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锯木工人
一年零三个月。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露西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唯恐吉萝亭会在明天砍下她丈夫的头。每天，都有满载死囚的囚车，沉重地颠簸着穿过铺石的大街。美丽可爱的姑娘，光艳照人的妇女，棕色头发、黑色头发、花白头发的，青年小伙，健壮男女和老人，出身高贵的和出身庄户的，全都成了供吉萝亭女士喝的红葡萄酒。人们每天把他们从令人恶心的黑暗牢房中提出来，带到光天化日下，穿过大街，送给那不知餍足的吉萝亭去解渴。“自由、平等、博爱，要不毋宁死”——这末了一项来得最是轻而易举，啊，吉萝亭！
要是说突如其来的飞灾横祸和风驰电掣的时代巨轮，把医生的女儿吓得不知所措，只能呆呆地在绝望中等待结果的话，那她的遭遇也不过是和别的许多人一样罢了。自从她在圣安东尼区的阁楼上，把那白发苍苍的头抱进她青春焕发的怀中，她就自始至终恪尽她的天职。在这些经受严重考验的日子里，她更是忠心耿耿，正如所有贤良淑静的人一样。
一待他们在新寓所里安顿下来，她父亲也开始了日常的行医工作，她就把这个小家庭布置起来，安排得像丈夫也在家一样。一切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她像以前全家团聚在英国时那样，按时教小露西读书。她施用种种小伎俩哄骗自己，装出相信全家很快又能团聚——诸如为丈夫的很快归来做些小小的准备，在一旁放上他的椅子，摆好他的书，等等——每天晚上，她还要特地为那许多身陷囹圄、命在旦夕的不幸者中一个亲爱的囚徒认真祈祷——几乎只有通过这些，才能稍稍宽解一下她那沉重郁闷的心情。
她的外貌并没有多大改变。她和孩子都穿着朴素的暗色衣服，近乎丧服，可是拾掇得像欢乐时日穿的鲜亮衣服一样整洁。她脸上的红晕已经消失，昔日那种凝重深沉的表情，已经不是偶尔出现，而是常驻脸上了。但除此之外，她依然是那么漂亮秀丽。有时候，当她在晚上和父亲道晚安吻别时，她那整天压抑着的悲伤会突然爆发出来，常常说父亲是这个世界上她唯一的依靠了，而他总是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他要是出事，我事先绝不会不了解，而且我知道，我一定能把他救出来，露西。”
这种应变的生活过了不多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她父亲傍晚回到家里时，对她说：
“亲爱的，监狱里有一个高高的窗户，下午三点钟时，查尔斯有时候能靠近那儿，他要是能到达窗口旁边——这取决于许多未知的情况和偶然机会——他认为，你如果能站在街上我指点给你的某个地方，他或许能看见你。不过，我可怜的孩子，你是看不见他的，而且即使能看见，你要是露出一点儿认出他的样子来，那对你来说是非常不安全的。”
“啊，我的好父亲，快把那地点告诉我吧，我要每天上那儿去。”
从此以后，不管是什么天气，她都要在那儿等上两个小时。每当时钟敲响两点，她就已经站在那儿了，一直待到四点，她才无可奈何地离开。要是天气不太阴湿不太冷，能带上孩子，她就带孩子去；别的时候，她就独自一人去，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天。
那地方是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巷的拐角处，又暗又脏。这角落里唯一的一所小屋，是个锯木柴的工人的棚屋；其他几面都是墙。她上那儿去的第三天，那工人注意到了她。
“日安，女公民。”
“日安，公民。”
这种称呼方法这时已经成了法定之规。前不久，这还只不过是在那些更彻底的爱国者中间自发形成流行开的，而现在，却已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
“又上这儿散步来了，女公民？”
“你不是看见了，公民！”
锯木工人是个说起话来手舞足蹈的小个子（他曾经当过修路工人），他朝监狱那边瞟了一眼，朝监狱指了指，把十个手指挡在脸前当作铁栅，滑稽地在“铁窗”后面探头探脑。
“不过这不关我的事。”他说，接着便继续锯他的木头。
第二天，他等着她，她一露面，他就上前搭话。
“嘿！又上这儿散步来了，女公民？”
“是呀，公民。”
“唷！还有个孩子！小公民，她是你妈妈，是吗？”
“我该说是吗，妈妈？”小露西紧挨着母亲，悄声问道。
“是的，我的宝贝。”
“是的，公民。”
“啊！不过这不关我的事，我的事就是干我的活。瞧我的锯子！我管它叫小吉萝亭。咔、咔、咔！咔、咔、咔！瞧，他的头掉下来了！”
那段木柴应声掉了下来，他把它扔进一个筐子。
“我管自己叫参孙，掌管砍断木柴的吉萝亭。再瞧这儿！嚓、嚓、嚓！嚓、嚓、嚓！她的头也掉下来了！这儿还有个小孩。叽咕、叽咕！吱嘎、吱嘎！好，他的头也掉下来了。满门抄斩！”
