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然性的思维太久，可能会对时代缺乏把握，无所适从。进而，会觉得疲惫、无力，力不从心。像瞿秋白，一度被推上革命领袖的位置，但他的个性，他的性格，毕竟不是领袖的那种。布哈林对瞿秋白说：“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者’，就是‘也许‘，’也难说’……等。”不幸的是，还有人把瞿秋白这种或然性当作“客气”和“狡猾”。《多余的话》中一再表明“历史的误会”、“历史的偶然”，十几年的辛劳下来，“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一个躯壳”。说这些话时，瞿秋白才36岁。
左/右
在20世纪政治生活中，左和右是两个频频出现的字。左倾/右倾、左翼/右翼、左派/右派，在左派看来，“第三种人”是不存在的，所谓的中立很难维持，他们最终不是倒向左，就是滑到右。
在革命时期，左倾意指冒险，右倾意指怯懦；左倾片面强调革命主体的纯粹，右倾一切从“统一战线”出发；左倾导致革命力量的损失，右倾导致革命时机的失落。
在建设时期，“大跃进”是左倾，“小脚婆姨”是右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左倾，“唯生产力”是右倾。“要社会主义的草”是“左”，“要资本主义的苗”是“右”。
尽管左倾、右倾都是机会主义，左翼、左派却总是代表正义和进步，左意味着革命，右意味着改良。因而，“宁左毋右”是明智之举，“形左实右”成为最为凶猛的打击。
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左”意味着政治运动，“右”意味着经济建设；“左”意味着与世隔绝，“右”意味着融入世界潮流；“左”意味着继续贫穷，“右”意味着发家致富。邓小平说：我们要两手抓，一手要反左，一手要反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对左。“左”和“右”的平衡就这样被打破了。
90年代中期后，“新左派”呼吁平等，要求关注弱势群体，与其对立的一方却不是“新右派”，而是自由主义，它呼吁自由先于平等。新左派/自由主义，这样的不对称大有玄机。“左”不再拥有道义上的至高无上。充其量，二者打个平手，“新左派”固然代表大多数民众，“自由主义”代表的也是一部分民众，而且，它还打算代表更多的民众，这也就是说，它打算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
在金钱成为身份标志的年代，谁若认同“新左派”，无异于承认自己的贫穷、失败和没落；认同“自由主义”，即使不能表明自己的富有，至少也象征着自己走在致富的大道上，预示着富有的前景。所以不必奇怪，“自由主义”的信徒大张旗鼓，人多势众，“新左派”显得势单力薄，底气不是那么足，声音不是那么响亮。
历史被拉出来重新审视。据说，革命错了，若是晚清以来坚持改良，小打小闹，循序渐进，渐渐积累起来的成果会更为显著。革命是破坏。革命者越来越像暴徒了，没落贵族也就愈发高贵起来了。在书店里，“革命文学”悄无声息，张爱玲的作品挤满了书架。革命英雄的传记无人问津，大亨流氓乃至“反革命”的传记畅销无阻。
也许，这就是革命和革命者的宿命。革命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不再革命；革命者的追求，本来就是为了让革命成为往事。
捉襟见肘的革命
在我小时候，革命是一件浩大的罩衣，似乎要把一切都罩起来，那罩不进去的，就被打上了“反革命”的烙印。于是乎，人们都拼着性命拉扯革命这件罩衣，好把自己从头到脚罩起来，革命者的一生可是很伟大很光荣的啊。
那时我还小，参加革命队伍或者加入革命组织，对我还很遥远，却又近在眼前。革命意味着神圣，革命意味着崇高，革命意味着与时俱进，革命意味着“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电影中，在书报中，在故事中，每每我努力接近革命这件硕大的罩衣。那时我还小，还不懂得掀起它的一角，更不知道或者说不敢把脑袋伸进去，探头探脑。
那时，革命实在是很神秘的，像伊斯兰女子的罩衣，严严实实，密不透风。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伴随着我的成长，革命这件罩衣，慢慢地/迅疾地被拉扯开来。那些先行一步的人们说：看啦，这里面有污垢。有惊奇的口吻传来：还有血的痕迹。有恶狠狠的声音喊叫：竟然这么丑陋不堪。也有人以见怪不怪的语调说：早就是这样，以前我不敢说。众说纷纭，音高不一，各种各样的表情，林林总总的调门，东扯一下，西拉一下，革命这件华丽的罩衣，几乎一瞬间，就皱巴巴、脏乎乎，满是裂缝，不成样子了。
有人说：革命身上的罩衣，就是那皇帝的新衣。非也，那新衣是空无，这罩衣却是实实在在的啊，只不过它的颜色、款式、质地，今天看来遽然不同于以往。
革命的罩衣被遗弃了。
偶然，一个商人看到了，觉得缝缝补补，重新涂抹一番，或能派上用场。先是学习套上了革命的罩衫，《学习的革命》风行一时。86或者87年，这本被誉为世界性的学习宝典在全国各大城市发行，其时我在天津，好像作者还签名售书，排队等候者络绎不绝。我一向以为不乏聪明，就没去凑这个热闹。
再后来，消费的革命时代降临了。所谓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用在消费上，就是更新换代。我们见识了电脑从286以怎样的速度升级到奔四，见识了女子的衣服越来越短，越来越薄，越来越透，也见识了原本很便宜的药丸随便换个名称，换个包装，就以数十倍的价格重新出笼。革命这件浩大的、硕大的罩衣，罩在消费上，也罩在我们这些消费者的身上。我们都被消费套牢了。
