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绵追思白方礼
转眼间，一个以延安精神感动天下无数人的老人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他就是既普普通通又光彩照人的伟大的三轮车夫白方礼。退休后，他蹬三轮车几乎是绕地球15圈儿，用劳动换来30万元的收入，全部捐给贫困生。他患病时，探视者络绎不绝；仙逝后，上万人洒泪相送。对他的音容笑貌，人们永远难忘。
从来不会夸夸其谈的白方礼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活着。如今，在社会转型期间，既有英雄辈出，也有小丑跳梁；假冒伪劣为千夫所指，贪官污吏招万民痛恨，而白方礼的高风亮节，对这些人是一种道德上强有力的拷问。那些巨蠹、硕鼠，在地位、权势、学历、口才、气派、财富、享受上，比起土得掉渣的白方礼，要“高贵”、“高雅”、“高消费”得无可计数。然而，白方礼一生活得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君子坦荡荡，有些人却活得鼠窃狗偷、心地龌龊、小人常戚戚。白方礼死了，仍然活着；有些人活着，却已死了。
白方礼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也是对我国青少年如何茁壮成长的一个人生指南。如今，面对各种挑战，有些青少年几经挫折便溃败不堪，甚至轻易走上不归路，以致自杀竟成为青少年中死亡的第一原因。白方礼常年蹬车，途中烈日如火，寒风似刀。对他的义举既有啧啧赞美，也有冷言冷语，说他蹬车捐钱是“图出名”，是“神经病”，是“五分钟热度”。白方礼对此冷言冷语不为所动，他倔强不屈，迎难而上。他入校助学，经常是连姓名都不留，又何谈图名？他支教成效自然不如动辄出手上亿的比尔.盖茨。但他拿出的是钱包里的99%！他自幼文盲，对失学儿童有切肤之痛，热情支教痴迷如武训。但比之武训他又有自己的个性：不伸手、不自虐、凭劳动。他一旦立志，便表现出矢志不渝的理性、顽强和尊严，这对于青少年的立志、成才、报国，不正是一个极有感染力的示范吗？
白方礼的火热心肠和艰苦卓绝，更是对纠正教育不公平的一声疾呼。有资料显示，全国失学儿童尚有两千多万，他们有的在家放猪、放羊，有的被非法雇用做童工，有的被强迫卖艺、贩黄。普及义务教育是中央重大决策。白方礼支教展示出普通百姓深藏的美德，更凸显出弱势群众对普及教育的渴盼。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需各级政府和各个学校紧跟中央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部署，在兴教这一神圣任务上，关注贫弱，加大力度，杜绝任何冷贫媚富、乱收费之类的荒腔走板。这一伟大任务虽非一蹴而就，但总比一个耄耋老人蹬车绕地球15圈儿要容易一些吧？
回忆沙惟和穆青
岁月不饶人。两位曾一度朝夕相处的老同志——沙惟和穆青，先后走了。回忆他们那执著艺术、关切人生的火热性格，依然历历在目。
我是在上半个世纪的两头儿接触他俩的。1949年10月，我所在的青年文工团，经上级告知有件大喜事：从大连调来一位“年轻的老革命”给你们当团长。这位早年在新四军战火中锻炼过的“年轻老革命”沙惟，那时才27岁，其风度既质朴又潇洒。原先，文工团初期，穆青是副团长，我继李健同志任指导员，率领二十多位当初在学校参与过文艺活动的地下“民青”和积极分子，1949年初组团后排演了《黄河大合唱》《淮海战役组曲》和一些活报剧、小歌剧，成为一支紧密配合形势、积极服务基层的“文艺轻骑军”。沙惟来后，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演一些小节目的同时，他导演了揭露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话剧《小雪花》和揭露地主罪恶的歌剧《赤叶河》，排练中还组织学习《角色的诞生》《演员自我修养》。沙惟给大家讲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也讲一点梅兰芳的手、眼、身、法、步。大家虽是似懂非懂，却也知道了一点“内心体验”和“外部造型”。在排演中沙导十分认真，一遍不行再抠一遍，只说得口干舌燥，其间还请了《赤叶河》剧本作者、作家阮章竞来团说戏，大家都努力钻角色。当时我19岁，因剧情需要剃去黑发饰放羊人老宋，猫腰拄棍儿作龙钟状，上台后连家里人都不认得我了。穆青同志在解放前南开大学地下党员时，就组织红色剧团演出过许多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的戏剧，他在《赤叶河》中饰地主，演得入骨三分。
