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一平等人从泗州一路向北，沿途人烟密集。这个时节天气很是清凉，晴朗的日子居多，远远地能瞅见地里高粱谷子什么，东一块西一垄的还没有收割完成，时时还能见到驴车或者牛车甚至独轮车，人拉车载着秋粮往回挪动，辛苦却充实。
走到中午，集镇上找个苍蝇馆子，让伙计把驴子马都喂上草料，叫老板给每人下了一大老碗的杂粮面条，满满的一大锅，手工擀制，汤清味浓。碗里加宽汤，面条捞出来盘好，码上蒜泥，一大块煨得熟烂的猪脸肉足有二两，浇上拌了香油的醋水汁儿，那叫一个香啊，甩开腮帮子就吃，没个女眷在身边，谁都不顾形象了。面吃完，各人拿出自己带的饼子，掰碎了泡在汤里，方一平再叫伙计给每人添一文钱的汤头，吃得人人肚儿圆，稍微休整一下，趁着下午太阳微暖好继续赶路。
傍晚时分村庄里炊烟升腾，丰收的日子里，大伙儿肚子里有粮，鸡鸣狗盗这类事情自然也少见了许多，行脚的商人旅客也最喜欢这个时节动身回家，一来秋收下来，夏天欠下的账款就能收进来不少，囊中丰盈许多，容易见家中妻儿老小；二来秋天肃杀，疫气不起，基本不用担心时疫，只要小心风寒就成。
方一平这伙人此次出行，除了带了两小车思仙茶和杜仲皮干品，其他的基本是生活物资，七零八落的杂货也有点子准备。由于路上太平了许多，加上这行人的装备在此时绝对能算是天下无双了，所谓艺高人胆大，晓行夜宿的规矩也都不必太拘泥了，只管甩开长腿走就是。
法信和老金熟路，自然担任了参谋，沿途哪里有驿站可以住宿，何处是集镇便于打尖，俩人门儿清。尽管这年来不曾走动，馆子主人也许换过了，但大体上是不会错的。
老金吃得开心，见大伙儿闷着，便提议他来讲讲自己当年跟人合伙做行脚商的见闻。于是一行人竖起耳朵，一路听老金解说乡间行脚人的那些事情。
行商和坐商有一些不同，坐商有自己商号，行商主要在各地买进卖出。但其实二者往往在内在关系，坐商资金雄厚了就也可能在外面有商队，行商坐大了也极可能在合适的地方建起自己的铺面。没人强令他采取什么方式，赚钱为本。
行商里最小的当属走街串巷的货郎担，卖些个针头线脑鸡零狗碎的，吃百家饭，赚零碎钱，各村各户的流动性太大，老百姓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自然手里未必就能拿出现钱来换东西，经常有拿了鸡蛋、芝麻、麦子来换纱线换醋、换酒、换梨膏糖，大姑娘留的长头发剪下来换个红丝线绣嫁妆绣花鞋，他都会照收不误；甚至有些熟人熟脸了，什么都没拿，他也要允许人家赊欠着，等秋天粮食下来了再一次结清，或者结一部分，剩下的明年午季再结。因此，这些行脚人的资金流动很成问题，再加常年奔波居无定所，也少有女子乐意跟他，所以经常也是一辈子攒不下几个钱来，最后死在哪里埋哪里。
奇怪的是，这类小货郎风餐露宿，往往都还自己的暗室，见不得光的女人。大概是因为他们走街串巷，接触最多的不过是些小娃娃老婆婆，或者居家的少妇老媪罢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那些个五彩丝线、琉璃珠串或者梨膏糖，就能哄上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先摸摸小手儿再理理头发，最后就有可能跟他搭上关系，严重的甚至让人家珠胎暗结。总会叫人发现了被人追着打，可又不能打出人命来。事情出来一次两次也罢，又不能一直找官老爷断案子，再说了这种花边官司能打出个什么结果来？了不起一个有伤风化的罚点铜钱。庄户人家日子苦焦，弄几个钱着实不易，家里出了不守规矩的妇人已经是天大的委屈，报了官还要替那****给官府拿钱？这种傻事谁乐意干，自家委屈自己心里有数罢了。