他又把两块木柴扔进了筐子，露西浑身直打哆嗦，可是，锯木工人在那儿干活时，去那儿要想不让他看见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博得他的好感，她总是先跟他打招呼，还时常给他一点酒钱，他也就毫不客气地收下。
他是个好奇爱问的人，有时她只顾盯着监狱的屋顶和铁窗出神，一心想着自己的丈夫，把这个人完全给忘了，待到她猛醒过来时，发现他正盯着看她，一条腿跪在板凳上，锯子插在木头里。“不过这不关我的事！”遇到这种时候，他通常都这么说，接着便又轻快地锯了起来。
不论什么天气，露西每天总要在这儿度过两个小时，冒着隆冬的霜雪，迎着早春的寒风，顶着炎夏的骄阳，淋着晚秋的苦雨。每次离开这儿的时候，都要吻一吻监狱的大墙。在五六天中，她的丈夫或许能看见她一次（这是她从父亲那儿知道的），可能接连两三天都看见她，也可能一个星期或者整整半个月看不见。只要有机会，他能够而且确实看见了她，这就足够了，为了有这种可能，她愿意从早到晚每星期在那儿等上七天。
就这样，她又熬到了第二年的十二月；她的父亲仍然沉着冷静地周旋于那些恐怖分子中间。一天下午，下着小雪，她又来到了那个常去的拐角处。这是个什么狂欢的日子，是个节日。她一路上看到家家户户的房子上都插着小长矛，矛尖上挑着小红帽，还饰有三色彩带，刷了规范化的标语（当时最爱用三色的字母）：“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要不毋宁死！”
锯木工人的这间寒酸的木柴铺实在太小了，它的整个墙面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能容纳下这句铭文。不过他还是请了什么人，草草地涂上了这条标语，那个“死”字是好不容易才挤上去的。他按照一个好公民应该做的，在棚顶上插了小长矛和小红帽，还在一个窗口摆着他的锯子，上面标明这是他的“小圣吉萝亭”——当时，那个非常厉害的女人，已经普遍被人尊为圣徒了。他的铺子关着门，他也没有在那儿，露西感到松了一口气，她可以安安静静独自一人待着了。
但是他并没有走远，过不多久，她就听到一阵骚动和叫喊一路传来，使她胆战心惊。转眼之间，一大群人拥到了监狱大墙旁的这个拐角，锯木工和复仇女手拉着手，走在人群中间。大约有五百来人，却像五千妖魔在狂舞。除了他们自己唱歌外，没有别的音乐伴奏。他们一边唱着流行革命歌曲，一边和着一种恶狠狠的节拍跳着舞，仿佛大家一齐在那儿咬牙切齿。男的和女的跳，女的和女的跳，男的和男的跳，碰上谁就跟谁跳。起初，他们还只是一股粗陋的红帽子和破旧粗毛衣的风暴，可是等大家把这地方挤满，在露西周围跳起舞来时，他们中间似乎便出现了狂舞乱叫、形象狰狞的妖魔。他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互相拍手，互相抱头，独自旋转，或者两人抱着成对旋转，一直转到许多人纷纷跌倒在地。一部分人跌倒后，其他人继续手拉手围成圆圈打转；后来圆圈散了，分成两人或四人的小圈再转，然后猛地停住，接着重又开始，拍手、抱头、甩开，然后倒转，继而大家都朝另一个方向转。突然间，大家又都一齐停下，停顿了一会儿，重又打起拍子，排成巷道一般宽的队伍，垂着头，举起手，尖声狂叫着向前扑去。就连打架也没有这种舞蹈可怕，简直是种堕落的耍闹——本是天真烂漫的，最后变成这么邪恶残暴——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娱乐，现在却成了使血液沸腾、神志混乱、心硬如铁的手段。其中虽然也有一些优美的动作，但反而使它变得更加丑恶，这说明一切原本善良美好的东西，也会扭曲变质。处女竟在这大庭广众之间袒露胸脯，善良稚气的头脑变得如此癫狂错乱，纤巧美丽的小脚在血污泥泞中缓步轻移，这一切全是这个颠倒混乱时代的种种象征。
这就是卡曼纽拉舞。这场狂舞过去后，露西惊慌失措地站在锯木工人的棚屋门前。羽毛般的雪花静悄悄地飘落下来，落在地上，那么洁白轻柔，无声无息。
“啊，我的父亲！”她抬起刚才用手捂住的眼睛，看到父亲就站在她的面前，“这场面太凶残，太难看了。”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我见过好多次了，别害怕！他们谁也不会伤害你的。”
“我不是为自己害怕，父亲。我想到我的丈夫，要受这帮人的摆布——”
“我们很快就可以使他不受这帮人的摆布了。我离开那儿时，他正朝那个窗口爬去，我急忙跑来告诉你。现在这儿没人看见，你可以朝斜屋顶上那个窗户送一个飞吻。”
“我就这么做，父亲，我要把我的灵魂也一起送给他！”
“你看不见他吧，我可怜的宝贝？”
“看不见，父亲，”露西满怀思念之情，哭泣着送去一个飞吻说，“看不见。”
雪地里传来脚步声。是德发日太太。“向你致敬，女公民，”医生说。“向你致敬，公民。”这只是顺口说出，如此而已。德发日太太过去了，像道阴影掠过雪白的路面。
“让我挽着你的胳膊吧，亲爱的。为了他，你应该高高兴兴、勇气十足地从这儿走开。对，做得对！”他们离开了那个地方，“这不会白做的。明天就要传讯查尔斯了。”
“明天！”
