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辈分，她比我小两辈，但我仍叫她姐。那是客气，也应该，虽不合理，合礼（族中的礼），却合情，毕竟她大我廿多岁。但她却严格地叫我叔公。这固然合理，合礼，却不合情。于是很使我为难，尴尬。尤其读小学时，我每次上下学都经过她夫家门口，被她看见，总是亲亲热热地叫：
学叔公，你这么早上学去啊！
或者：学叔公你才放课啊？
不惟如此，还常向人吹嘘：
你看我们学叔公，走路都捧着书，这才像读书，日后定规中状元！
说得我红了脸仍嫌不够，后来经过她家门口便逃也似地，或者干脆绕道走。还告诉我祖母。我祖母便叫她别这么叫，叫我名字够了。可她却说：
怎么可以叫名字？太太婆，他是我的叔公啊！而且，太太公对我有恩呐！
她说的太太公是我的祖父。阿要姐是她爹的第四个女儿。她出生时，她爹兴发瞥了一眼，跑到院子里喟叹：
天，我命里就只有雌囡？我只配有娘子爿？这雌货我不要了！这娘子爿我覅了！
当然，自家骨肉，再覅，也覅不得。只得养着。但取了怪名：阿覅。
名怪，叫起来却很顺：阿覅，阿覅！
我祖父听不下去。对兴发说：怎么叫阿覅？覅？小囡大了也叫阿覅？不定这小囡日后像模像样像个人呢！我看，要，就叫阿要！
我祖父在当时算是德高望重，说出话来有点分量，何况说得在理。于是便改阿覅为阿要。一叫，更顺口。
祖父说的像模像样像个人纯是出于长辈的关心和同情，即使后来阿要果然有了出息，而且有三十年时间成了村里的“第一夫人”也只能算是偶然罢了，并非我祖父有预见。但阿要从小就乖聪可爱，却是事实。她家是富裕户，所谓种田财主，雇了几个长工作头。按说主人家不必干活。阿要上面的三个姐都很大家闺秀，架子贼大，顶多做些针线女红，给作头送送点心茶水之类。惟独阿要从小就勤劳，里里外外全干。到14岁上，就是个好劳力了。村里人总看见她赤了脚，跟了她爹和作头帮工出门。他们下田她下田，他们上山她上山。连她爹劝阻都不听。兴发就更喜欢，对我祖父说：
亏得太公把我家阿要要下来！怕真让你说中，不定日后我还得靠她哩！
这话本是随口说说，后来却应了验。
兴发家殷实，排场也大。老大阿姣老二阿男出嫁时，兴发爱面子，非得嫁个比自己还好的人家，又陪上不少钱。剩下老三阿娣和阿要，想从中招一个女婿人赘。但后来这计划落了空。那是由他家长工方正引起的。
方正也是本村人，不一个姓。从小便到兴发家放牛，后来做长工。方正人正派，方方正正。从小吃得起苦，肯干活，也节俭。饭吃主家，又不讲究衣着，无需别的开销。当时长工工钱以谷算，头几年，挑了工钱谷回家交瞎眼娘，娘死后，便索性存放在主人家。兴发也高兴。于是每年工钱都记个账，外加利息。只是每逢除夕前，方正回家过年时，兴发才问一句：
方正，工钿要不要拿回去？
方正反问：来年要不要我来做？
当然来啊！我又不曾回头你！
那工钿当然存你这里啦！方正说。你不必问嘛！
兴发笑道：你可以不拿，我不能不问啊！
过完年后回来上工。主人又问：
方正，你在我那里存了多少工钿？
方正想：这话该是我问你，却是你来问我。什么意思？想了想他说：
三年工钱，第一年七百斤谷，第二年九百，第三年一千二百，加起来二千八百，加上利息九百，共计三千七百斤。
见主人点着头，他又补充说：前年给我做了一件马革背心，去年一件棉袄一条长裤两双鞋，今年衣服都是我自己置办，共计扣去150斤谷，还剩3550斤，算米的话，是2485斤米。
兴发说：你人虽小，字不识，账倒算得灵清。没在我这里白耽几年。
方正疑虑地望着兴发，不知主人是好意还是恶意。
可你还是算错了，不老到。第一，你只算利息，却忘了利上盘利；第二，那几件衣服是我送你的，不必扣。告诉你，你存在我这里的工钱是4200斤谷，记住。
这以后，每年过年回家就不必问。过年回来上工也不再问。双方都放心。
转眼又过了四个年。年底，方正对兴发说，他有一个舅舅给他提了一门亲，女的在里山，要他春节去相相，他想迟几天上工。同时，由于准备订亲，想把他存着的工钿取出来。
