中郎将及御史中丞，孟公威则任梁州刺史，石广元也历任郡守，并累官至典农校尉。诸葛亮常自比管仲、乐毅，从其中也可看出诸葛亮的确胸怀大志，欲求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臣极尊。裴松之称赞他是少有“逸群之才，真霸之器”，年纪轻轻已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一面。
东汉末年，颍川及汝南郡（均位于河南省）人才辈出，特别是清流派的大本营便在这一带，范滂、许汝出身汝南，李膺则是颍川的名流。曹操写给荀彧的书信中便提及“汝颖固多奇士”，请荀彧多加留意，以提拔人才。曹操重要的左右手荀彧及郭嘉便出身于颍川。
汉末，司隶州严重动乱，颍川人士纷纷往东或往南避难，特别是刘表统辖的荆州，由于一直采取闭关自守策略，避免卷入争战，更成了清流派党人的“最爱”。诸葛亮的忘年之交徐元直及石广元便都出身颍川，而孟公威则出身汝南。但影响诸葛亮一生最大的则是“水镜先生”司马徽。
司马徽字德操，是颍川地区非常有名的学者。战乱时，他本不愿远离家乡，但荆襄名士庞统，专程不远千里亲赴颍川拜访司马徽，力劝他避居荆州。最后在同乡后辈徐庶（元直）百折不挠的游说、特别是荆襄名士派领袖庞德公的正式邀请下，司马徽离开颍川，来到荆襄，并在庞德公家附近开设私塾，正式教授门徒。
司马徽特别喜欢诸葛亮，除了以相互切磋的方法尽传其所学外，还特别安排诸葛亮去拜见汝南宿老酆玖。据说酆玖深通韬略、诸子百家，尤其对兵法学有深入研究，颍汝名士皆以酆公尊称之。司马徽曾前往拜见深谈后，便以“如蠡测海”来形容酆玖深厚无比的才学。由于酆玖一直隐居汝南灵山，司马徽亲自带着诸葛亮，并透过其倾力推荐，才让年轻的诸葛亮能向酆玖学习。据说诸葛亮在酆玖处前后一年半，特别在“兵法学”和“道学”上，得到不少酆玖的真传。
司马徽一向以善于观人而闻名，因此有“水镜先生”之称，只要得到他欣赏的，必定可立刻成为荆襄地区文人的领袖。在年轻的后辈中，他最欣赏的便是诸葛亮和庞统。诸葛亮隐居隆中，受到荆襄宿老庞德公知遇，号曰“卧龙”，庞统是荆襄名族的后代，故号曰“凤雏”。日后，司马徽向刘备推荐这两位青年才俊时，便以他们是富于谋略、有前瞻性、能“识时务”（时局变化动向）之“俊杰”，不同于一般清流派的文人而举。
荆襄地区一向也是清流派的根据地，一共有六大豪族，分别为庞、黄、蒯、蔡、马、习。荆州刺史刘表在清流派中身份极高，名列“八俊”之一。因此当荆州陷入动乱，刘表以中央官员单身赴任时，便得到蒯、蔡两大家的支持，尤其是蒯越兄弟的谋略，使荆襄地区很快地安定下来。蒯越及蔡家的蔡瑁，都成了刘表“政权”的重要支柱，刘表还娶蔡瑁之妹为续弦，双方有密切的亲戚关系。
但蒯、蔡两家过度地支持刘表，加上刘表一向注重虚名，如同徐庶（元直）对他的批评——“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意即尊重善人却不能重用之，厌恶恶人却又不能去除之），因此，其他以“名士”自居的四家，一向对刘表敬而远之，常明显地不予合作，但刘表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六大名族中，以庞家力量最大，庞家的领袖便是替诸葛亮取“卧龙”外号的庞德公。庞德公慷慨重义气，交游甚广，学问又好。刘表几次请他出仕，都遭到婉拒。《后汉书·逸民列传》中便有这么一段记载：
有一天，刘表亲自去拜访庞德公，劝说道：“先生不肯出来为官，日后将遗留些什么给子孙呢？”庞德公表示：“我和别人不同，别人留给子孙危险（伴君如伴虎），我却留给他们安全（独善其身）。”
刚在隆中定居下来的年轻诸葛亮，对庞德公非常敬重。据说十七八岁时，诸葛亮便主动拜入庞德公门下为“小徒弟”，经常“独拜床下”“跪履益恭”，颇为虔诚。庞德公原本只认为他是位早熟又懂礼貌的年轻人而已，只允许他借看府内藏书，并未给任何指导。但不久，善于观人的庞德公便看出年轻的诸葛亮有他不凡的一面，进而加以特别照顾，他对诸葛亮的才气寄予很大的希望，并以诸葛亮住在隆中，便称之为“卧龙”。一位尚未为人所认识的俊杰，如同一条蛰伏在大泽内的卧龙，只要气势造成，必可直上云霄，施展非凡的本事。这个雅号，又经由庞德公所赐，年轻的诸葛亮在一夕之间，成为荆襄地区的名人。
在庞德公的安排下，诸葛亮的姐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荆襄首席豪主却和外地的孤儿家联婚，势必震撼了荆襄地区的士人，这也是庞德公器重诸葛亮的一种表示。
庞德公的侄儿庞统（字士元），长诸葛亮三岁，外表长得朴质，但才华奇高，除了荆襄士人因他为庞家人而给予尊重外，很少人真正了解庞统的能力。只有司马徽由于经常有机会和他交谈，深知庞统非凡的才华，称赞他为荆襄之冠，号其为“凤雏”。
