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代已经在唐、宋书法史研究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在对探索7世纪至12世纪这么绵长时段书法风格陡变的内在理路上，则不能让我们满意。唐宋两朝书家都不同程度地取法魏晋六朝书迹，同时在师“传”的路径上隐秘地博取笔法，然两朝的总体风格却大异其趣。笔者虽然不属书法研究中的“历史背景”主义者，但由唐宋两朝书法图式所传导出的种种语言信息表明，书法经由唐至宋从尚“法”至尚“意”的转变过程——即唐宋两代书法图式风格的巨大变异，与两朝政权对文化的左右、引导有着极大关系。我们知道，无论在什么社会，政治权力总是能够成功地占有文化话语权。处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氛围中，知识分子面临的际遇和文化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在7世纪至12世纪的书法结构以及整体社会语言的巨大变迁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文化的流变。宋代书法从整体到个别的文化艺术价值上逊色于唐代的内在因素就是，体现在所有成功书家身上的儒家文化本色与平庸书家身上的禅学面具。因而，本文将试图从政治权力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儒、释文化对当时文人思想的异化，来探讨7世纪至12世纪中国书法的文化语境与内在转向。
一、英雄时代与艺术生命原则
魏晋六朝书法在言意之辨的学术思潮影响下，直接导致了在书法创作上追求自我、张扬艺术精神的基本审美立场。因此，这段书史以灵活多变、奇逸飞动、刚健婀娜的多样面貌奠定了书法史的基本创作语言和格局。在其后的书法批评体系中，魏晋六朝之后的书法创作标准几乎都以此际书法的文化语境作为权衡标准。这对于艺术史的发展，虽然有得有失，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此标准的观照下，书法发展至唐代才达到了从技法到庞大体系的完善与成熟。
魏晋六朝书法经历到短短三十多年的隋朝，书写气氛却相对冷却，或因如此，书写情调归于平和，楷书日渐齐整，草书趋于内敛。但是，在唐王朝走向政治、文化大开放的艺术背景下，书法领域短暂的平静被彻底打破了。
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翻开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光彩灿烂的一页，即由他发端，至武则天、唐玄宗的励精图治，缔造了一个繁荣富强的强大帝国。在牟宗三先生的笔下，是这样来精辟地描述唐王朝的文化结构的：中国在大唐盛世除与治世不相干的佛教及政治上的典章制度以外，精神是服从什么原则来运宰这一套制度，开一个大帝国，创造出这样一个高度的文明？唐朝所服从的是生命原则。大体比较地讲，汉朝是以经学治天下，即以经学统政治，以政治统经济，大体就是这个模型，但做到什么程度很难说，故这样，相对地说，汉朝是服从理性原则，唐朝则服从生命原则……英雄是表现生命，不是服从理性，生命是先天的。唐朝有此强度的生命，除唐太宗之英雄生命以外，唐朝的精彩在诗。两汉是文章，唐朝是诗，宋是词，元是曲。人们常说唐诗是学不来的，是靠天才的，如无那种天才与生命，就无那种才情。
由此看来，唐朝时，儒家没有精彩，佛教不相干，剩下两个“能表现大唐盛世，文物灿烂”的因素是英雄与诗，诗靠天才，也是生命……生命乃服从强度原则的，强度量是抛物线，可以从一无所有而发展到最高峰，由此最高峰又落下至一无所有。大唐生命发展到唐末五代即一无所有。中国历史在以前最差的是唐末五代，那时的知识分子廉耻丧尽，社会国家最乱。这就是服从强度生命原则的自然结果。所以人生的奋斗过程在生命以外一定要重视理性。当生命强度开始衰败，有理性则生命可以再延续下去，理性能使生命有体而不至于溃烂。1唐代文化的发展是万流竞注、互化补益的，而不是矛盾冲突的。唐代艺术家能学习古代的优秀传统，但不迷信传统，他们践行的是生命原则。唐朝的儒学很弱，但由唐朝政治制度所引入的整个社会思想界的致用行为则和儒学并行不悖。《贞观政要》是唐太宗统治的可靠记录，这是迄今仍然为人们所引用的代表卓越领导艺术的文献。