为了丰富大家的生活实感，沙惟和穆青经常带领全团下基层。天津港码头、被服厂、恒大烟草厂、天津电车公司，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11月，全团四十多人到土改重点王庆坨乡体验生活。路过杨柳青时，天津专员、后来出事的张子善给我们作了地区形势报告，在那里还观摩了专区文工团演出的歌剧《赤叶河》，该团女主角燕燕的扮演者就是后来出事的地委书记刘青山之妻。在王庆坨串门入户，知道了许多农村土改中的人和事，我们还帮助地方逮捕了一个反动的一贯道坛主。不过也出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故，小团员们围在一起给驳壳枪退子弹，不小心枪支走火，啪的一声，子弹从人缝中射向屋顶，那支驳壳枪恰恰是从我手里借去玩的，责任在身，我很是后怕。团长沙惟严肃地说：“以后沾了枪要绝对小心，出事就是大事。”不过他原谅我“初犯”，没再追究。沙惟轻易不板脸，日常生活中幽默居多。当时他的级别和工资比我们高许多，晚上经常叫上穆青和我，一起去劝业场附近恩义成饭馆吃消夜，一屉烧麦、三碗羊汤，饭间和我们谈些新四军的战斗故事，同时也算开一个团部三人小会儿。沙惟和穆青都好开玩笑，一口一个称我“肖政指”如何。直到后来我运交华盖，下农场啃窝头时，还常常想起那烧麦一咬一兜油、那羊汤的鲜美，更想起那时心无芥蒂、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
1950年7月，青年文工团奉命撤销，沙惟和几位同志调往群众剧社，穆青在团市委主持群众文化工作后调广东、河北，我调失业工人救委会，各奔东西，暌违多年。
前些年在市咨询委见过当秘书长的穆青，此前他在渤海石油公司和塘沽区领导岗位上做过许多重要工作。他待人热情厚道，工作认真，急人之难，人缘儿颇好。在咨询委组织委员们对天津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好建议。他去世后，在告别会上有些同志痛心得放声大哭。沙惟后来则成为日益知名的大导演。我和他再见面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干部俱乐部一个艺术讨论会上，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思维和发言不减当年！”不久青年文工团的故旧又欢聚了一次，只可惜，主持这次欢聚的穆青同志，和大家约定再聚一次，后竟因病不治，先沙惟同志而去。沙惟也是患癌症好多年，但始终是生气勃勃，毫无惧色。他思维敏捷、古道热肠，对所知所闻的民间疾苦和天下大事，无不关心备至。小至于市容脏乱、居民封阳台、某居民无辜受欺等问题，大至于官员腐败、风气低俗、老美霸权等问题，和我说起这些来常常是义愤填膺。他说：“你能写，报社又通天，把我这些意见反映给社会，反映给上边。”这些，使我强烈感受到他那心系天下的滚烫心肠。人是不可能永生的，但无论是沙惟同志还是穆青同志，他们那种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情怀，将永远留存人们心中。
老专家智雪“蠹蛾冤”
中国农业大学老教授金瑞华，作为一个昆虫学专家，忙了一辈子植保研究和教学工作，退休后仍经常接受海关的委托，对截获的可疑害虫进行鉴定和确认。2004年4月，他们接受农业部一项重任：参与制定我国“苹果蠹蛾非疫区建设规划”。当他们和我谈到这个小小的苹果蠹蛾时，还涉及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涉外”故事——
京戏里有个“窦娥冤”，我国对外贸易中有个“蠹蛾冤”，而且一冤就是四十多年！一种最早发现于欧亚大陆中南部、身长不足一厘米的灰色小飞蛾——苹果蠹蛾，随同它喜食的苹果，把祸害传遍了世界六大洲的部分苹果产地。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的国际机构——英联邦农业局国际昆虫学研究所，在1951年、1976年和1989年三次绘制和公布的苹果蠹蛾世界分布地图上，一再误将我国东部也划入其内。苹果蠹蛾的幼虫专门蛀食苹果、梨、桃等许多水果，会造成大量虫果、落果，而且极难防治，是果树生产的毁灭性害虫。因此，许多国家把它列为检疫性危险害虫，并据英国绘制的该虫世界分布图制定了有关检疫法规。这样就形成了一把双刃剑：我国东部自1951年被误划为该虫疫区后，严重影响了我国苹果、梨等水果的出口创汇；同时一些确有该虫的国家，也据此要求我国放宽水果进口检疫，这又构成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威胁。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多次据实要求有关国际机构修正这一莫须有的错误，但对方把头一摇：“要修正吗？拿出新的科学依据来！”原来，祸根是出在1938年胡经甫著的《中国昆虫名录》中提到，1925年一个叫阿.卡拉加的罗马尼亚学者曾报道，在北京采到过一只苹果蠹蛾成虫。但该报道既无采集记录，也无标本，是本地发生还是来自外国？没头没脑！
