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村子，穷富差别很大。农民们还有很多住茅草屋，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然而眨眼工夫，我们的村子就像染上了瘟疫一样，流感病人一个个死去。一天之中，就会有东边死了一个人，西边又死了一个人的凄凉景象。这凄凉景象，使村里人心慌慌，惊恐不安。我与弟弟躲在房间里，既不敢到姐姐屋里去，也不敢到村里去乱跑。每晚听到鬼哭狼嚎般的叫声，我就知道叉死一个流感病人了。这时候，我叉恐惧又紧张。那一晚，随着母亲的一声尖叫，我的心就颤抖了。但我顾不得传染，从屋里跑出来了。这时，小蚕花姑娘已经没有了呼吸。她僵硬硬地躺在床上，母亲在她身上蒙盖着一块白布。我抱着小蚕花姑娘的头，哭起来。父亲说：“走开，你不想活了？”父亲把我拉开，并且给我蒙上一个大口罩。
第二天一早，父亲差人来家里打棺材。那些木板，本来是父亲留着他和母亲打棺材用的；但紧急之下，就先给女儿用了。那是最好的樟子松木板，是父亲从山上砍伐来的。那些日子，打棺材的木工趁着流感死人多，一下就把工钱上涨了。父亲想讨个吉利，没还价。棺材打完后，来不及油漆，小蚕花姑娘就下葬了。
我们在下葬回来的那天晚上，都巴望大蚕花姑娘能够好起来。母亲喃喃地为她祈祷，希望她能够挺住。然而就在这天凌晨，窗外下着大雨，雷声轰隆隆地响个不停。大蚕花姑娘忽然啊哟一声，断了气。我们听到这声音，都还以为大蚕花姑娘好起来了呢！母亲三脚两步赶到她床头，摇着她的身子喊：“长玲，长玲你怎么样了啊！”母亲不见她回音这才知道她已经死了。母亲哇的一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我就这一对宝贝女儿。这讨厌的流感，这瘟疫啊，把我两个女儿都夺走了。”
家里打棺材的人刚走，又来了。大蚕花姑娘的棺材，与她妹妹的一模一样。她也是来不及等棺木油漆，就下葬了。父母把双胞胎姐姐葬在一起，两个活蹦乱跳的女儿，瞬间就在地府里会合了。母亲不停地哭泣。她的哭声在山谷回荡，有如乌鸦的哀鸣。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两个如花般的姐姐没有了，再也听不见她佃银铃般的笑声了，我感到生命的脆弱与恐惧。
双胞胎姐姐走后，父亲给屋子消了毒，那个西厢房就给了我。我保留着姐姐们的一切东西。睹物思人，好几个夜晚我都从梦里的哭泣中醒来。家里最伤心的，自然是母亲了。她整天以泪洗面，但奇怪的是流感对她并没有威胁。自从父亲给她刮痧后，她没再发烧，连咳嗽、鼻涕都没有了。我们都为母亲对流感有奇迹般的抵抗力而欣慰。那阵子，村里每天都在死人。那些住茅草屋的穷苦人家，买不起棺材，只能用草席裹着亲人的尸体埋葬了。我们埋葬大蚕花姑娘后，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丁家正在山坡上挖一个坑；把裹着草席的小儿子埋进坑里。看着小小的尸体和潦草的葬礼，我很难受，忍不住眼泪又刷刷地落下来。
这场流感从夏天，一直延续到第二年春天。两个姐姐去世后，我们家冷冷清清，少了许多欢乐。父亲的酒，越喝越凶了。母亲大半年的脸色，都是青黄的。在那一个连着一个的长夜里，我没再听见父母制造的风声了。家里的沉寂，有一种令人难受的压抑。
那个冬天不太冷，雪很小，老鼠格外多。由于流感成为灾难，灭鼠的事就被搁下。我在田头、阴沟与河边，经常看到硕大的老鼠，不慌不忙地跑来跑去。它们其实很可爱，翘着大尾巴，小耳朵旁长着一撮黑色的长毛。有的灵巧，有的笨拙；那些吃得圆鼓鼓肚子，跑不动步的就被我逮住了。老鼠肉很鲜，将它们的皮剥去后，无论红烧，还是抹些盐在火中烤着吃，都是一道佳肴。
父亲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在报上看到了这次流感的起源。原来这次流感也像世界大战一样，是全球性的。它最早来自堪萨斯军营，很快席卷美国；并于几周内传到欧洲，随后传到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中国等国家。数以亿计人的生命，被流感轻而易举地夺去了生命。
父亲看得目瞪口呆。他想起自己的一对女儿，眼泪竟止不住地流下来。
我看见父亲落泪，心里酸酸的，眼泪也止不住掉下来。我知道大蚕花姑娘，已经说好了重兆材的婆家。那个英俊的小伙子，来过我们家几次。大蚕花姑娘非常喜欢。每次母亲提起那个小伙子，她的眼睛就会放出光芒来。