兴发口里说好，心里一盘算，不由大吃一惊：不知不觉间，他存经存了，不，欠了方正七八年工钱，加利上盘利，已是两万多斤谷了！不能说他忘了这数目，实在是他对方正太放心了，才不曾去想那事。这几年年成不景气，老大老二出嫁又陪了不少，家里并不宽裕，眼下要他立马拿出这么多工钱来，实在难啊！他这才懊悔当初不该存这钱，要是每年付了也就过去了。但这怪谁？谁也不能怪。又不能赖账，像别的刻毒财主一样。兴发不是那样的人。而且从心里说，他对方正的婚事也很关心，毕竟是27岁的人了，不能误了他的终身。现在怎么办？除非卖几亩田出去？那当然是痛苦的事，田是命根子啊！这么想着，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半夜，迷迷糊糊刚合眼，倏地眼睛一亮，想出一个办法。可这一来更睡不着了，索性一屁股坐到天亮，跑去找我祖父。
我祖父听了他的想法，说：按说，方正是个正派人，做你家三姑娘的进赘女婿，也是不差······
可他是作头。兴发皱着眉说。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来问太公你拿主意。
作头也无妨。状元也免不了落难，薛平贵还钻过破窑呐！我祖父“古为今用”了一阵。只要人好就是了。再讲，他是尚你家三闺女，你也算不得塌台嘛！
什么“尚”？“尚”什么？
尚就是娶皇帝的女儿，尚者上也！向上高攀的意思。《打金枝》你看过没有？郭子仪的儿子就是尚皇帝的囡。方正做你的女婿就是高攀你。当然，还得看方正肯不肯尚你家女儿。我家阿娣给他他还不肯尚？兴发说。我还愁阿娣不肯呐！果然阿娣不愿意。说大姐二姐都嫁了好人家，怎么叫她找一个长工？兴发软劝硬逼，说：你不肯，我卖田卖家当还他工钱。并吓她，如果不答应，她的婚事他不管，什么嫁妆都没有。阿娣这才哭哭啼啼没话说。
接着兴发叫来方正，转弯抹角地说了许多废话，然后才透出这一意思，说完他紧盯住方正，期待着眼前的长工以后的女婿会说出感激的话。可方正却沉着脸，不响，最后居然摇摇头。兴发愣住了。刚才提这意思他没脸红，现在遭到拒绝他无法使自己的脸不改变颜色。
你不愿？他咬着牙问。做我家女婿还屈了你？
方正抬起头，说：不屈，我可以做你家女婿。但接下来，他提了两个条件。首先，他不愿倒插门，只能嫁过去。
兴发吁了口气，想：像个男人，有志气。但他马上想到阿娣，她肯不肯嫁过去？刚才让她招赘进来，她还哭呐！待到听方正说了第二个意思，他才醍醐灌顶似的：方正要的是阿要！
这不是什么都圆满了吗？兴发差点叫出声来。他原先从未想到阿要。总以为嫁女要有先后，早稻割了再割晚稻。如今，先嫁了阿要，以后再给阿娣找个招赘女婿不是更好吗？
末了，兴发又支支唔唔地说了一阵，方正才听清他的意思：今后别把抵债嫁女的真相告诉阿要。
可是阿要会答应吗？
果然，听了爹的话，阿要什么也没说。兴发小心地问：怎么，嫌他人不好？
摇头。
是家不好？穷，是不是？兴发想到自己欠债的事，不由感慨起来：穷可以富起来啊！富也会穷下去的。
阿要说：他太精明。那年算我家工钱还利盘利。
兴发笑了：那不是最好吗？不精明怎么过日子？我也精明哩！我借给人家也是利盘利。
随后又说了许多话来劝女儿，就是没说抵债的事。最后又搬出我祖父来：
太公说你嫁给他，是他尚你。
上？他上我？
对，尚就是上，就是娶皇帝的女儿，是高攀。你是金枝玉叶，《打金枝》你看过了吗？
什么上啊下的。是金枝还不是被人打？阿要抬起头说。爸你别说了，我嫁他就是了。谁让我家欠了他的工钿还不起？她说着眼圈都红了。他早已打过我主意，去年就说要我嫁他。我怎么会肯？他说总有一天要娶到我。
兴发瞪大眼。他觉得自己被耍弄了。我不嫁了！他狠狠地说。我不让他娶你，宁可卖田还他工钿！
这次是女儿劝他了。爸你一辈子为的啥？还不是为了田？田是种田人的命。就照你说的办吧，让我还他的债。太太公说得对，总是他“上”我，我就让他看看我可是金枝玉叶！
这门奇特的婚事就这么结成了。包括兴发，谁也想不到四个女儿中就阿要嫁得好。老大老二后来分别成了地主、富农。老三阿娣后来也终于没有招赘女婿，而是嫁给一个经商的。三姐妹以后都吃足了苦头。独独嫁给长工的阿要，成了村里的“第一夫人”。最后连兴发老两口也是靠了小女儿小女婿。
当然这都是以后的事。在刚嫁过去的时候，小两口很是不顺心。那时方正家什么财产都没有。倒是兴发见委屈了女儿，后来还是送了三亩地作为陪嫁也就是这3亩田使他以后几十年没吃苦头，三年后土改时他刚巧不够富农的杠子而评了个富裕中农。初嫁的阿要心里很不平衡，总觉得自己是下嫁，所以常摆架子耍脾气。在娘家她什么活儿都揽了，做媳妇后却啥都不干。那年开镰割稻，方正要她帮忙把稻桶抬到田里去。这也是一般农家的习惯，总是夫妻俩抬稻桶。但阿要却不肯帮忙。由着方正一个人扛在背上，她款款地跟在后面。当晚回家吃晚饭，方正说：
