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过好几次愉快的暴风雪，在炉边度过了一些欢畅的冬日夜晚，大雪在外头疯狂地打旋儿，甚至将猫头鹰的尖叫声都盖过去了。好几个星期以来，我外出溜达时连一个人都没碰见过，除了偶尔来树林子里伐木的人，用雪橇把木柴拖回村里去。不过话又说回来，倒是大风大雪唆使我在树林子最深的积雪中开辟出一条小路来，因为有一次我穿过树林子时，大风会把橡树叶子吹到我踩踏出来的脚印里，它们留在里头，吸收了阳光，把积雪给融化了，这么一来，我不仅脚下有了干爽的路面可走，而且入夜以后，它们那黑乎乎的线条就给我引路。至于人与人之间交往活动，我不得不想起了树林子里那些原住民。我的镇上有好多人都还记得，那些原住民的欢声笑语曾经在我屋子附近那条大路上回荡着，我屋子四周全是树林子，这里那里点缀着他们的小花园和小屋子，不过，那时节，繁茂的树木遮挡得比现在更要严严实实。有些地方，我自己都记得，松树的枝杈会同时剐破轻便马车的两侧，妇女和孩子们不得不单独步行到林肯去，经过这儿不免有些害怕，往往还要一溜小跑上一段路。虽然大体上说，这只是一条通往邻村的不起眼的小道，或者换句话说，是专供伐木那帮子人行走的小道，但由于它当年万种风情，倒是给观光客带来更多的情趣，并在他们的记忆里久久萦绕不去。如今，从村子到树林子，中间有一大片空旷的田野，那时这条小道打从槭树林的沼泽地穿过，路基底下全是原木，直至今日，在眼前这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下面，毫无疑问，仍然看得到它们的残迹：这条公路是从斯特拉顿，亦即现在的济贫院农场，径直通往布里斯特山。
加图·英格拉哈姆就住在我的豆子地东边，公路的对面；他是康科德村乡绅邓肯·英格拉哈姆老爷的奴隶，这位老爷给他的奴隶造了一间房，允许他住在瓦尔登树林子里——我在这儿提到的加图，不是尤蒂卡的那个加图，而是康科德的这个加图。有人说他是几内亚人。有少数人还记得他那个核桃林里有一小块地，他把核桃树培育成林，赶明儿他岁数大了，打算派用场呢；殊不知到头来还是落到了一个年纪轻轻的白人投机家手里。反正眼下他还有一间同样狭小的房子。加图的几近湮没的地窨子洞口还依稀可见，但早已鲜为人知，因为边上有一排松树把它挡住了，人们就算走过，也都看不见。如今，那里长满了光洁的漆树（拉丁文学名Rhus glabra），最原始品种的黄花（拉丁文学名Solidago stricta）也长得很茂盛。
在我的地块的边角上，离镇更近些，有一个黑人妇女名叫齐尔法，住在小小一间房里，她在那里替镇上的人织亚麻布。她有一副特别好的嗓子，她那嘹亮的歌声在瓦尔登树林子里回响着。后来，在1812年战争中，她的住房被英国兵——这是一伙凭誓获释的俘虏兵——放火烧掉了；当时，幸好她不在家，可她的小猫、小狗和老母鸡通通给烧死了。她过着艰苦的生活，简直不像是人过的。一个常来树林子转悠的人记得，有一天中午，他路过齐尔法的家门口时，听见她冲着沸腾的水壶喃喃自语道——“你们全是尸骸，尸骸啊！”我在橡树林那边，看到了乐呵呵的好人呢。
循着公路下行，靠右边，布里斯特山上，住着布里斯特·弗里曼，“一个心灵手巧的黑人”，他一度是卡明斯乡绅家的奴隶——当年布里斯特栽培的苹果树，至今仍在那儿，现已长成很大的老树了，我觉得，它们结出的果实，口感依然是地地道道的野苹果味道。不久前，我在老林肯墓园里看到他的墓志铭，在他的墓边附近，是一些无墓主姓名，亦即从康科德撤退时倒下的英国掷弹兵的坟墓——他的墓碑上写的是“西皮奥·布里斯特”——他倒是有资格叫作西庇奥·阿非利加努斯的——“一个有色人种”，好像他已褪了色似的。我从墓碑上知道，上面还特别强调他是在什么时候死掉的；这仅仅是间接地告诉我他曾经饱尝过尘世况味罢了。和他住在一块儿的是他的妻子芬达，她殷勤好客，会替人算命，总让人听了很开心——长得个儿挺大，圆圆的，黑黑的，比黑夜里那一个孩子还要黑，这么一个黑不溜秋的肉球，在康科德真可以说空前绝后。
