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九月，先是夜里凉爽了，接着白天也凉爽起来，公园里的树叶开始变色，我们知道夏天过去了。前线的战况十分不妙，他们总是攻不下圣加布里埃尔。班西扎高原的仗打完了，到了月中，圣加布里埃尔的战事也快结束了。意军就是攻不下这地方。埃托雷回前线去了。马匹都运到了罗马，米兰不再有赛马了。克罗韦尔也上罗马去了，他将在那儿给遣送回国。米兰城里发生了两次反战暴乱，都灵也出现了激烈的骚乱。有位英国少校在俱乐部里告诉我，意军在班西扎高原和圣加布里埃尔损失了十五万人。他说意军在卡索还损失了四万人。我们喝了一杯，他便扯开了。先说今年这儿的仗打完了，意军是贪多嚼不烂，已经力不从心了。又说弗兰德斯的攻势不会有好结果；盟军若是还像今年秋天这样让士兵去卖命，再有一年就完蛋了。还说我们全完蛋了，但是只要我们自己不知道就没关系。我们全完蛋了，重要的是别承认这一点。哪个国家拒不承认自己完蛋了，便会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又喝了一杯。我是不是什么人的参谋？不是。他倒是的。完全是胡闹。俱乐部里只有我们两人，靠着大皮沙发坐着。他那双暗色的皮靴擦得油光铮亮。好漂亮的靴子。他说完全是胡闹。上面想的只是师团和兵力。大家都为师团争吵，一旦分派到手，便驱使他们去送命。他们都完蛋了。德国人打了胜仗。天哪，他们才是真正的战士。德国佬是真正的战士。不过他们也完蛋了。我们都完蛋了。我问他俄军怎么样。他说他们已经完蛋了。我很快就会看到他们完蛋了。奥军也完蛋了。他们假若得到德国佬的几个师，还可以打下去。他认为今年秋天他们会不会来进攻？当然会来。意军完蛋了。谁都知道意军完蛋了。德国佬会从特伦蒂诺打过来，切断维琴察的铁路线，到那时哪里还有意军的立足之地？我说他们在一九一六年就尝试过了。那次不是和德军打的。我说是的。不过，他说他们大概不会那样做。那太简单了，他们准备把仗打得复杂一点，来个冠冕堂皇的完蛋。我说我得走了。我得回医院去。“再见，”他说。接着愉快地说：“万事顺利！”他对世界的悲观和对个人的乐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来到一家理发店，刮了个脸，然后回医院。我的腿经过长期治疗，恢复得还算不错。三天前检查过一次。我在马焦雷医院的机械治疗，还得再去几趟才能结束，于是我沿小巷走着，练习不要一瘸一拐地走路。有个老头在拱廊下给人家剪影。我停下来看他剪。两个姑娘摆好姿势，他给她们剪一张合影。他剪得很快，一边侧着头端详她们。两个姑娘咯咯笑个不停。他把剪影先拿给我看，然后贴在白纸上递给两位姑娘。
“她们长得很美，”他说。“你要不要来一张，中尉？”
两个姑娘走了，一边看着自己的剪影，一边哈哈地笑。她们都长得很好看。其中一个就在医院对面的酒店里上班。
“好的，”我说。
“摘掉帽子吧。”
“不。还是戴着吧。”
“戴着帽子可不那么帅了，”老人说。“不过，”他高兴起来，“这样更有军人气派。”
他在黑纸上剪来剪去，然后把两层纸分开，将侧面像贴在硬纸片上，递给了我。
“多少钱？”
“不用啦。”他摆摆手。“我只是为你剪着玩的。”
“请收下。”我掏出几个铜币。“一点小意思。”
“不用。我是剪着玩的。拿去送给你的女朋友吧。”
“多谢，再见。”
“再见。”
我回医院里去。我有几封信，一封是公函，还有些别的信。我有三个星期的恢复休假，然后就得回前线。我仔细地读了一遍。也好，就这么定了。我的机械治疗十月四日结束，恢复休假就从这天算起。三周是二十一天。也就是到十月二十五日。我跟他们说我要出去一趟，便到医院斜对面那家饭馆去吃晚饭，在饭桌上看起信和《晚邮报》来。有一封信是祖父写来的，讲了一些家里的事，勉励我精忠报国，附了一张二百元的汇票，还有些剪报。我们食堂的牧师写来一封乏味的信；一位在法军服役的飞行员朋友也写来一封信，他跟一帮野小子纠缠上了，信里谈的尽是这件事；里纳尔迪也写来一封短简，问我在米兰还要逍遥多久，有些什么消息？他要我带些唱片给他，还附了一个单子。我吃饭时喝了一小瓶红勤地酒，饭后又来了一杯咖啡，一杯科涅克白兰地，看完了报纸，把信揣进兜里，把报纸和小费搁在桌上，便离开了。回到医院病房，我脱了衣服，换上睡衣裤和罩袍，拉下阳台门的门帘，坐在床上看波士顿的报纸，原来迈耶斯太太给她医院里的孩子们留了一大摞报纸。芝加哥的白短袜队在美国联赛中获得冠军，纽约巨人队在全国联赛中处于领先地位。贝比鲁斯当时正在波士顿队里当投手。报纸很无聊，尽是些过了时的本地消息，战事报道也都是过时的东西。美国新闻讲的全是训练营的情况。我庆幸自己没进训练营。可以看的只有棒球消息，而我对棒球又毫无兴趣。一大堆的报纸，让人无法读得上劲。都是些不大及时的报道，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看了一阵。我想知道美国是不是真的参战了，他们会不会把两大联赛停下来。也许不会。米兰还在照常赛马，而仗打得不能再糟糕了。法国的赛马倒是给停了。我们押的那匹加帕拉克就是从法国运来的。凯瑟琳要到九点钟才上夜班。她来接班的时候，我听见她打楼上走过的声响，有一次还看见她打走廊里走过。她去了几间病房，最后才来到我房里。
