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地人称呼女人，很有一点讲究。倘是婆婆、婶婶、嫂子，必把男人的大名小号作定语，顺福婆婆啦，阿贵婶天根嫂啦。只有叫姐，叫姨，才有幸冠以她本人的芳名，秀兰姐惠香姨什么的。约定俗成，一点含糊不得。
妙青婶是一例外。
按说，妙青婶该是妙青的妻。否，妙青婶的丈夫叫文康，妙青是妙青婶的名，文康的妻。但人们不叫她文康婶，却叫她妙青婶。
妙青婶和我家同一个大村，不一个小村有二三十年时间里叫做同一个大队不一个小队但是同一个姓，虽远了点，仍是族中人。又，妙青婶和我母亲的娘家都在奉化，又是相邻村。因着这一层关系，按说我也可以叫她阿姨。有一次我还真的这么叫她：妙青阿姨。她却唬下脸：不对，叫婶。我说：那年我们去外婆家过年，你喊我妈阿姐，所以我可以叫你姨。她说：在外婆家我们是亲戚，在这里是族中人，不一样。称呼人，宁可乱亲不能乱族，这是规矩。规矩你懂吗？我们是同族人，你得叫我婶。我说，那我叫你文康婶。她又不高兴了。不髙兴了好一会，才摩着我的头说：
还是叫我婶，妙青婶。待下次去你外婆家，再叫我姨吧。
于是我便这么叫，村里人也这么叫，破了村里称呼女人的例。但大家都惯了，不这么叫反而别扭，不这么叫她也不应。连有一次开斗争会，她也是对象之一，台上喊：文康老婆上来！她不应，也不上去。又叫：妙青，妙青婶！她便款款地上去，脸上还漫着笑容，仿佛不是去挨斗，而是上台去领奖。
妙青婶的命很苦。她丈夫文康是地主，土改后坐了两年班房，放出来不久就死去。妙青婶一直寡居，又没子女。她也是地主，或称地主婆。
我母亲说，妙青婶的地主有点委屈，全因她丈夫所累。文康的地并不算多，才只廿几亩，还差一大截。但他结怨多，给拉上了。相反，妙青婶的娘家倒是真正的大户人家，评个地主绰绰有余。因着她父亲人缘好，一辈子做好事、善事，所以土改时没受一点动弹，还成了民主人士。
妙青婶对此也直言不讳。一说到她丈夫被评为地主，就很是愤愤：
他也配？他也算是地主？我娘家才是呐！可我娘家偏不是！
这口气，仿佛地主最光荣。她娘家没评上很是冤枉，很该惋惜似的。
妙青婶在村里有个好名誉，固然因了她本人品质好，人缘不错，也得力于她丈夫劣迹昭著之故。文康是个浪荡子，吃喝嫖赌全占了。最不堪的是嫖，我们那里叫“偷老婆”的。村里不少有点姿色的都让他“偷”过。他还公开说：我只蘸点蜜，又不曾把蜂桶背去。嫖得多了，他就不会生育。被“偷”了老婆的男人自然愤怒、痛恨。只因他有钱有势，奈何他不得。但文康生前死后，人们都不曾迁怒于妙青婶。这并非人们“掌握政策”。通常的观念是：男人赚了不义之财，其妻也能分享好处；男人如果“偷老婆”嫖女人，其妻则是受害者，反值得同情。因此故，村里人始终没有歧视她。有时来了什么风头，也象征性地批她一下以作过场。还多次想“摘”她的“帽”，只是因为她自己说话不注意，才受到影响。
妙青婶说话的确没分寸。比如，她曾说：解放后什么都好，社会太平，也不愁土匪抢。就差一样，吃不饱饭。
又，说到村里哪个干部，她说：这人不错。虽是党员，却是个好人。
我母亲就说她：你怎么这么说话？至少不该到处说。这之后，妙青婶说话才小心一点，有些话也只对我母亲说。她放心我母亲。可已经迟了，好几次失去“摘帽”机会。
总算又来了一次机缘。
我们那里的风俗，很是看重祖宗祭祀。“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两千多年前那位至尊先圣的这一不朽训在我们那个古老的小山村里奇妙地衍化为“经书可以不读，祭祀不可不诚”。除了一般清明上坟之外，逢到三代以内死去的上辈的生死忌日，也必得在家里祭拜一番，谓之“做忌”，一直做到死者一百周年大忌后才作罢，算是祖先的灵魂升了天，做子孙的完成了最后的孝心。不管穷人富人，概莫能外，所不同的只是排场大小些罢了。这几乎成了我们村的村风。虽然几次作为四旧加以破除，总破不了，破了一阵又很快恢复至今仍如此，且更浓烈。
