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问他的法官坐在审判席上，头戴饰有羽毛的帽子，但是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都戴着粗劣的红帽子和三色徽。看看陪审团和那些乱哄哄的旁听群众，他心里可能会想，这是是非颠倒，坏蛋审判起好人来了。城市里一些最下流、最残忍、最邪恶的居民，一向下流、残忍、邪恶，今天却成了法庭上的主宰；他们闹嚷嚷地对审判结果评头品足，或高声喝彩，或表示反对，或胡乱推测，推波助澜，毫无顾忌。男人多数带着各色各样的武器，女人有的带着短刀，有的佩着匕首，有的一面看热闹一面吃喝，还有不少人在编织。编织的人当中，有一个女人在编织的时候，腋下还夹着一卷编织活。她坐在前排一个男人的身边，这个男人查尔斯·达内自从在城门口的关卡见过以来，一直没有再看到过，不过他还是很快就认出这是德发日。他注意到那女的在男的耳边咬了一两次耳朵，看她的样子像是他的妻子。但是这两人最引起他注意的是，虽然他们坐在离他极近的地方，却从不抬头朝他看上一眼。他们仿佛在死死地等待着什么，而且一直盯着陪审团，别的什么也不看。在首席法官下面，坐着马奈特医生，他照常穿着朴素的衣服。就犯人达内所能看到的来说，只有医生和洛瑞先生和法庭没有关系，而且穿的是平常的衣服，没有穿那种粗劣的卡曼纽拉装。
查尔斯·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内的，被检察官指控为逃亡贵族。根据禁止逃亡贵族回国、违者处死的法令，他的生命应由共和国剥夺。虽然这项法令的颁布是在他回到法国以后，但这无关紧要。他到了这里，这里颁布了法令，他在法国境内被捕，就得要他的脑袋。
“砍掉他的脑袋！”听众喊着，“他是共和国的敌人！”
首席法官摇铃要大家肃静，接着问犯人是不是真的在英国住了多年。
当然是真的。
那他不是逃亡贵族了？那么他该把自己叫作什么呢？
他认为从该项法律的精神实质来看，他不是逃亡贵族。
为什么不是？首席法官急于要知道。
因为他已自愿放弃了他所厌恶的头衔，放弃了他所厌恶的地位，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早在逃亡贵族这个词像现在这样被法庭应用之前，他就放弃了——在英国靠自己的辛勤工作谋生，而不是靠盘剥法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为生。
他有这方面的证据吗？
他提出了两个证人的名字：泰奥菲尔·加贝尔和亚历山大·马奈德。
他不是在英国结了婚吗？首席法官提醒他说。
是的，不过他娶的不是英国女子。
是法国女公民吗？
是的，生来就是法国人。
她的姓名和家庭情况？
“露西·马奈德，在座的好医生马奈特的独生女儿。”
这一回答对听众产生了可喜的影响。向这位大家都熟悉的好医生欢呼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大厅。人们的情绪是如此变幻莫测，有几张刚才还对犯人怒目而视、好像恨不得立即把他拖到街上去杀掉的凶恶的脸，转瞬之间竟滚滚地落下了热泪。
查尔斯·达内在他艰险的历程上所走的这几步，完全是遵照马奈特医生的反复指导行事的。对他此后要走的每一步，他也都做了谨慎的指点，而且还为他铺平了历程中的每一寸路。
首席法官问，为什么他这时才回法国，而不早点呢？
他回答说，他没有早点回来，是因为他在法国除了他已放弃的那些产业外，他已无以为生，而在英国，他可以靠教法语和法国文学来养家糊口。他现在回来是应一位法国公民的书面紧急请求，假如他不来，那位公民就将有生命危险。他不顾个人安危回来，完全是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明事实，为他作证。这在共和国看来是犯罪吗？
旁听群众热烈高呼：“不！”首席法官摇铃要大家肃静。可是大家并没有肃静下来，继续高呼“不！”直到叫够为止。
首席法官问，那个公民叫什么名字。被告说，那个公民就是他的第一个证人。他还颇为自信地提到这个公民写给他的信，这封信已在城门口被收走了，不过他相信，在首席法官面前的那堆文件中，一定可以找到。
马奈特医生事先已经作了安排，信就在那儿——医生向他保证过，信一定会在那儿——审讯已进行到这一步，于是就拿出信来宣读。传加贝尔公民前来作证，他照实说了。加贝尔公民极其委婉礼貌地说，由于法庭得处置共和国的大批敌人，公务繁忙，难免对关在阿巴依监狱里的他稍有忽略——事实是，他早已被法庭的那些爱国者忘得一干二净了——直到三天前才受到提审。三天前，他们传讯了他，陪审团宣布，既然公民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内的已经前来投案，他的案子也就可以了结，予以当庭释放。