在这个时代，专制的机制如此深入地渗透到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之中，作为政府唯一合法形式的皇权被视为理所当然，那些经过科考竞争并被配备到官僚系统当中的士大夫们，就成为践行儒家之道的承载者，这与孟子那种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理念相去甚远。不过，唐朝几位宰相在君主面前仍然显示了如此令人敬畏的形象，以至于他们能够继续唤起有关个人尊严和政治责任的孟子精神。对他们而言，“从道不从君”的儒家理念，是一种实践的德性，而不仅仅是一种想象的可能性：六朝以降，至于隋、唐，而士风一变。自科举途开，士人欲求进身，不得不出于科举一途，故真挚之诚逊于两汉，高尚之风又逊于六朝，然学风胜于后世者，则以唐人之于学术无所迷信。而后人之于学术，则介于迷信非迷信之间。惟其无所迷信，故既无尊崇君主之诚（唐人文网最疏，于宫闱之隐事，明著之诗文中以寓刺讥，如白居易、刘禹锡皆然，可以知唐人无尊君之心）。复无崇拜圣贤之念（唐人之著作，若《史通》诸书均斥孔子而信老庄，信佛典者犹不知凡几，不必尽托于儒）。士生其间，不为名教所囿，不为礼法所拘，一旦达而在上，则锐志功名，否则纵情佚乐。2折射在艺术上，唐代书家学而能变。隋代智永、唐代陆柬之极其迷信王羲之，尽管在书史上有着较大影响，但他们在书法艺术上总是不如李邕、褚遂良、张旭、孙过庭、颜真卿、怀素等人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后者在对待书法上既能师法古人，同时又能自我异化，把临摹过程的中性状态转变为实践自己生命激情的快感。在笔者看来，真正的艺术作品根本不传达超越创作者自身的意义，艺术作品就是艺术家本身。
唐代确立的以书取士制度，实际上为书法家的艺术身份奠定了广泛的群众性基础。唐代书家群体正因有与政体不可剥离的一面，所以，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就深含法度森严之特点。美国学者包弼德同样指出：“与颜之推一样，唐朝的朝廷学者将写作既看作政治行为——它直接影响政治的质量，也是一个个人的事业——它证明作者的成就，呼应时代，并且建立一个公共的形象。”3唐代诗人的社会身份非常显赫，他们对书家及其作品的大量歌诗，使当时广为传播的书法作品在普遍的接受过程中衍变为难得的艺术品。由于唐代庞大的官吏、僧侣、寺院等都要树碑，唐代楷书家们就忙得不亦乐乎，我们读杜甫的《八哀诗》就知道李邕有多富有。这说明，唐代书法家拥有着相当庞大的接受群。在极为自由、开放的艺术环境中，他们完全有信心，也有激情去实践他们的艺术生命人格，即使一个具有普通读书人身份的书法家，也完全可以受到别人的尊重。艺术和学术的高度自由，使唐王朝真正迎来了一个群星璀璨的书法时代。
按牟宗三先生论述，不只诗靠的是天才，书法、音乐、歌舞依然。在这几个艺术领域中，书法在唐朝才达到了真正的高峰。
书法至唐，体法才达到了真正的完备。无论是欧、虞、褚、颜、柳，还是张旭、孙过庭、怀素等，他们的书法都是取法魏晋书迹而独出。唐代楷书规范化了六朝楷书结体，消解了大量侧锋用笔，于规范化的平稳华饰中，隐现着高度的险峻情怀。在康有为及当代的一些批评家眼光中，唐楷似俗，这是时代所造成的审美眼光的转化。宗白华认为唐人所述书法中的“法”，是研究中国古代美感和美学思想的极好资料。他甚至认为从欧阳询的“楷书结构三十六法”中能窥探中国美学思想里的一些基本范畴。在唐楷极尽法度、庄严博大的严整体系中，既没有信笔为体的迹痕，又没有僵化陈规，发展六朝之迹，自成体系，何俗之有？唐楷所屏立的高度和难度已然超越了魏晋六朝之迹，在两者中，是青睐前者还是选择后者，那是取舍标准的问题，于史莫怨。
在政治领域，由唐太宗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明智、心胸开阔的大政治家所代表的政府风范，属于异化儒家特征、导入生命意志的集权政府。反映在书法上，那就是气象上的至大至正。熊十力总结儒家的两大优点时指出：一是大中至正，上之极广大高明，而不溺于空无；下之极切实有用，而不流于功力。二是富于容纳性，他底眼光透得远大，思想放得开阔，立极以不易为则，应用主顺变精义。规模极宏，方面尽多，善于采纳异派底长处，而不专固、不倾轧。他对于道家法家等等，都有相当的摄受，这也是不可及处。4在政治极权的古代体制中，这两点正好可以检测到实践“儒”家经世学术愿望的成功例证。唐朝设有弘文馆（昭文馆）、史馆，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设集贤院，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设学士院，为文人政治格局的形成搭建了基础性的构架。