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有一家和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齐名的对冲基金，叫做“长线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简称LTCM）”。
LTCM的创始人是被称为能点石成金的华尔街债券之父约翰·麦利威泽，合伙人中包括·罗伯特·莫顿和马龙·斯科尔斯，这两人被称为现代金融学之父，其中莫顿是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高足，在萨缪尔森给莫顿的《金融学》一书的序言中，他称赞这位弟子是现代金融理论界的“牛顿”。合伙人中还包括前财政部副部长及联储副主席大卫·穆林斯。这个精英团队内荟萃职业巨星、公关明星、学术大师，真可谓梦幻组合。连巴菲特也承认，这是一群智商极高的人。
经济学也认为股价的波动是随机漫步，他们认为，对一只股票而言，看多和看空的人是完全随机的，如果股票受看多的人“撞击”就会上涨，反之就会下跌。而所有目前的消息都已经被有头脑的人反映在股价之中了，对于那些没有头脑的人来说，看多和看空的概率差不多，于是就互相抵消了。这便是“有效市场假设”。依据这套理论，他们组建了这个基金，并设计了复杂的模型来交易。
LTCM自从1994年成立开始运气一直不错，连续四年获利丰厚，于是这两位经济学家顺理成章地在1997年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的运气到1998年就到头了。他们失败的原因说简单也很简单，主要是模型不全面，没办法将所有情况都考虑到。而这一没被考虑到的小概率事件却真的发生了，1998年俄罗斯卢布暴跌。
屋漏偏逢连夜雨，金融危机有互相传染的倾向，LTCM公司在各处的投资（投机）都遭遇了失败，模型中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竟然都相继发生了。这时候的LTCM能做的只是坐以待毙，因为它使用的杠杆比例实在是太高，原本这给自己带来了巨额利润，现在却死死地掐住了自己的脖子。短短几个月，就损失了43亿美元，LTCM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LTCM是在1998年遭遇失败的，这几位金融学家是1997年拿到诺贝尔奖的，如果早一年失败的话，估计他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不可能拿到手的。而此后这些人的声望一落千丈，那些大银行都纷纷开始重新思考这套理论的有效性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也靠不住，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是奖给那些经济学天才的，但天才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2009年10月12日，法新社、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国外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消息，本年度诺贝尔奖的所有悬念都已解开。
法新社题为《美国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现首位女性获奖者》的报道援引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评价：“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森的研究成果表明，经济分析可以为大多数类型的社会组织提供指导。”路透社题为《一个诺贝尔奖的第一诞生：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出现》也援引了评审委员会的评论：“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巨大的研究贡献已经将经济管理研究从边缘推向了科学研究的前沿。”
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正如科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初具规模，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制度，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在两位美国科学家喜获殊荣之时，却也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路透专栏撰稿人克里斯多佛·斯万发表文章表示，经济学奖是诺贝尔奖项中的最大败笔。他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常常会颁给一些无用、错误甚至危险的学说。过去20年中，经济学家没能预测准美国任何一次重大的经济转折，授予诺贝尔奖甚至等于是认可了一些事实上可能非常有害的经济理论。他还举例说明，有的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理论恰恰是导致数次市场崩溃的元凶之一。
有人说，改革开放的30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检验。一场金融危机，更是验证了中国式监管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而危机之后的救经济举措，更确认了中国经济模式对全球经济的典范性。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能拿诺奖了？
本应该获得奖赏和荣誉的中国经济学家却一次次和诺贝尔经济奖失交、近乎绝缘，而获诺贝尔经济奖的理论却一次次把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看来诺奖也靠不住。过度迷信一种事物，往往是滋生危机的前兆，连诺奖也不例外。越是权威，就越容易使人盲信，其谎言所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爱因斯坦说“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随着实践的发展，往往认为正确的东西很可能就会被新的认识取代。
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主要成就：
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卡尼曼成功地把心理学分析法与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史密斯则开创了一系列实验法，为通过实验室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
200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他们分别用“随着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共同趋势”两种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数列，从而给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2004年，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和商业周期的影响因素。
2005年，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和美国人托马斯谢林。这两位经济学家通过博弈理论分析增加了世人对合作与冲突的理解。他们的理论目前被广泛应用在解释社会中不同性质的冲突、贸易纠纷、价格之争以及寻求长期合作的模式等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2006年，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费尔普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费尔普斯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他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7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他们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机制设计理论”最早由赫维奇提出，马斯金和迈尔森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经济学家、各国政府和企业识别在哪些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哪些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效。
2008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整合了此前经济学界在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推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动因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他的新理论能够帮助解释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驱动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