接着传讯马奈特医生。他的个人名望极高，回答又干净利落，给人印象很深。他接着说，被告是他长期监禁获释后的第一个朋友；被告一直居留在英国，对流亡中的他和他女儿忠贞不渝；被告不仅没有受到英国贵族政府的宠爱，而且还被当作英国的敌人和美国的朋友受到审判，几乎被判处死刑——他极其谨慎地一一摆出这些情况，说得那样诚实恳切，直截了当，具有说服力，陪审团和旁听群众的意见完全一致了。最后，他又提出在场的英国绅士洛瑞先生的名字，说他和自己一样，也是英国那场审判的证人，可以证实他说的是实情。然而陪审团宣称，没有必要再听证，如果首席法官同意的话，他们现在就可以投票表决。
每投一票（是口头投票，陪审员逐个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旁听的群众就欢呼一阵，所有的声音都是支持犯人的，于是首席法官宣布他无罪释放。
接着，出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场面。这可能是群众有时为了满足自己反复无常的心理要求，或者是出于一种慷慨仁慈的良好冲动，要不也许是为了抵消一下他们的残暴行径欠下的累累血债。现在没人能说清，这种异乎寻常的场面究竟出于哪一种动机；很可能三者兼而有之，而以第二种的成分最大。法庭一宣布无罪释放，马上就有大量眼泪滚滚涌出，就像别的时候鲜血喷涌那样。男男女女都争先恐后地奔上前去友好地拥抱他，而他，由于受了有损身心健康的长期监禁，虚弱异常，此时真有晕倒的危险；尽管如此，他心里仍一清二楚，同是这一帮人，要是受另一种情绪的鼓动，也会同样狂热地朝他奔过来，把他撕得粉碎，让他暴尸街头。
幸亏需要他给别的待审犯人腾出地方，这才暂时把他从这种拥抱中解救出来。接下去有五个犯人作为共和国的敌人同时受审，罪名是他们没有用语言或行动来支持共和国。法庭很快就为自己和国家补上了在查尔斯身上失去的一次机会，还没等他离开这儿，他们就都跟着下来了，全被判了死刑，二十四小时内执行。走在头里的用狱中惯用代表死刑的手势——举起一个手指——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大家还补上了一句：“共和国万岁！”
真的，这五个人根本没有听众来拖延审判过程，因为当查尔斯和马奈特医生走出大门时，门口已聚了一大群人，他在法庭上见过的每一张面孔，似乎全都挤到这儿来了——只有两张面孔，他没有找着。他一出大门，人群立刻重又朝他拥了上来，哭泣、拥抱、欢呼，或轮番进行，或一起发作，直到这疯狂场面旁河中的潮水，也像岸上的人一样，仿佛发疯似的奔腾起来，才算罢休。
他们把查尔斯安置在一张大椅子里，这椅子不知是从法庭、还是法庭的某个房间或过道里弄来的。他们还在椅子上铺了一面红旗，在椅背上缚了一支矛尖挑着顶红帽子的长矛。虽经医生一再恳求，仍然无法阻止大家把他放在这辆凯旋车上抬回家。他前后左右是一片翻腾着的红帽子海洋，从狂暴的海洋深处，不时抛上人们支离破碎的面影。这使他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是否已经神经错乱，是不是正坐着囚车前往断头台。
在这场噩梦般的游行中，他们一路抬着他，遇上谁就和谁拥抱，还把他指给他们看。人流蜿蜒曲折地穿街过巷，用共和国流行的颜色染红了积雪的街道，就像他们曾用更深的颜色染红了雪下的土地一样。他们一直把他送到露西住的那幢楼房的院子里。她父亲已经先赶回来，为了使她有个准备。待她丈夫的脚刚刚落地，她就倒在他的怀中，失去了知觉。
他把她抱在胸前，把她美丽的头转过来，脸对着他，背向着喧闹的人群，这样他的眼泪和她的嘴唇就可以凑在一起，不让人看到了。这时有几个人跳起舞来，立刻，其他人也都加入了跳舞的行列，院子里到处是卡曼纽拉歌舞。接着，大家让人群中的一个年轻女子坐到空椅子里，把她当作自由女神抬着，拥出院子，来到邻近的街上，沿着河岸，走过大桥。卡曼纽拉歌舞吸引了每一个人，使他们越旋越远了。
医生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洋洋地站在他的面前，查尔斯和他紧紧地握了握手，又和正从卡曼纽拉洪流中挣扎出来、上气不接下气的洛瑞先生握了手，他还亲了亲被举起搂住他脖子的小露西，又拥抱了一下举着小露西的永远忠诚热心的普罗斯小姐。之后，他抱起自己的妻子，上楼来到他们自己的房间。
“露西！我的亲亲，我得救了。”
“啊，最亲爱的查尔斯，让我为这跪下来感谢上帝吧，我向上帝祈祷过。”