妙青婶家尤重这一规矩。她丈夫吃喝嫖赌都会，但对做忌却很虔诚。而且传说他做忌的日子必不“偷”老婆。有次土匪绑“肉票”，村里抓去不少人，文康和他一位堂弟文坤也在内，而且作为富户，“票价”最高。文康脑子活络，能说会道。他摸准那土匪头子既迷信又孝心的心态，便说那天正好是他娘忌日，他不在家祭拜实在是大不孝，还不如一枪崩了他痛快。那番表白很让土匪头子感动。加上文康一表人材，很讨那位妖冶风骚的“压寨夫人”的欢心，也帮着说情。结果，居然在别人都在押，而且后来都付了不少“票”的情况下，独独放了他，还让他白吃了几顿好菜好饭。这之后他对祭祀更虔心。连后来坐牢时也常常嘱咐去探监的妻子别忘了做忌祭拜。
不想就因为这祭拜，使妙青婶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那年，上面派来一个工作组，要破这旧风俗。但这习俗太深，到底难破。当时吃食堂，家家不开灶起火，但家家照常祭祖拜宗，把食堂打来的饭菜做忌。工作组想找一个典型，看看哪家不搞或少搞这迷信活动的，作为榜样带动全村。于是挨家挨户排队摸底，先党员、干部、成分好的，再一般社员。可找来找去，只找到两个人不做忌，一个是傻子，另一个是光棍。傻子当然不典型。光棍是外来户，可以算一个。可是问他为什么这么进步，他却呜呜地哭得伤心：
我两岁就死了爹娘，我怎知道他们的生日死日？我怎么祭拜啊！呜呜······
这当然又不能作典型了。
忽有人说，再一户便只有妙青婶了。
工作组不信，一户地主家，从来最迷信，如今这么进步？可能吗？但上调下查，左察右访，都确证自从文康死后，妙青婶就不再祭拜做忌。什么原因，妙青婶自己缄口不说，也无人知晓。来问过我母亲大家都知道我母亲和妙青婶的关系我母亲也说不知道。她确实不知道，还为此而奇怪。最后人们普遍猜测准因为她是地主，才不敢。村干部们也这么认为。
这很犯难了工作组。这女人的确不做忌，不管动机如何，总是村里惟一的；可偏又是地主婆。但不管怎样，总比傻子、孤儿典型吧？至于地主婆，也无妨，宣统皇帝都特赦了呢！工作组请示上级后终于决定：摘了妙青婶地主的帽子，成为“摘帽地主”。
本来人们对此也不当一回事，可让人奇怪的是没多久，妙青婶又恢复了做忌！
而且既不是在清明节，也不是在文康的生死忌日，是在一个平常的晚上，有人看见她在文康的坟头祭拜，还听到她的哭声。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妙青婶“摘帽地主”的帽子摘下，重新戴上地主的帽。当然人们也没说她不好，人们都理解：妙青婶原来只是想图个好印象，想摘帽，达到摘帽目的后又恢复做忌。当然对此猜测也有人怀疑，尤其是我母亲，她知道妙青婶本来就不在乎摘帽不摘帽。可既然这样，那她开头几年不做忌不祭拜又作何解释？
这几乎成了一个谜。
终于有一天，母亲知道了谜底。
那是妙青婶告诉我母亲的。当然是偷偷的。她说前些年不做忌是文康嘱托的。文康临死前，似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话。妙青婶对丈夫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走后我会给你做忌的，你放心吧！文康却摇摇头。浑浊的眼珠转向隔壁，挣扎了半晌，才咬着牙关，勉力吐出最后的话：我死后要不要祭拜，就看隔壁文坤家，如果他家平安顺利，就不必做忌；如果文坤家遭难遇灾，就到我坟头祭拜。