我与父亲止住眼泪后，父亲振了振精神说：“走，咱们到重兆村看你姑姑去。”我姑姑比我父亲小两岁。她不像我母亲那么任性不绑小脚，她的“三寸金莲”，常常让她在人前引以为傲。姑姑很瞧不起我母亲，说我母亲的大脚，是没教养家里出来的女人。母亲那天知道后，当即跑去责问姑姑；姑嫂就吵起来了。这一吵，后来成了老死不相往来。
许多年，父亲总是背着母亲到姑姑家去。父亲对他妹妹，有些歉疚。
姑姑十八岁那年，嫁给了重兆村有钱人家的儿子林峰，但日子过得并不快乐。因为生了一个女儿后，再生不出孩子。婆婆觉得断了林家的香火，对她非常刻薄。姑姑受婆婆的虐待，心里生气却不敢对姑父说。婆婆中风死后，姑姑原以为可以过上不受虐待的日子了。但姑父却在镇上娶小妾回来了，还生一个儿子。姑姑的日子更加一日不如一日了。
我们到达姑姑家时，姑姑正在抹眼泪。我知道一定是小妾冷言冷语地讥讽她了。小妾年轻漂亮，生了儿子后，不把她这个正室夫人放在眼里。有时还尖刻地道：“小脚夫人，走快一些。”让她心里憋着口窝囊气，很不舒服。姑父通常十天半月，也不去姑姑房里。何况姑姑是个非常有欲念的女人，并不甘心年轻轻就受活寡。她列我父亲道：“我如何才能把那个妖精赶跑呢？你是我哥，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呀！”我父亲很无奈地说：“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要学会随遇而安。”姑姑哀哀地说：“娘家人不帮我，我无依无靠；他们就更加欺负我了。”姑姑说着呜呜地哭起来，我父亲苦涩地说：“你让我怎么帮你？你是林家的人，我不好说话。”我知道父亲是真的帮不上姑姑的忙。
父亲想等姑父回来与他谈谈，然而我们等了很久也不见姑父的踪影。父亲知道姑父的秉性，一定又去嫖妓丁。我们从姑姑家出来，半路上那个英俊的小伙子，朝我们飞奔而来。我们停住脚步时，他已经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们面前了。听他的口气，他并不知道大蚕花姑娘已经不在人世。他手里拿着送给大蚕花姑娘的礼物：一只银色的漂亮蝴蝶型发夹。
父亲支支吾吾地与他聊天，不想把伤心的事儿告诉他。他的笑容是那么阳光，仿佛沉浸在甜蜜的梦幻中。我们离开重兆村时，他把一只漂亮的蝴蝶型发夹，让我转交给大蚕花姑娘。我噢噢地应着，把发夹小心翼翼地藏进长衫口袋里。许多年后，我把这发夹送给了我的第一任妻子陈婉玉。陈婉玉死后，我给了第二任妻子章丹凤。章丹风剪短发后，我给了大媳妇章珍妮。章珍妮痴呆去世后，我就把这发夹给了我那可怜的重孙女青草了。
走出重兆村往左拐，再走上半个来小时就到镇上了。父亲想到镇上买水烟。他的烟瘾，越来越重了。尽管流感刚过，但镇上依然像个小集市，熙熙攘攘。我们走过一个商铺，叉一个商铺。忽然一辆马车，从我们身旁经过。那个坐在马车上穿西服、戴黑色呢帽的男人，正是我姑父。我与父亲远远地望着他在春来妓院停下，里面的鸨母笑呵呵地出来迎接，姑父很快走进了妓院。
春来妓院的生意，就像春天满山遍野的映山红那样盛。那些终年看不见女人的北洋军人，为图一时快活，把大把的银两都撒到妓女身上。而那些来做生意的徽商，看上妓院的生财之道，就从安徽带来他们的女人，将年纪轻轻的贫家女卖进了妓院。妓院，因此就有了会唱黄梅戏的女子。我与父亲走进一家小酒馆，临窗口的那一桌，就是妓女陪着嫖客来取乐儿的。那个嫖客长得五大三粗，像个野蛮人。脸上满是赘肉，眼睛细成一条缝，嘴里不停地喊：“小妞儿过来，小妞儿过来。”
三个女孩年纪都不大，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们都颇有姿色，两个长得差不多高矮的是安徽女子。，一个年龄看上去最小的，瘦瘦的是本地女子。安徽女子喝起洒来，发出放纵的笑卢，唱起黄梅戏来，也是有板有眼的。而本地女子，怯怯地坐在一旁，目光低垂；喝起酒来只是咪一小口，不说话，脸上透露出无限的幽怨和凄楚。她怎能经得起这五大三粗男人的糟蹋和蹂躏呢？我忽然对这女孩，有了怜惜和心疼的感觉。
世界大战和全球性流感过去之后，我们的日子仿佛太平了不少。
那年春天，母亲彻底从双胞胎姐姐去世的阴影里走出来了。她的脸上又有了笑容，肤色也像从前那么红润了。虽然养蚕少了两个好帮手女儿，但我和弟弟一放学就帮母亲采桑叶。我特别喜欢桑树林，尤其喜欢爬到桑树上去吃桑果儿。桑果儿长到紫里透红的时候，是蜜甜蜜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