他们都虔诚地低头倾心祈祷，待她又回到他的怀抱时，他对她说：
“最亲爱的，快去谢谢你的父亲。全法国，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做他为我做的事情了。”
她把头靠在父亲的胸前，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她把他那可怜的头抱在自己的胸前一样。能对女儿有所报答，医生觉得非常高兴，他的辛苦没有白费，他为自己的力量感到自豪。
“你不要这么脆弱，我的宝贝，”他劝慰道，“别这么发抖，我已经把他救出来了。”
第七章 有人敲门
“我已经把他救出来了。”这并不是往日屡屡梦见他回来那些梦中的又一个梦；他确确实实在这儿。可他的妻子还在发抖，一种模糊而沉重的恐惧，依然压在她的心头。
周围的气氛是如此混浊阴暗，人们是如此热衷于报复，如此反复无常，无辜的人如此经常地屈死于无端猜疑和恶意中伤。许多像她丈夫一样清白、一样有亲人疼爱的人，每天都在遭受他遭受过的厄运，按说，她的心中本该感到已经释去重负，可是她怎么也不能忘却这一切。冬日的午后，天色开始渐渐暗下来了，甚至在这种时候，那些叫人胆战心惊的囚车，还在街上辚辚驶过。她的思绪紧随着它们，在死囚中寻觅他的踪迹；接着，她更紧地搂住她丈夫那真实的躯体，抖得更厉害了。
她的父亲一直在鼓励她，对她这种女人的脆弱表现，既抱有同情，又流露出一点优越感，看上去颇为有趣。如今，不再住阁楼，不再做鞋子，也不再有北楼一百〇五号了！他已经完成了他所承担的任务，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救出了查尔斯。让他们全都来依靠他吧！
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节俭，这不仅因为这是一种可以少遭人忌恨的最安全的生活方式，也因为他们确实并不富裕；查尔斯在整个监禁期间，得为他的粗劣食物付出昂贵的费用，要付钱给看守，还要资助那些更穷的难友。由于这一缘故，也由于怕家里混进奸细，他们一直都没有雇用人。在院子里看大门的那个男公民和女公民，有时候来他们家帮点忙，杰里（洛瑞先生几乎把他整个儿交给他们差遣）则成了他们日常的听差，而且每晚都睡在他们那里。
这个“自由、平等、博爱，要不毋宁死的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有一条法令，责成每户居民必须按规定大小的字母，把本户居民的姓名书写在门上或门柱上适当高度的地方。因而，杰里·克伦彻先生的名字也被正式写在这家门柱的下方。在那个天色愈来愈暗的下午，叫这名字的人也在这儿。他负责监督马奈特医生雇来的一个油漆匠，在门上的名单上加上查尔斯·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内的名字。
无处不在的恐怖和猜疑，给那个时代蒙上了一层阴影，所有往昔对别人并无害处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医生的这个小家庭，也像别的许多家庭一样，日常必需的消费品，得在每天晚上到各家小店里去零星购买。大家都希望避免引起别人注意，尽可能不让别人眼红，或者背后说闲话。
几个月来，普罗斯小姐和克伦彻先生一直担负着采购的任务。前者管钱，后者提篮。每到傍晚上灯时分，他俩就外出执行任务，采购回日常必需的消费品。普罗斯小姐一直和这家法国人朝夕相处，要是她有心的话，满可以把法国话说得和她本国话一样流利，可是她无心于此，所以她对这种“胡话”（她喜欢这样来称呼法国话）懂得并不比克伦彻先生多。她买起东西来，总是直截了当地对店主说个物品的名词，从不对货品的情况作任何说明，要是碰上她说不出她要的物品名字，她就东张西望找到那东西，抓在手里，一直到讲好价钱。她总是把东西抓在手里讨价还价。不论店主讨价多少，她还起价来，总要比店主少伸一个指头，她认为这样价钱才公道。
“啊，克伦彻先生，”普罗斯小姐说，她的眼睛因为刚才流了不少快乐的眼泪而变得红红的，“要是你准备停当了，我也好了。”
杰里哑着嗓子说，他愿意听从普罗斯小姐的差遣。他浑身的铁锈味早已去净，可是那头铁蒺藜般竖起的头发，始终没法锉平。
“咱们得买不少东西哩，”普罗斯小姐说，“咱们的时间很宝贵。除了别的，还要买酒。不管咱们上哪儿买，总会遇上那些红帽子在干杯。”
“我倒觉得，小姐，”杰里大唱反调，“不管他们是为你的健康干杯，还是为那个老家伙干杯，在你看来，反正是一样的。”
“哪个老家伙？”普罗斯小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