从此妙青婶就没做忌。直到这次文坤死后第二天，她才到丈夫坟头去祭拜。
母亲跟我说这事时，很显得神秘。可我还是不明白，妙青婶做不做忌怎么会和文坤连在一起？我这一问，母亲忽然一脸的惊恐，不肯再说。但越这样，我越好奇，越想问个究竟。母亲又更不敢说，我又越想弄清楚。最后我声言如果她不说我便去问妙青婶时，母亲才真正慌了，这才告诉我内中的缘由。
她说，文康和文坤是同一太公的堂兄弟。从来文康都待文坤很好。如果说文康待人不好，但尚有一个人好的话，那就是文坤。可是土改后，文坤为了保住自己，就揭发文康，最致命的一着是说那次被土匪绑票是文康和匪首勾结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安然提前而归？就因为这事文康被判了刑。文坤却只评了大佃农。从此两家就结了仇。
母亲说了这段历史，尚未再作解释，我就明白了。我仿佛听到临死前的文康在喊叫：如果有鬼的话，我变鬼也要去作祟文坤；既有鬼，便得祭祀；不然便没有鬼，就不必祭拜！······而现在，文坤死了，而且死于非命，那不就是文康的鬼在报复他，作祟他吗？
悟出这一点我真是惊恐万分。这恐惧超过我从小听大人讲的鬼怪传说和老师说的不怕鬼的故事。因为眼下所发生的事直接和我周围的人联在一起，而且又是我那么熟悉的妙青婶！文坤的死又是那么神秘。他在浅滩边摸鱼，手伸进一个洞里，被什么咬住，拖出来见是一条蛇，不痛不痒，可三天后他便死了。这蛇岂非是文康变的？想到这一点我真的变得疑神疑鬼，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我看见水蛇甚至黄鳝都要怀疑是哪个鬼变的；每次走过文康或文坤的坟旁也总是远远躲开。与此同时，我心中又播下了强烈的道德的种子：做人是不能做坏事的，做了坏事伤了阴骘是要遭报应的。
那件事对我少年心灵的冲击实在太大了，而更难受的是不能跟任何人说。这是母亲死死叮嘱的，说要是让人知道是会害了妙青婶的。这就更增添了恐怖感。我甚至感到妙青婶也变得可怕，不像以前那样可亲可爱。当然，最让我好奇又最令我关注的是文坤一家的命运。
文坤是大佃农，土改后属于富裕中农，照当时人们的说法是“中农的大哥，富农的大侄”，不算敌人。可后来重新划分阶级队伍时，大佃农归人敌人阵营，.算是“富农的阿弟，中农的小叔”了。好在文坤巳死，剩下孤儿寡妇，也没人去难为他们。文坤的儿子阿春大我三岁，早早下田干活，早早长大成人，后来又早早结婚，早早生了孩子，算得上平安顺利。
随着我年龄增大，慢慢冲淡了对那件事的恐惧感。我想，这终究是迷信。文坤被蛇咬也算不了多么稀奇。蛇嘛本来就要咬人的。被蛇咬死虽是非正常死亡，但其实又是正常的。意外事故固然意外，从根本上说又是正常的。人被蛇咬死是正常的，人把蛇咬死才是稀罕。再说，作为个人来说是非正常的，但从整个人生整个社会来说又是正常的。不是说了：墨水也会淹死人，喝口凉水也会呛死。更何况文坤毕竟也老了，不被蛇咬死，也会在哪一天以某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
然而，尽管理智上这么想，但我意识深处那个神秘的念头却总是抹不了。直到我离开故乡，仍常常会下意识地想起这两户人家。每逢老家有人来城里，我总要问：妙青婶有没有做忌祭拜？文坤一家好吗？常常问得不知内情的家乡人瞠目以对。他们说妙青婶做不做忌谁知道？至于文坤一家倒是很好。文坤的妻子虽然老了，但很健朗；阿春则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很结实，三斧头都敲不倒。后来我又得知，妙青婶和阿春娘都摘了帽，是全国统一摘的。妙青婶也很身健，自己还会种责任田。阿春家日子也过得和满，祖孙三代其乐融融。我听了心里很高兴。看来这两家的宿怨该结束了。我意识深处多年的积疑也终于消除了。