“没有时间好耽误了，我已经做好准备，但是还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防万一，这要等到他正式出庭受审时才能采取。现在他还没有接到通知，不过我已经知道明天就要受审，马上要把他转移到候审监狱去。我及时得到了消息。你不害怕吧？”
她仅仅能回答出一句话：“我信赖你。”
“应该这样，要绝对信赖。你的苦日子快要熬出头了，我的宝贝。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回到你身边了。我用了各种办法周密地保护着他。我得去见见洛瑞。”
他站住了，传来一阵沉重的车轮声。他们俩都十分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一、二、三，三辆囚车载着死囚从雪地上驶过，积雪使车轮声减低了。
“我得去见见洛瑞。”医生又说了一遍，带她拐向另一条路。
那位忠诚可靠的老先生，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没有离开。经常有人来找他，来查询那些已被充公收归国有的财产账目。凡是他能为业主保住的，他都保住了。要论兢兢业业掌管住台尔森银行经营的钱财，而且守口如瓶，那是谁也比不上他的。
天空中暗红和橙黄交错，蒙蒙雾气从塞纳河上升起，这说明黑夜快要降临。待他们到达银行时，天已经差不多黑了。大人那座气派宏伟的府邸已经破败不堪，无人居住。院子里一堆脏土和灰烬上，写着这样一些字句：“国有财产。”“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要不毋宁死！”
和洛瑞先生在一起的会是谁呢——谁是放在椅子上那件骑马服的主人——这个不肯让人看见的人是谁呢？洛瑞先生是打哪一位新来者那儿出来，兴奋而又惊讶地把他的宝贝抱在怀里呢？他提高嗓门，转过头去对着他刚才出来的那扇门，把露西那结结巴巴说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转到候审监狱，明天审讯。”他这是在对谁说呢？
第六章 胜利
五名法官、一名检察官和一个立场坚定的陪审团，组成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法庭，它每天都开庭审案。提审名单头天晚上先提出，然后由各个监狱的典狱长向犯人宣读。典狱长常爱说的一句笑话是：“里面的人，快出来听晚报吧！”
“查尔斯·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内！”
拉福斯监狱的晚报，终于这样开场了。
凡是叫到名字的人，就得站出来，走到专门指定给这些不幸榜上有名的人站的地方。查尔斯·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内的，当然懂得这个规矩，他目睹过几百人就是这样一去不复返的。
那个面孔浮肿的典狱长，念名单时戴着眼镜，念完一个就朝囚犯看上一眼，看清念到的人已站到该站的地方，才接着往下念，每念一个名字就停顿一次。名单上共有二十三人，可是只有二十个人应声；原来其中一人已死在狱中，被人忘记了；另外还有两个，早已上了断头台，也被人忘记了。念名单的地方，就是达内刚来那天晚上看到一群囚犯的那间拱顶屋子。所有那些人，全都已经死于那场大屠杀了；每一个他为之关心过、然后又告别了的人，都已一一死在断头台上。
大家匆匆说上几句道别的祝愿话，就立刻上路了。这本是每天都有的事，只是那天晚上，拉福斯监狱里的犯人要举行一次罚物游戏和小型音乐会。他们聚在铁栅栏前流着泪，可是预定节目中的二十个缺额还是补上了。而且不管怎么说，时间已经不多，牢房马上要上锁，到时候公共活动室和走廊都要由那些守夜的猛犬来把守了。这些囚犯并不是麻木不仁或者没有人情，他们的这种态度是时势环境造成的。同样，尽管稍有不同，大家知道，某种狂热和冲动无疑也会使一些人不顾一切地壮起胆子，毫无必要地去和吉萝亭对抗，结果死在她的手中。这不仅仅是由于负气，也是受了公众那种狂乱心理影响产生的狂乱行为。在瘟疫流行时，我们中有些人，就会暗暗受那种病吸引——有时会闪过一个想要死于那种病的可怕念头。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埋藏着类似的奇怪东西，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才会暴露出来。
通往候审监狱的路程又短又黑，而在那个跳蚤虱子横行的牢房里度过的夜晚，则又冷又长。第二天，在叫到查尔斯·达内的名字之前，已有十五名囚犯受到审判。十五个人全都被判处死刑，而整个审判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查尔斯·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内。”终于挨到传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