你在娘家做主人时啥事都做，嫁到这里却只做小姐！
你是让我给你做作头？
方正火了：我在你家干了十年，娶了你还想让我做长工？
你不是娶我，你是“上”我。
上？
阿要便把他父亲转说的我祖父的话又半生不熟地贩了一次。这可把方正激怒了：你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也不会把你抵债给我！
阿要脸色刷地白了，拔腿跑出屋去。天已傍黑。方正开头还气恼，后来便后悔了：订婚时他曾答应岳父，不能提抵债的事，现在气之下忘了这诺言。他硬着头皮来到兴发家。可阿要却根本没回娘家。方正更慌了，怕她想不开寻短见。兴发也着急。翁婿俩连夜分头寻找。找了半夜仍没见人。方正差点要哭，从屋里跑到村外，又从村外跑到地头。忽然他愣住了：如水的月光下，一个身影一会儿弯腰，一会儿直背，田里，稻子已割了一大片······
方正心里一热，真想喊出声来，但喉头塞住，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得默默地跟在后面一起割稻。田野里静悄悄，只听见两把镰刀有节奏的嚓嚓声。也不知过了多久，方正才鼓足勇气说了句：我还以为你回娘家了呢！
我才不回家呢！我也想透了。已经过来了，还有什么好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你随你。算我命不好吧？其实我早就知道抵债的事，我只是不愿让你说，让人说。我也不想让你“上”我，就算我“上”你吧！阿要说着眼泪汪汪的。也算我命好，嫁了这么个有本事的老公，耍计谋玩手段把我赚到手
方正一把扔了镰，抱住阿要说不是我耍手段不是我玩计谋也不是我打你的坏主意，是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又怕高攀不上你。就算我“上”你吧，不不，谁也不“上”谁，我们是夫妻了就是一个人了就再不说谁“上”谁的话了······
小两口从此就和好。阿要也恢复了做闺女时的刻苦耐劳的品质。两人都不再说那抵债的事。村里人虽然也知道，但大家都不提。直到二十多年后才从冷灰里爆出那个令阿要犯忌的旧话题。
做了十多年书记的方正尽管威信高，人缘好，但仍逃不了让人批判。主要是两条：说他听老婆话，“夫人执政”；再就是常常说落后话。这两条也不能说是冤枉。方正听阿要的话已是村人皆知，不但家里私事，连村里公事也常常听她的。有一次我们族中有人偷掘队里的竹笋，方正要处罚他，却被阿要挡住了。他是我娘家堂兄弟，你处罚我吧！保下来了。诸如此类的事不少，真有点“夫人干政”。但人们都说，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使方正在这么长的当政期间不曾做出什么过分的事多年后连方正自己也曾向我说过这一感受。
至于落后话，方正虽是书记，也确实没少讲。有一次我们小学生请支书来忆苦思甜。说着说着，他竟说当年的地主和长工也不能一概而论。做作头的有好有坏，主家也有好有坏。比如我，他说，老老实实做作头，规规矩矩做人，哪个主家不喜欢？
当时我听了很是奇怪，回家告诉祖母，祖母感叹道：
方正到底是方正，到底是兴发的女婿。
后来，对方正的批判却深入了，罪行多起来，而且算起旧账：说他当年放高利贷，利盘利的剥削那是指兴发欠他工钱的事；又说他一个长工作头，居然要主家的女儿做老婆，是丧失阶级立场。
那次批斗会我没去参加。是不能参加。那时我家正受到冲击，说是什么漏网地主。我只能耽在家里。当天晚上，阿要姐来到我家，进门就喊：
学叔公，我请你帮个忙。
我一愣，阿要姐要我帮忙？
帮我写张大字报！她气呼呼地说，接着便说了批判会上的事。
我也没去参加！什么批判，当它放屁！要是知道这么批他，我一定去陪着他，给他壮壮胆，也和那些人辩辩！阿要姐说得气急急的。学叔公你想想看，怎么把我们家的私事都端出来作为罪了？这两条算是屁罪？说方正放高利贷剥削，那么是剥削我爹了，长工剥削主家？既这样，还有什么第二条罪？我爹既然被剥削了，我嫁他他怎么是丧失什么立场？学叔公你帮我评评，写张大字报驳驳！
我从心里觉得她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说法无可挑剔。但叫我写大字报，怎么敢呢？
怎么，你写不了？你读书这么多，村里就数你文才好，你也写不了？
