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提到的书都是假书，并且这三个人都不配称为法家。这些人物包括管仲、子产、申不害、商君都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为法家。但申不害与商君同时，都活跃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他们的政策，都很有成效，所以产生了一种思想上的影响。有了他们那种用刑法的政治，方才有了学理的“法家”。正如先有农业，方才有农学；先有文法，方才有文法学；先有种种美术品，方才有美学。现在再说一下那些学理的“法家”和他们的书：
（四）慎到与《慎子》
（五）尹文与《尹文子》
（六）尸佼与《尸子》
（七）韩非与《韩非子》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李斯同学与荀卿。当时韩国国力削弱，韩非发愤著书，攻击当时政府“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因主张极端的“功用”主义，要国家变法，重刑罚，去无用的蠹虫，韩王不能用。后来秦始皇看到了韩非的书，想收用他，遂急攻韩。韩王使韩非入秦说存韩的利益。秦王不重用他，后因李斯、姚贾的谗言，遂收韩非下狱。李斯使人送毒药给韩非，叫他自杀，韩非于是死在了监狱中。
四、法的哲学
要讲法的哲学，先需要说明几件事。第一，千万不可把“刑罚”与“法”混为一谈。“刑罚”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法”的观念则是战国末期才有的。古人早有刑罚，但刑罚并不能算是法理学家所称的“法”。比如现在的人捉住了做贼的人便用私刑拷打；又比如那些当兵的随意枪毙人，这都是刑罚，却不是依“法”办事。第二，须知中国古代的成文法令的公布，是经过了许多的阻力，才渐渐实现的。春秋时的人不明白“成文法公布”的功用，反而认为刑律是越秘密越好，不应把法宣告于国人。这是古代专制政体的遗毒，虽当时出现的一些出色人才，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遗毒的影响。所以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晋国叔向写信与子产道：
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后二十几年（昭二十九年，公元前五一三年），叔向自己的母国也作刑鼎，把范宣子所作刑书铸在鼎上。那时孔子也极不赞成，他说：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
这两句话很有趣味。就此可见刑律在当时，都在贵族的掌握之中。孔子恐怕有了公布的刑书，贵族便失去了他们掌管刑律的“业”了。那时法治主义的幼稚，看此两事，可以想见了。后来公布的成文法渐渐增加，如郑国既铸刑书，后来又采用邓析的竹质刑书。铁铸的刑书是很笨重的，到了竹质刑书则变的非常方便了。公布的成文法多起来后，法理学说就渐渐产生了。这是很长的历史，我们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古代也自然是有的，那就错了。
第三，须知道古代虽然有了刑律，并且有了公布的刑书，但是古代的哲学家对于用刑罚治国，大都有怀疑的心理，并且有极力反对的。例如老子说的：“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又如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这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可以看出孔子不重视刑罚，老子更反对刑罚了。这也有几层原因。（一）因当时的刑罚本来野蛮的很，又没有限制（如《诗经》：“彼宜无罪，汝反收之，此宜有罪，汝覆脱之。”又如《左传》所记载的各种虐刑），实在不配作为治国的利器。（二）因为儒家大概不能脱离古代阶级社会的成见，认为社会应该有上下等级：刑罚只配用于小百姓们，不配用于上流社会。上流社会只该受“礼”的裁制，不该受“刑”的约束。如《礼记》所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荀子·富国篇》所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都可为证。
近来有人说。儒家的目的要使上等社会的“礼”普及全国，法家要使下级社会的“刑”普及全国。这话不太确切。其实那种没有限制的刑罚，是儒法两家所同声反对的。法家所主张的，并不是用刑罚治国。他们所说的“法”，乃是一种客观的标准法，要“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百姓依这种标准行动，君主官吏依这种标准赏罚。刑罚不过是执行这种标准法的一种器具。刑罚成了“法”的一部分，便是“法”的刑罚，便是有了限制，不再是从前“诛赏予夺从心出”的刑罚了。
懂得上文所说的三件事，然后就可以讲法理学的几个根本观念了。中国的法理学虽到公元前三世纪才繁盛起来，但它的根本观念来源很早。如今分别简要叙述于下：
无为主义。中国的政治学说，自古代到近代吗，几乎没有一家能逃得出老子的无为主义。孔子是极力称赞“无为而治”的，后来的儒家多受了孔子“恭己正南面”的话的影响，无论是说“正名”“仁政”“王道”“正心诚意”，都只是要归到“无为而治”的理想目的。平常所说的道家一派，更不用说了。法家中如慎到一派便是受了老子的无为主义影响；如《尸子》，如《管子》中《禁藏》《白心》诸篇，便是受了老子、孔子的无为主义的影响。
宋朝王安石批评老子的无为主义，说老子“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其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榖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榖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这段话很有道理。法家虽信“无为”的好处，但他们认为必须先有“法”然后可以无为。如《管子·白心篇》说：“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又如《尸子》说：“正名去伪，事成若化。……正名覆实，不罚而威。”这都是说有了“法”便可做到“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的无为之治了。
第一，正名主义。上章论尹文的法理学时，已说过名与法的关系。尹文的大旨是要“善有善名，恶有恶名”，使人一见善名便生爱做的心，一见恶名便生痛恶的心。“法”的功用只是要“定此名分”，使“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这可见儒家的正名主义乃是法家哲学的一个根本观念。我且再引《尸子》几条作参证：
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明王之治民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赏罚随名，民莫不敬。
言者，百事之机也。圣王正言于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覆名，百事皆成。……正名覆实，不罚而威。
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分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
这几条说法治主义的逻辑最可玩味。它的大意是说天下万物都有一定的名分，只看名实是否相合，便知是非：名实合，便是“是”；名实不合，便是“非”，便有罚了。“名”与“法”其实只是同样的事物。两者都是“全称”，都有驾驭个体事物的效能。“人”是一名，可包无量数的实。“杀人者死”是一法，可包括无数杀人的事实。所以说“审一之经”，又说“执一以静”。正名定法，都只要“控名责实”，都只要“以一统万”。
孔子的正名主义的弊病在于太注重“名”的方面，却忘了名是为“实”而设的，故成了一种偏重“虚名”的主张，如《论语》所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及《春秋》种种正名号的笔法，皆是明例。后来名学受了墨家的影响，趋重“以名举实”，故法家的名学，如尹文的“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如《尸子》的“以实覆名……正名覆实”；如《韩非子》的“形名参同”，都是墨家以后改良的正名主义了。
第二、平等主义。儒家不但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成见，还有“亲亲”“贵贵”种种区别，故孔子有“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议论；孟子有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的议论。故我们简直可以说儒家没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这个观念受墨家的影响最大。墨子的“兼爱”主义直攻儒家的亲亲主义，这是平等观念的第一步。后来“别墨”论“法”字，说道：
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经说》曰：一方尽类，惧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惧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