诸葛亮和庞统虽也常相处，但诸葛亮的谨慎有礼和庞统的潇洒粗鲁，个性上正好相反，加上诸葛亮喜欢和“老人家”交往，同辈又大而化之的庞统，只得站在一边“纯观赏”了。
庞统的弟弟庞林，则娶襄阳城南习祯的妹妹，习家被称为“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当地人对习祯颇为尊崇，裴松之注《三国志·杨戏传》中记载，习祯“有风流，善谈论，一名齐庞统，而在马良之右”。可见习祯在荆襄地区是相当受重视的。诸葛亮透过庞家的关系和习祯也有相当密切的来往。
马家住在离襄阳不远的宜城。马良是年轻一代的领袖人物，后来颇受诸葛亮器重的马谡，便是马良的亲兄弟，不过，马谡是幺弟，所以和马良在年龄上相差颇大。马良在写给诸葛亮的信中，称之为“尊兄”，显示两人间的密切关系，日后马家更是刘备在荆州建立政权时，最为重要的地方支持力量。庞统、庞林、马谡、习祯也分别成为蜀汉政权的重要干部，对蜀汉的政治发展，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势力上仅次于庞家的，是位于沔南的黄家。黄家的领袖，是荆襄地区的宿老黄承彦，他也是蔡瑁的姐夫，因此与同属蔡瑁姐夫的刘表有亲戚关系。他和庞德公一样，婉拒刘表任何仕官的邀请，而一直保留在野豪族的地位。
不过，黄承彦却非常喜欢年轻的诸葛亮。有一天，他直接到诸葛亮的草庐中，向他提议道：“我有一个女儿，她长得不漂亮，而且有点怪异，黄头发，黑皮肤，外貌虽不好，才华却相当高，而且品德也不错，我想将她许配于你，不知你愿不愿意接受她。”
想不到，诸葛亮欣然地接受了，连提议的黄承彦都感到意外。
由于诸葛亮长得高壮俊挺，才华又高，虽然个性高傲，交友不多，却得到不少前辈、宿老的器重，知名度也不差，不少荆襄名媛的父母，都认为他是位理想的女婿。只是诸葛亮对于成婚一点也不急，使大家都认为他一定眼光很高，更不敢随便与他做媒。但谁也想不到“身长八尺，容貌甚伟”的诸葛亮，居然会看上黄承彦家的丑女儿。
当时的人们对诸葛亮和黄承彦之女结婚这件事，也是无法理解的，裴松之注解《三国志·诸葛亮传》时，曾记载当时有一则俚谚：“莫作孔明择妇，止得阿承（指黄承彦）丑女。”
意思是以诸葛亮这样好的条件，却只挑了一个丑媳妇，实在很不值得学习。
也有不少好事者，甚至认为诸葛亮是为讨好黄承彦，为了结交名士，对自己事业有帮助，才出此下策的。其实这批评很不公平。
因为诸葛亮早已获得庞德公和司马徽的器重，在名士派中建立了良好关系，根本不必刻意去讨好黄承彦。并且从诸葛亮日后对刘备政权“鞠躬尽瘁”的作风来看，诸葛亮绝不是位现实派的功利主义者。
其实，结婚后的诸葛亮和他的妻子始终相敬如宾，即使日后贵为宰相，他也未再纳妾。
而黄氏对诸葛亮更是体贴入微，家务事处理得有条有理，让诸葛亮可以完全无后顾之忧，专注在学问和事业上的发展，的确是位让先生“放得下心”的贤妻良母。
《诸葛亮集·故事》卷四《利作篇》引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中，有这么一段轶事：
由于诸葛亮在荆襄地区的知名度大为提升，家中常有大量客人，为了款待这些来宾，黄氏创造了一部木制磨面机器，省时又省力，效率极高，连诸葛亮都大感惊异。特别拜其妻为师，学习木制机器的制造原理。
据说诸葛亮日后发明的木牛流马，便是得自黄氏的真传。黄氏过人的才气，或许才是诸葛亮看上她的最主要原因。
襄阳是荆州的政治经济中心，水陆交通都很发达，而且名流汇集，各种资讯获得非常方便。
诸葛亮在隆中期间，虽和弟弟诸葛均亲自下田耕种，但农闲期间，他经常四处拜访此间的宿老名流。
除汲取学识外，也对天下大势发展的情报有完整的搜集和分析，尤其对《孙子兵法》上的先知功夫，他也必有深刻的感受，日后《隆中策》上详细又富前瞻性的分析，想必是这段期间努力的成果。
这位年轻的策略家，经过十年的磨炼，对时事的观察力、分析力及透视力上，的确已有相当了不起的心得了。
不过，在隆中期间的交往，使诸葛亮拥有相当深刻“清流派”的意识形态。
《后出师表》中“汉贼不两立”的词句，虽有可能是其侄诸葛恪（诸葛瑾之子）的伪作，但想必也是诸葛亮日常的言行，对其侄所产生的影响。
综观诸葛亮一生的大政方针，离不开联吴制曹的战略，尽管诸葛亮是个相当重视客观情势的务实派政治家，但他终生对曹魏政权的确有着强烈的敌意，最后更不惜鞠躬尽瘁地演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下场。那种力挽狂澜，想兴复汉室政权的不合时宜的“夙愿”，明显地受到清流派“政治理念”的影响。
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二十七岁的诸葛亮，碰到了值得他奉献终生的刘备——一个和当今皇上血统关系已相当疏远的落魄皇族，进而展开了他波涛汹涌的事业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