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玮
音乐是社会生活的结晶和反应，社会的发展变迁是音乐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动力，对音乐文化发展的进程与速度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换句话说，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或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总是适应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批判地继承本国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广泛吸收外来音乐文化的优秀成果，在不断的交流融合与创新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是一切音乐文化形成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已为我国古代音乐与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也为改革开放以来宁夏音乐文化的突飞猛进所证明。
回顾宁夏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我们不但可以从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的兴旺发达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深入广泛的社会调查和普及发达的理论研讨中得到证明。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后，刚刚起步的民族地域音乐文化调查和理论研讨活动，被“打到一切“”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扼杀在摇篮里，1980年“拨乱反正”之后，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导下，一个创新发展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的多元音乐文化的热潮渐渐兴起，宁夏音乐文化的调查研究工作，顺应新时期各种音乐文化事项的热潮而产生的文论千余篇。本书从一个侧面选编的几十篇论乐谈艺的文论，就可以看出涉及层面的广泛性和丰富多彩性。
一切科学研究创新工作的最高阶段，都表现在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和文字著述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平上。民族地域音乐文化的研究论证也不例外，也是以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去观察研究论证传统音乐与现代多元化音乐的一切有关事项，用书面的形式对自己选择的观察研究对象，进行描述、解释、总结、分析、论证而形成的具有一定学术性的研究成果。从本书选编的论乐谈艺文论来看，可分为史志性、社会调查性、经验总结性、论述性等多种类型。有的是对局部或一种层面的音乐事项进行罗列分析后得出的认识和结论，如李玮的《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声乐学习笔记之一》《艺术歌曲散论》、张韬的《通俗音乐浅谈》、朱菁的《原生态唱法与声乐教学》、韩征的《论歌曲的品味价值与社会功能》、贾艺、葛美琳的《论小提琴艺术在中国发展与成就》、张建平的《论宁夏社火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张耀春的《固原地区民俗歌谣散论》等，都是通过具体的解释论证，达到一定学术高度的文论。有些陈述性、诠释性的文论，从一种具体的音乐事项或个人的实际工作经验入手，深入浅出地进行论证解释，如李玮的《试论花儿分类的历史与现状》、周立梅的《回族花儿的独特韵味与演唱风格》、江雪青的《认识琵琶———浅谈琵琶的演奏与教学》、邸海的《论鼓吹乐的源流与两大派系的艺术特点》、刘音的《论影视音乐的功能与操作》、刘国庆的《论小提琴艺术的发展成就与超越》、邓宁东的《西部大开发与民歌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观中央电视台西部民歌大赛后的思考》等，都是从个人的艺术实践和观察体验出发，选一个与当前社会音乐生活或大众心理息息相关的新颖又醒目的专题，进行深入浅出、引经据典的创新型阐述和论证。透过作者的阐述和论证，将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音乐文化事项的实用价值和创新型意义，逐步地展示出来，从而体现出其深厚的内涵和学术价值。
在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的指导下撰写学术论文，是目前文艺界和学术界普遍实行并行之有效的方式。伍国栋先生在《民族音乐学概论》第七章中说：“在通常的情况下，一门学科或一位学者的论文或研究成果，达到了何种学术高度、深入到了何种学术层面、取得了何种学术进展，常常是判断鉴定这门学科或这位学者研究水准高低的量度和标尺。”本书的一些文论经过专家学者指导之后，其思辨性、创见性、科学性、丰富性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从选题、材料选择分析、结构及论述方式、主要论点和结论等方面，都比较规范完整，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学术水平。不论是从一件乐器、一种唱法或一种社会音乐事项出发，深入阐述其源流、形态、技法等实用价值与社会意义，或者对一个层面或一种音乐文化事项，进行沟通历史与现代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从而展示其艺术价值与创见性、示范性的社会意义。本书所选文论，涉及的层面较广，论述的多为当前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社会音乐文化事项，虽然学术水平有高有低，认识看法有深有浅，甚至有些只是个人的感想和学习心得，但能撰写成较为规范的书面文论并发表于中央或省级的专业报刊或学报，说明还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社会意义的，今汇编成书并给予初步的鉴定评价，一是为了集中保存，不致因长期分散于各种期刊学报而不易查找或湮没流失，二是为了给更多的音乐艺术理论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