然而，要想推翻这一既定结论，谈何容易？科学上的争论不是喊破喉咙的口水战，而必须拿出颠扑不破的科学依据。面对这一挑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农业部的支持下，由北京农业大学、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和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牵头，联合全国15个单位68名科技人员组成“全国苹果蠹蛾研究协作组”，决心以艰苦深入的科学调查纠正这一奇冤，协作组主持人的重任，就落在昆虫学专家金瑞华的肩上。他们埋头查阅了浩如烟海的文献，继之在北京、山东、河北、河南、辽宁、新疆、甘肃……等10省市360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地域内，进行了长期、大量、锲而不舍的调查研究。在对我国东部的两万多株果树和220多万个剖果进行的检测中，除发现了桃小食心虫、梨小食心虫等蛀果外，未发现一只苹果蠹蛾蛀果及其成虫或幼虫。这些调查来不得丝毫虚伪，同时也十分辛苦。每年4-9月，这些科技人员如同蹲堵捉贼的警察一样，到几十公里以外的果园捉蛾子、抓“元凶”，风沙大、日照强，一天累得喉咙疼、流鼻血，家中有急事也雷打不动，唯恐影响了调查的连续性。六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终于得出了无可辩驳的结论：我国东部绝非苹果蠹蛾疫区！
言至此，我向金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么辽阔的土地上进行调查，怎么能避免百密一疏呢，万里不还有个一吗？金教授笑着说：这一点确是要害。当我们根据调查数据，促使国际机构来人商讨该虫分布图的修订问题时，当初提出我国东部为疫区的英联邦农业局国际昆虫学研究所就质疑：你们的检测点就是1000个10000个，怎么就能证明第1001或10001个点没有该虫呢？对此，我们协作组早就预见到了，科学要求的就是严肃、严格、严谨，用现在的话就叫“求真务实”。我们依据对该虫地理分布规律的多年探索和大量科学实验，发现并证实了在该虫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过多、过大、过长的降雨过程是限制其分布于我国东部和东亚的关键因素。据此，我们首次提出了决定该虫世界地理分布的“二成因（ 人为成因、自然成因 ）、三要素（ 温度、降雨、寄主 ）、四屏障（ 地理屏障、气候屏障、生物屏障、人为屏障 ）”的新理论，并以此为基础预测了该虫的世界分布。金教授高兴地说：由于上述大量可靠的调查数据和严谨求实的科学依据，这一调研成果和我国的合理要求，最终被国际机构核实，证明可靠可信。到1995年6月，值得中国人自豪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国际机构依据我国的研究成果，修订并重新公布了苹果蠹蛾世界分布图，英国有关机构也承认了错误，全部删去了我国东部及东亚分布区。至此我国蒙受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国际科技奇冤终于昭雪了。我国植检部门和外贸部门，有效地利用这一成果，既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水果的出口创汇，提高了经济效益，也有力地抵制了某些国家要求我国放宽进口检疫的压力，保护了我国的生态环境。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金教授领导的这一调查既报喜也报忧。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在我国西部新疆库尔勒一带一如原先的估计，诱到苹果蠹蛾5812只，并首次发现该虫已从新疆扩大分布到甘肃省的酒泉、敦煌、玉门和安西，为国内检疫提供了重要疫情警告。同时，他们还完成了一个苹果蠹蛾及其近似种成虫及幼虫的彩色图解检索表，列入苹果蠹蛾及其近似种成虫19种和幼虫8种，并输入微机系统，供植检部门擦亮眼睛。由于其以图为主、易学易用，首都和乌鲁木齐等许多机场植检部门，均据此在国际旅客携带物中准确发现并截获了危险害虫，将其拒于国门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