但过后不久，我却被一个消息震住了：文坤的儿子阿春死了！
消息是我们村的村长上城来时告诉我的。他说起这事也极为悲伤，而且充满一种责任感：
唉！四十岁的人居然生了癌！刚刚可以过好日子了，却死了！怎么有这么坏的癌？脑癌！头肿得像果桶，痛起来满地打滚，往冷水缸里浸泡。他自己死了倒也算了，是他命薄，可留下一家人咋办？他老婆带了一个小孩再嫁了，剩下两个小孩甩给了阿春娘，这日子咋过？村里再照顾，也不能全包下来啊！我听得怔怔的。第一个反应便是问妙青婶怎样了。
她啊？她才过得好呐！村长说。她不但摘了帽那是全国都摘的，不希罕她还是三老呐！
什么三老？我问。
三老嘛就是老干部老革命老党员。凡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对革命有贡献的，占到其中之一的，就可算三老，每年能享受政府补贴。
妙青婶怎么成了三老之一？
你也怪了？连我当时都奇怪呐！村长说。其实村里人也都不相信，那是上面笃下来的。前几年中央有个老干部退下来后，重游四明山革命老区。他向陪同的市县领导打听一个人。说是当年被敌人追捕，负了伤，逃到我们村后山上，被一个妇女救起，藏在山洞里，每天送饭送菜，救了他一条命。七查八访，原来就是妙青婶。
我说：这事可是谁都不知道的啊！
就是嘛！一般人都不相信，一个地主婆救了一个共产党，怎么回事？县里来的人问她，报道组记者采访她，问她当时怎么想的。她说我也不晓得那人是共产党国民党，我只看他受了伤，就得救他。我也问过她：后来你知道了，怎不说？特别是解放后，说了有好处的。她说：这有什么好说的？况且，让人家知道，一个妇道人家照顾一个大男人，还能说得清？她说尤其不能让她丈夫知道当年文康自己“偷”老婆，却又总怕妙青婶和别的男人亲近。 我冷不丁又问村长：她还做不做忌？
做忌？你问这干什么？哦，你是想到当年那次做忌风波？村长感叹道。其实嘛，现在村里准不做？连我这村长也不例外。这是风俗，在乡随俗嘛！
我再次问妙青婶做不做忌。
你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村长说。那妙青婶真有点怪：前些年她又不做忌了，可现在又常常去文康坟头祭拜你别说她迷信，觉悟不高，她思想才好呐！政府每年给她的三老津贴她死活不要，说是给村里。我说这钱村里怎么能“贪污”？她说，那就以村里名义转补给阿春娘。
我惊住了！
村长又说：其实你也应该知道，妙青婶一家和文坤家一直有仇。前些天她对我说她只对我一个人说：文坤人不好，当年是诬陷了文康。但她又叮嘱我，说她将来百年以后，不要将她和丈夫合葬，她要一个人独葬，她说这是她多年以来的心愿。
这是为什么？我问。
这我也弄不清楚了。村长说。她只说文康坏，她一直恨他。可我奇怪的是她为什么忽然又去祭拜文康？那天我还真问她。她说她不是去祭拜，她是去求那个死鬼，再不要作祟人家了，已经作祟得够了她居然认为阿春的死，是文康的鬼在作怪你看你看，这个妙青婶，她又是这么迷信，真让人不明白！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但我心里却什么都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