沿着小山再往下走，靠左边，在树林子的古道上，是斯特拉顿家族庄园的地界；他们家的果园一度遍及布里斯特山的所有山坡，可惜老早就被油松所吞没，只剩下一些残株，它们的老根上至今还长出好多枝繁叶茂的野树来。
离镇更近些，在大路的另一边，恰好在树林子的边沿上，你就来到了布里德的地方；这个地方因为有过一个妖怪而出了名；虽然这个妖怪在古代神话中没有明确记述，但它在我们新英格兰人生活中却扮演着很显眼、很惊人的角色，就像任何一位神话人物一样，总有那么一天，应该有人给它写一部传记似的；最初，它是乔装打扮成一个朋友，或者一个雇工来的，没有多久就洗劫了，乃至于杀害了主人全家老小——真是新英格兰一大怪；但是历史想必还没有把此间上演过的所有悲剧一一记述下来；不妨让时间从中斡旋，给这些悲剧清除一些哀痛，添上一丁点儿蔚蓝的色彩吧。有一个最含糊不清的传说，说这儿从前有过一家小酒店；此外还有一眼井，就是这井水兑在路人的饮料中后特别好喝，并使他的坐骑很快恢复活力。在这里，人们相互打个招呼，听听新闻，相互传告，然后各自上路。
布里德的小屋虽然早就没有人居住了，但在十二年前还矗立在那里。它跟我的小屋大小差不多，那是一个总统大选的夜晚，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几个淘气的小男孩放火把它烧掉的。当时我住在村子的边上，还在捧读戴夫南特的《龚迪伯特》出了神，那年冬天，我得了瞌睡病——顺便说一下，我可不知道，这毛病是不是家传的，反正我有一个大叔，连刮胡子的时候都会睡着了，因此，每逢礼拜日不得不下地窨子去摘掉土豆上的芽儿，就是让自己保持清静，守安息日；要不就是因为我想精读查尔默斯的《英国诗选》，一首也不跳过去，结果导致了昏睡。这部诗选简直把我的神经给征服了。我读着读着脑袋越来越耷拉下来，猛然间火警的钟声响了，救火车飞也似的赶了过来，冲在前头的是一大帮子大人和孩子，可我跑在最前列，因为那条小溪我纵身一跃就过去了。我们都以为着火地点远在树林子南边——以前我们都去救过火的——什么谷仓啦，店铺啦，或者什么住宅啦，或者是所有这一切通通着了火。“是贝克家的谷仓着火了。”有人大声嚷道。“是考德曼宅子着火了。”另一个人打包票说。随后，鲜亮的火花星子升上了树林子上空，仿佛屋顶坍下去了，我们大伙儿都扯着嗓门高喊：“康科德，快快来救火呀！”马车急如星火般驶去，车上挤满了人，说不定里头还有保险公司经纪人，反正不管有多远，他们是哪儿有火就往哪儿赶的；可是，救火车的铃声不时在后头响起来，越来越慢，越来越稳当，落在了大伙儿的最后面，就像事后人们在窃窃私语，也许正是他们这拨人先放了火，再去报警的，那也难说。就这么着，我们继续往前赶，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相信自己感官提供的证据，直到在大路上拐弯时，我们听见了噼里啪啦的爆裂声，真的感受到墙那边传过来的热度，这才猛醒过来，老天哪！我们就在火场来着。火场倒是近了，我们的热情反而凉下来了。开头，我们打算把一个蛙塘里的水都浇到大火上去；但后来还是随它烧下去，这小屋子已经烧得差不离，救也是白搭。于是，我们围着救火车伫立着，相互之间推推搡搡，通过喇叭筒表达我们的观点，或者压低声音，谈到世人目睹过的所有大火灾，包括巴斯考姆家的商号失火在内，而在我们自己一些人之间，却想到：如果我们自己的“老爷船”及时赶到，旁边又有一蛙塘的水，也许我们可以把最后这场骇人的大火变成另一场大洪水的。最后，我们一点儿恶作剧都没干就全部撤退，回去睡大觉。我呢回去就看《龚迪伯特》。不过，说到《龚迪伯特》，序言里头有一段话，说机智就是灵魂的火药——“大多数人不懂得机智，就像印第安人不懂得火药”。这段话，我可不敢苟同。