“我来晚了，亲爱的，”她说。“好多事要做。你好吗？”
我把收到的信和休假的事告诉了她。
“那太好了，”她说。“你打算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就想待在这儿。”
“那太傻了。你选个地方，我也去。”
“你怎么办得到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会有办法的。”
“你真了不起。”
“不，谈不上。不过，你若是不计较得失的话，人生就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以前看起来多么大的障碍，现在却显得如何微不足道。”
“我觉得应付起来还是挺困难的。”
“不，不会的，亲爱的。假如必要的话，我就一走了之。但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我们上哪儿去呢？”
“我不在乎。你要去哪儿都行。只要没有熟人，哪儿都行。”
“你不在意我们上哪儿去吗？”
“不在意。哪儿都行。”
她看起来又焦虑又紧张。
“怎么啦，凯瑟琳？”
“没事。没有什么。”
“不，你心里有事。”
“不，没事。真的没事。”
“我知道有事。告诉我，亲爱的。你可以告诉我。”
“没什么。”
“告诉我。”
“我不想说。怕惹你不高兴，或者惹你发愁。”
“不会的。”
“你当真不会吗？我倒不愁，可我怕你发愁。”
“只要你不愁，我也不会愁的。”
“我还是不想说。”
“说吧。”
“非说不可吗？”
“是的。”
“我有小宝宝了，亲爱的。快三个月了。你不发愁吧？请别发愁。你不准发愁。”
“好的。”
“真没事吗？”
“当然没事。”
“我想尽了办法。什么药都吃了，但是没用。”
“我没有发愁。”
“我真没有办法，亲爱的，不过我没有发愁。你也不准发愁或是难受。”
“我只是为你发愁。”
“问题就在这儿。我就是不准你为我发愁。大家都在生孩子。人人都有孩子。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你真了不起。”
“不，谈不上。但你千万别担心，亲爱的。我会尽力不给你添麻烦的。我知道我现在惹出了麻烦。可是在这之前，我难道不是个好姑娘吗？这事你一直不知道吧？”
“不知道。”
“以后就这样好了。你就是不准发愁。我看得出你在发愁。别发愁了。立刻停止发愁。你不想喝一杯吗，亲爱的？我知道你一喝酒就会快活起来。”
“不。我已经很快活了。你真了不起。”
“不，谈不上。不过你要是拣个好地方，我一定想方设法跟你一起去。十月的天气一定很好。我们会过得很开心的，亲爱的，等你到了前线，我会天天给你写信的。”
“那你会上哪儿去呢？”
“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总会有个不错的地方吧。这一切由我来想法子。”
我们安静了一阵，都没做声。凯瑟琳坐在床边，我望着她，但是我们谁也没碰谁。我们中间有了距离，就像有人闯进了房里，彼此有点不自在。她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
“你没有生气吧，亲爱的？”
“没有。”
“你不会觉得中了圈套吧？”
“也许有一点。但不是中了你的圈套。”
“我没说中了我的圈套。你别犯傻。我是说有没有中了圈套的感觉。”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总是觉得中了圈套。”
她的思想开小差早就跑得远远的了，人却一动没动，手也没有挪开。
“‘总是’这个字眼不大好听。”
“对不起。”
“没关系。但是你瞧，我从没怀过孩子，甚至从没爱过什么人。我一直努力成为你想要的那种人，而你却说起‘总是’来。”
“我把舌头割下来吧，”我说。
“噢，亲爱的！”她回过神来。“千万别介意我说的话。”我们俩又来到一起了，不自在的感觉消失了。“我们其实是同一个人，可不能故意相互误解。”
“不会的。”
“可人就是这样的。他们相爱，故意误解，再吵架，然后突然间就不是一个人了。”