我便解释。首先是没必要写，写了反而不好，会让人说成是对抗运动，惹来更大的麻烦。同时我又强调，让我写更不好，因为我家正受冲击，写了对方正不利。
你有什么好怕的？说你家是漏网地主？我可没这么看。我才不管！
她说的是真的。当我家受冲击时，村里不少人还真有点避嫌我们，反倒是她这个支书的夫人丝毫没有另外看待，反而多次来安慰我们。这很使我们感动。也正是想到此，我更觉得为难。眼下她丈夫受委屈，她又求我帮忙，我却拒绝她。我心里真有点不忍。可这又是为她好啊！
阿要姐，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这大字报我不能写。我最后还是这么说。
尽管我觉得这件事我没有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不写那张大字报是完全正确的。方正没其他问题，接受批判态度又好，不久他就解放了。但我内心又觉得有点对不起阿要姐。尤其是后来听说阿要姐在我拒绝写那张大字报后回家在骂她的女儿：都怪你不会读书，老读“陈书”（指留级），为你爹申冤为我申冤都得去求人家，人家又不肯······为此我心里很是难过。
也许是我的敏感，这以后我发现阿要姐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不像以前那么亲热，当然见了面她仍叫我学叔公。我也仍很尊重她。直到后来为了报考大学的事，才使我和她的关系僵起来。
公社要我们大队推荐两个人报考工农兵大学生。一个是阿要姐的女儿雨飞，比我小一岁，却比我迟五年读中学，还没有毕业，因为她留级四年，所谓读了四年“陈书”。另一个竟然是我。那时我虽受到家庭影响，但也常常写写弄弄，搞搞创作，在当地算小有名气。但连我自己也知道，我只是“陪绑”，因为一个大队只能上一个，让我一起报上去，只是点缀一下表示公平竞争而已。雨飞文化再低，也是她的。可不料和前些年稍有不同，这一年还算注重文化水平，要考试。这一来倒使我增添了一些信心。但有人来劝我，要我自己放弃报考，说我反正是考不上的。来人的意图很清楚，是为了确保雨飞。我当然不肯放弃这一机会。哪怕考不上，我也要试试自己的水平，也算是显示一下我的价值。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考得很好，没有录取；雨飞因为实在考得太差，也上不了。据说上面为此很是争论过，最后干脆都不上。阿要姐认为是我坏了她女儿的事。这芥蒂便结了好多年，以至后来县里和地区多次来调我，都被大队卡住了。我知道这是方正的缘故，当然也是阿要姐的缘故，至少她没有为我说话。她要是帮我说好话，方正一定会听的。
幸而后来我终于被调到省里。我知道大队里也仍然卡过我，只不过那时大环境变了卡不住而已。尽管这样，在办好一切手续离村时，我还是去方正家告别。这次方正却很热情。到底做过这么多年干部，话说得很得体，一点也没提卡我的事，反倒说：阿要早就说过，你会读书，能中状元。现在没状元，你能到省里去，也是不容易啊！说得我心里很感动，对他以前卡住我的成见也消除了。接着他又和我说了好多话，大到全国的政治，小到村里的生产，也说到他做村干部的体会。就是在那一次他说到阿要姐对他的影响：
没有她，我这么多年的干部恐怕还要做得出格呢！
我问阿要姐在哪里。好一会儿她才从厨房里出来。脸色很难看，冷冷地说：学叔公啊！祝贺你了，可以吃皇粮了！我家没有这福分，我们只有挣工分的命嘛！
听了这话我心里凉了半截。以致后来每想起来就很难过。总觉得阿要姐不该这么待我，特别在这时候。但尽管这样，我仍常常想念她。所以几年后我从省城回家探亲，仍然特意去看她。这时大队已变成村了。方正的支书也退了。当我踏进她家的门时，我忽然又想起当年我离开时她的冷面孔，我竟有点犹豫该不该进去。
出乎意料的是，阿要姐这次是特别的热情。又是端茶又是递烟。六十多岁的人，仍然很健朗。她兴致勃勃地述说着她家这些年的变化，又关切地问了我的工资收入等等。最后她却说：
你啊！实在是太吃亏了！你要在这里，也能分到田，分到山。我家就分到二十来亩呐比当年我爹的田还多！可你却一分一厘都没有。唉！你别笑话我学叔公，那年我还眼红你上城去呐。现在想想，我真懊悔没让方正阻住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