转天晚上，大约在同一时刻，我穿过田野，正好走过那里，猛地听见一阵低沉的哭泣声。我摸黑走近去一看，发现这个人我认识，他是这个家族的唯一幸存者，继承了这一家人的善与恶，只有他还记挂着这场大火，这时趴在地上，眼看着地窨子的断垣残壁还在冒烟的余烬，喃喃地自语，如同往常一样。他整天价在河边草地那儿干活，但凡有时间也会抽空过来，看看他的祖上的老宅子，他自己的青春岁月就是在那儿度过的。他老是趴在那个地窨子上头，从各个视角、各个方位，轮番地仔细察看，仿佛那儿石板里头藏着他还记得的金银财宝，其实，如今什么都寻觅不到，只有一堆堆碎砖和灰烬。房子早已荡然无存了，他眼前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此刻我来到他面前所隐含的同情，好歹使他得到不少宽慰。他指给我看已被覆盖住的那口井，天色已黑了，尽可能去看一看；真是谢天谢地，那口井是断断乎烧不掉的；他沿着墙根摸索了老半天，总算寻摸到了他老爸亲手制作并且亲手架起来的井水提取装置，摸一摸那钩住盛满水的井桶往上提的铁钩或者铁扣——如今，他抓得住、摸得着的，也仅仅是这一个玩意儿了——他要我相信它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提水装置”。我就摸了一下它，后来我差不多每天出去溜达时，总会过去看看它，因为它上头还悬挂着一个家族的兴衰史呢。
在左边，就在看得见水井和墙边丁香花的那块空地上，纳廷和勒·格罗斯曾经在这里住过，不过都回林肯那儿去了。
比以上这些地方更远的树林子里，离湖最近的边上，陶工韦曼擅自占用一块地；平日里他给镇上的人制作陶器，还让自己后代继承他的手艺。他们活在世上可以说很不宽裕，只是默许他占住这块地；县里治安官常常跑来收税，也老是白跑一趟，“扣押一件破玩意儿”，走走过场罢了。我看过他的账目，舍此以外确实身无长物。仲夏时节，有一天，我正在锄地，有一个人驾着一辆满载陶器的马车去赶集，到了我的地头边，他就勒马停了下来，向我打听有关小韦曼的情况。很久以前，小韦曼向他买过一个陶轮，他很想了解一下小韦曼近日里怎么样了。过去我在经文里读到过陶工的泥坯和陶轮，但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所用的陶器，并不是纤毫无损地从那时候留下来的，或者说就像长在树上的葫芦一样，所以，听说在我的街坊里头，有人从事这种塑造艺术，我心里挺高兴。
在我之前，这些树林子里最后一位居民，是爱尔兰人休·夸尔（如果写成科尔也无妨），借住在韦曼的屋子里——人们管他叫夸尔上校。据说他以一名战士的身份，参加过滑铁卢战役。如果今天他还活着，本来我应该让他重上战场，一显身手。他在这里是靠挖沟过活。拿破仑去了圣赫勒拿岛；夸尔来到了瓦尔登树林子里；据我所知，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很讲究风度，就像见过世面的人似的，他说起话来特别彬彬有礼，那是你断断乎没有听到过的。到了仲夏时节，他身上还披着一件厚大衣，因为他患着震颤性谵妄症，连脸色都红得像抹上胭脂似的。我入住树林子后不久，他就死在布里斯特山脚下的大路上，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他这个邻居。他的房子还没拆掉以前，他的同道都把它当作“凶宅”而退避三舍，可我倒是对它实地走访过。只见他的那些旧衣服都已穿得皱皮疙瘩，就像他本人似的，乱堆在那张高高隆起的木板床上。搁在壁炉上的，是他的破烟斗，而不是一只在泉水边打破了的碗。布里斯特泉水永远也不会成为他死亡的象征，因为他向我坦承过，他尽管早就听说过布里斯特泉水，却一辈子都没见到过；沾满尘埃的纸牌，什么方块、黑桃和红心、老K等，满地都是。一只黑色小鸡没让遗产管理人捉去，它的羽毛乌黑得像黑夜，一气不吭，默默地等待列那狐，它依然栖在隔壁房间里头。房子后头花园的轮廓，至今依稀可见，那里草木种下以后一次都没有松过土、除过草，因为主人患病后周身一直在震颤，不过如今已到了收获时节了。园子里长满了罗马苦艾和叫化草，这后一种草的果实都黏附在我的衣服上。一张土拨鼠毛皮是新近剥下来的，紧绷在房子的后头，这是他最后一件滑铁卢的战利品；反正如今他再也不稀罕什么温暖的毛皮帽子或者手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