最后少不得由乡老出面讲合。该断掉的必须断掉，你经年的外面浪荡哪个女子能跟了你去遭罪。谈判的结果大概都一样，苦主要管教好自家女子，不得再做此事妨害地方风化；该货郎从此再不许踏进本乡否则会把腿打断，另外少不得请了鞭炮红纸送人家去去晦气，再封了红包跪门外叩头请罪的。总算是各打三十大板了差事，乡老得几瓶酒解馋，如此而已。当然，也确实有女子跟了货郎担跑掉的，不过却是极少数。庄户人家有庄户人家的逻辑。
据老金讲，小货郎的这种暗门子女人一般都不止一个，世间曾有所谓“货郎短，货郎长，货郎村村都有丈母娘”的说法。可见这种奇葩事情还真不少见。
法信闷声闷气地开了一句玩笑：“老金啊，你当年到底是惹了人家多少大姑娘啊，坏了多少小媳妇的名声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这个笑话开得好，老蒋看看法信道：“小和尚，你适合做这个，你自家荒了好些年实在是浪费，又不用成家受牵累，正好各取所需啊！”大伙儿哄地一声全笑了，法信摸摸脑袋，笑骂道：“滚你娘的蛋！你就会欺负和尚我白长了没用处，你有没有用可也不好说。再说，头上三尺有神明，你也不担心死了会下地狱，拔了舌头拿油煎去喂狗阿弥陀佛。”还装模作样的合掌高宣了佛号。
老金哧地笑了，大伙儿笑得更响了。
提到“蛋”，老金来了精神，要跟众人说说贩卖蛋的行商。
他们的境遇比货郎要稍微好一些。一年里只在春秋两季，一头担了篓子，里面装了收来的蛋，一头装了各类杂货，各村各户转来转去的吆喝，“鸡蛋鸭蛋鹅蛋，换针换线换鞋垫，换厨刀换钢剪换炒米团换老鼠药……”，声音拖得悠长，有讲究些的还拿了个铁片在扁担头的铁打上刮一下，“嚓”的一声响亮，都不用吆喝，大姑娘小媳妇们就知道自家剪刀该换的要抓紧了，家里男人就找来兑点炒米团哄娃娃婆娘开心。有的人专门担了粮食下乡跟人换蛋，回头送码头上或者大户人家赚差价，这种营生在荒年的时候比较受欢迎。通常是本地人来做，所以一般也不会发生什么不愉快。老蒋快活地说，这事儿适合我做，力气我是有的。
方小四儿没好气地训他，跟着老大，你还会需要去做那个？老蒋表示同意，呵呵笑着说，需要去村里打听个事情的时候，这么着是最妥当的，不会有人怀疑到。
老金神秘兮兮地让大伙儿猜，哪种行商最脏。方小四儿抖抖身上的灰土道：“那还用说，贩猪羊的最赃。”
贩猪的要抹了熊胆，带了鞭子，到乡下每家去买猪，再赶到猪行去卖掉。猪害怕熊味道，乖乖地排队，听他的指挥，也是一个奇景。
最没底气的行商大概要算是赶场子卖馒头卖包子卖炒米花生米的了，往往都是些没什么本钱的穷苦人，自家粮食磨了细面舍不得吃，发好面做出来。自己也没车也不用扁担，就拿篮子挎了，跟着戏班子走或者去茶楼酒馆里，人家看戏喝茶的嘴里闲着了，买几个钱打打闲，顺便再赏卖大碗茶一文钱好解渴。生意做得太小，没什么孝敬戏班子和酒楼老板，经常被人轰过来撵过去的，没人当回事儿。如果没有不把自己当回事儿的觉悟，愣头青是根本做不了这个生意的。做这个的肯定也攒不下什么钱，贴补家用而已，所以做这个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