革命，总归是一件人人向往的罩衣。曾经的革命捉襟见肘，新的革命又应运而生。我们不期待这个革命，就会呼唤那个革命。这大概就是革命在现代性中的命运或宿命。或者不如说，这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的命运和宿命，总会有一件革命的罩衣罩着我们，我们也心甘情愿被它罩着，被它套牢。纵是灵魂的革命不再，身体的革命还是要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电视广告中的减肥、排毒、美白之类就是明证。果不其然，很快就有了消费者的投诉。
其实，革命这件罩衣，原本就是捉襟见肘的啊。
“恶搞”的道路
曾经，文艺的功能在于教化和提升人的思想素质。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第三种人”是不存在的。文艺作品以这样泾渭分明的形象来教导人，培养人。这样的文艺作品，我们惯于称作“革命文艺”。从后现代的角度看，它属于启蒙话语，说复杂点，属于反启蒙的启蒙话语。
后来，文艺的功能转为娱乐，通俗化成为主流。让人捧腹大笑，或者声泪俱下，总之是要打动人。这样说，并不是说革命文艺不能打动人。区别在于，革命文艺让人看得紧张，通俗文艺让人轻松；革命文艺一下子就触动了人的灵魂，通俗文艺首先触动的则是人的感官，能否触动灵魂倒在其次了。革命文学着重的是历史道义，家庭伦理之类都要服从革命的大局，通俗文艺阐发的是日常生活。革命文学说的是宏大叙事，通俗文艺说的是微观叙事。
文艺从革命转向通俗，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具体地说，是从一种意识形态转向另一种意识形态。譬如，《三毛流浪记》表征的是阶级斗争，《家有儿女》表征的是市民社会。坐在柔软的沙发上，看着《家有儿女》，谁会想到街头的乞丐和砖瓦窑的童工呢？时常也会有悲惨命运的报道，但所指的范围和路途是非常有限的。不能随意地发挥，所指只能在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里委屈。巴特关于能指和所指的理论，对于分析意识形态是极其有用的。
“恶搞”的出现，与其说是文艺的堕落，不如说是通俗文艺的必然走向。这一方面是娱乐化主旨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所指受到限制，只有依靠能指的不断改头换面、出奇制胜。在娱乐化的道路上，能指又能怎样呢？
2000年后拍摄的影视剧，也有部分“主旋律”题材，它们除了增加了个性化或温情脉脉的佐料，和以往的革命文艺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也有个别名为主旋律，实则为通俗化的。目前的通俗化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现实的市民生活，白领也罢，普通人也罢，宣扬的都是家长里短，不同的是，粉红女郎可以天天泡吧，贫嘴张大民只能喝白菜汤；二是历史中的人事，像《康熙微服私访记》等，尽管有国家经纬、除暴安良，但和宏大叙事无关，说的都是小道理，观众看的是热闹；三是“解神秘化”、“解神圣化”，写的是军营、国家机关，表达的却是个人的私利和恩怨。像一首歌里唱的，“你我皆凡人”，偶尔也能超凡脱俗，但更多的时候，都免不了常人的喜怒哀乐。大家都是普通人，没有谁是为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历史和真理而活着。
在既有的通俗化领域里，能指很难有新的突破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恶搞”。简言之，“恶搞”表达了这样一些思想：没有什么是正经的；正经就是最大的不正经；千万别正经。“反神秘化”取代了“解神秘化”，“反神圣化”取代了“解神圣化”。“无厘头”成为先锋和表率。应当说，相对于曾经的神秘和神圣，这里有一种造反，一种颠覆，扬眉吐气，无所畏惧。这是一种吊儿郎当的造反，一种不辞而别的颠覆。像《武林外传》，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不需要高难度的动作，似乎只是调侃，却是那么刻薄；似乎只是动动眼皮，就可以惊天动地。
“恶搞”绝对是一场反动。对于它的意义，现在还不能看得很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宣扬这样的观点：千万别认真。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的确，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恶搞”者就最怕“认真”。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恶搞”的意义类似于曾经的革命文艺。曾经，革命文艺努力地认真着，而今，“恶搞”者们努力地恶搞着。在革命不再可能、不被允许的情势下，乌合之众聚集在“恶搞”的旗帜下，一场又一场地狂欢，一次又一次地装疯卖傻，乐此不疲。
镜头一：辛亥革命后，阿Q独自跑到大街上，大声呼喊：革命啦，革命啦！同去，同去。
镜头二：动乱年代结束后，运动分子王秋赦变成了疯子，他敲着破锣，终日嘶哑着嗓子叫嚷：运动了，运动了……
镜头三：胡戈捧着血馒头在野地里狂奔，乌鸦在老树枝头唧唧喳喳：恶搞啦，恶搞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