以书取士的制度的实行，从某种意义上规范了汉字的书写结构。唐代书法在魏晋六朝的基础上，紧收中宫，于字体角度上减小斜度，趋于方正之形，让开张之气弥于体外，这种美学预设与儒文化的人格道德自建有不谋而合之处。事实上，这种技术性倾向本身加大了书法的创作难度；另外，坚守中锋用笔，转折处简化搭锋，使草书的书写速度更快，这样草书就彻底解去了实用性之外衣，驶入了纯粹艺术的自由王国。在唐代书法家的创作路向中，尽管创作难度加大了，但他们的技术水平却以正比例不断上升，生命艺术的负荷一旦加载到了极限，他们同样也能以爆发式的激情创造出极限式的书法经典。
二、傲岸的自赎：从学术到艺术
唐代文人士大夫参与政治但却能够彰显自己独立的人格价值，在大书家中，像虞世南、褚遂良、李邕、颜真卿、李白、贺知章等，他们都有着正直且不屈从于权贵的傲岸品格。唐帝国所开创的社会文明带给艺术家的文本视野是自由开放的，他们可以从历史、社会的各个向度为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汲取营养。在虞世南的眼里：“文字，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也。”5在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中，使用文字既是严谨的，同时也是谨慎的。包弼德在论及初唐朝廷的学术动态时讲道：朝廷学者认为，先王创造了文，为那种依据自然秩序的条理而建立的统一政体树立了典范，而且他们由此得出结论，那些作文之士应该在形式和功能上与儒家经典有共同的目的。假如学者们安于这种“处上而下”的观点，他们就只会说作者应该为更大的道德——政治目的服务。但是，他们走得更远，将纯文学的写作看做一个历史传统而承认其正当，这个传统被他们追溯到六经（《诗经》和《尚书》）以及屈原（前322年～前295）和楚辞的作者。在这个传统中，文章表达了个人对特定环境的情绪反应（情），并由此显现他的禀赋和内在个性（性）。6唐代的书法也属权力文化中的一部分，虞世南、褚遂良都相继陪唐太宗谈论书法。每一时期的书法风格，从某种价值观上都体现着当时大文化的美学背景。中国书法的精神，就是体道的精神，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境界，当然也是道创造万物的境界。唐代由于各种异族文化的进入而不可拒绝地融入了域外文化习俗，这一方面丰富了汉族传统文明单一形态，另一方面又解构了唐代承接两汉制度文明的严格戒律，出现了相当宽松的礼仪制度。唐君毅先生讲道：“汉代儒学之用，表现于政治，而宋明儒学之最大价值，则见于教化。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充沛外凸之精神，归于平顺而敛抑。”7其实，中国书法的发展也同同期传统学术的流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唐末政治的衰微，生活于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没有了思想依靠，因而导致了禅学的疯狂兴起，禅学是否对艺术有用，下文另述，但禅学对宋明理学影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思想家能成为书法家；反之，也没有一个书法家能成为一个思想家。在唐宋两代书家中，好多在创作上极有成就的人却疏于著述，即便有，也是零碎的。他们是疏懒还是和当时的艺术主张有关？按说他们都是文人，甚至如欧阳询、李邕、苏轼、黄庭坚等都是大文人，诗文可以大量创作，但如张怀瓘那样成体系的书法著述却没有。是述而不作，或者他们从事书法创作只是求得形而上的精神慰藉呢？也许，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宋太祖作为开国君主，他鄙薄词臣与文章，至太宗、真宗、仁宗朝，他们因以好文而大力崇奖儒学，优遇馆职、词臣。以欧阳修为首的“嘉佑社名士”与以苏轼主盟的“元佑社名士”两大文人集团，构成北宋中叶的文学繁荣景象。宋代文学与书法的气氛，从社会广泛推崇的程度上与唐代比较而言，宋代的书法已弱化了很多。即使到了徽宗时代，他自己虽然书画双绝，但从普遍的社会消遣与接受层面上来考察，文学和画属于主流，书法已退居其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