“我们不吵架。”
“我们不能吵。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而跟我们作对的，是天下所有的人。如果我们之间发生隔阂，那我们就完蛋了，他们就能战胜我们。”
“他们战胜不了我们，”我说。“因为你太勇敢了。勇敢的人是决不会有事的。”
“当然是要死的。”
“但是只死一次。”
“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
“懦夫可有千死，勇者只有一死？”
“当然。是谁讲的？”
“我不知道。”
“说这话的人大概是个懦夫，”她说。“他很了解懦夫，但对勇者却一无所知。勇者要是聪明的话，也许会死上两千次。他对此却闭口不提。”
“我不知道。勇者心里怎么想，是很难猜透的。”
“是的。勇者就是这样的。”
“你是个权威呀。”
“你说对了，亲爱的。我也称得上是权威。”
“你很勇敢。”
“不，”她说。“不过我倒很想做个勇敢的人。”
“我不是个勇者，”我说。“我知道自己属于什么人。我出来了这么久，也了解自己了。我就像个球员，知道自己击球只能达到二百三十，再好的成绩就达不到了。”
“击球达到二百三十是什么样的球员啊？那可是棒极啦。”
“才不呢。在棒球场上，只是个平庸的击球手。”
“但依然是击球手，”她还是激励我。
“我想我们俩都挺自负的，”我说。“不过你很勇敢。”
“不。不过我希望做个勇者。”
“我们都很勇敢，”我说。“我喝上一杯就会很勇敢。”
“我们俩都是很好的人，”凯瑟琳说。她走到衣橱前，给我拿来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和一只杯子。“喝一杯吧，亲爱的，”她说。“你真是太好了。”
“我并非真想喝酒。”
“喝一杯吧。”
“好吧。”我往玻璃杯里倒了三分之一的科涅克白兰地，一饮而尽。
“真厉害，”她说。“我知道白兰地是给英雄喝的。但你也不该这么夸张。”
“战后我们上哪儿去住？”
“大概在一家养老院吧，”她说。“三年来我总是孩子气地盼望战争能在圣诞节结束。但现在我却盼望等我们的儿子先当上海军少校再说。”
“也许他能当上将军呢。”
“如果是场百年战争，他就有机会在海军、陆军里都试试。”
“你不想喝一杯吗？”
“不想。酒总能使你快乐，亲爱的，却只会让我头晕。”
“你从没喝过白兰地吗？”
“没有，亲爱的。我是个很守旧的老婆。”
我伸手到地上拿酒瓶，又倒了一杯。
“我还是去看看你的同胞吧，”凯瑟琳说。“也许你可以看看报纸，等我回来。”
“你非去不可吗？”
“现在不去，待一会儿还得去。”
“好吧。那就现在去吧。”
“我待一会儿就来。”
“那时我就看完报纸了，”我说。
第二十二章
那天夜里天气转冷，第二天下起雨来。我从马焦雷医院回来时，正碰上滂沱大雨，进门时浑身都淋湿了。回到楼上房里，外边阳台上雨流如注，风挟着雨，敲打着玻璃门。我换了衣服，喝了点白兰地，可白兰地喝起来不对味。当天夜里就觉得不舒服，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就吐了。
“毫无疑问，”住院医生说。“看看他的眼白，小姐。”
盖奇小姐看了看。他们拿面镜子让我自己照照。我的眼白发黄，原来是黄疸病。这病一拖就是两个星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没有一起去度康复假。我们本来计划到马焦雷湖上的帕兰扎去。在树叶转黄的秋天，那儿一定很美。那儿有散步的幽径，还可以在湖上拖钩钓鳟鱼。帕兰扎要比斯特雷萨来得好些，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从米兰到斯特雷萨交通比较方便，因此你总会遇见熟人。帕兰扎那边有个不错的村庄，你可以划船到渔民居住的小岛上去玩，最大的岛上还有一家饭馆。然而我们没有去成。
有一天，我因为黄疸病躺在床上，范坎彭小姐来到房里，打开衣橱的门，看见了里面的空酒瓶。我曾叫门房拿下去好些空瓶，想必一定是给她看见了，便跑上来再搜查一番。那多半是些味美思酒瓶、马尔萨拉酒瓶、卡普里酒瓶、勤地酒瓶，还有几只科涅克白兰地酒瓶。门房先拿走的是些大瓶子，那些装味美思的酒瓶，还有用麦秆框住的勤地酒瓶，留下白兰地瓶子准备最后拿走。范坎彭小姐发现的是白兰地酒瓶和一只狗熊形状的瓶子，那是用来装莳萝利口酒的。狗熊形状的瓶子特别让她光火。她拿起瓶子来，那狗熊是蹲着的，前爪向上，玻璃脑袋上有一个瓶塞，底部粘着一些玻璃珠。我笑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