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舅舅谢国桢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热烈赞成戴学忱涉足诗词吟诵这块传承中华文化的圣地。老先生一边帮她回忆外婆的唱法，一边进行诗词意境和吟诵形式的讲解，又介绍她先后登门求教了夏承焘、陆宗达、查阜西等名家，使她在诗词、古汉语以及吟诵技巧的钻研中，逐渐领悟了《毛诗序》所说的：“诗者，志之所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正是在这种语言精粹与声音节律的交融中，才产生了浑朴典雅而魅力无穷的吟诵艺术；戴学忱开始坠入诗词吟诵的“爱河”。她在林阴道上轻吟，在小楼平台上慢诵；她的灵魂忽而化为举杯邀明月的李白，忽而进入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她为他们慷慨悲歌，为他们低吟浅唱。她学古而不泥古，运用自己得天独厚和训练有素的歌喉，赋予吟诵以风情万种的音乐美，使由于行腔单调而不能适应现代人审美情趣的吟诵，进入一个多姿多彩的新境界。一次，她用自己圆润浑厚的歌喉，将李清照的《一剪梅》中那饱经相思之苦的迷离怅惘，表达得淋漓尽致，曲终，座无虚席的大厅里人们在诗的意境里唏嘘不已，久久才回过神来，继之爆发了一场热烈的掌声。
难得最是知音泪
1987年1月27日晚戴学忱接到中国对外友协的电话，说日本“岳枫社吟诵团”又来华访问，请她跟着对外友协会长林林和著名画家董寿昌出席作陪。日本朋友大都是耄耋老人，他们有的已是第七次来华，始终未遇吟诵知音。席间，客人按捺不住激情，两位分别为81岁、83岁的会长，先后放声高歌吟起诗来，虽然缺乏力度却也神采飞扬。吟罢，掌声之后是短暂的沉默。这时，戴学忱从容大方地站起来，向客人致礼后，先是简述了一下中国吟诗的源流和发展，而后一展歌喉，吟了一段“春眠不觉晓”，那圆润嘹亮气韵充沛的吟诵回荡在大厅中，顿时把全场给震住了。接着，她又吟唱了一段“山行”，在热烈的掌声中又唱了一段“枫桥夜泊”，那凝重悠远的意境使人们仿佛远离尘嚣，进入了夜色苍茫的原野。继之，戴学忱又以不同地区的方言和民歌为基调，吟唱了几首唐诗宋词。原来，中国吟诵是这样的丰富多彩！日本朋友激动不已。会长木部圭志老先生立刻拿过戴学忱的小本子挥笔写道：“重访燕京感更新，风翻柳絮鸟声频。迎吾朋友德望在，畅意欢谈情倍亲。”老人说：“几次来华没见过对吟诵有如此造诣的人，我们要把戴先生的吟诵录音带回去好好研究。”他把“戴女士”一变而为“戴先生”了，客人的好学也深深打动了主人。
戴学忱优美的吟诵，不但得到了扶桑来客的青睐，1988年底她到美国探亲时，在匹兹堡的华人联谊会上又有佳遇。她在会上吟诵了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邑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首幽婉苍凉、荡气回肠的乡愁诗，唱得座上白发苍苍的老华人潸然泪下。一位祖籍在大陆的台胞哽咽着说：“我只是在孩提时听过家长的吟诗，你让我回忆起童年，忆起家乡。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大陆依然保留着古老的文化，我真想马上回乡去看看。”这之后，许多华人太太请她去家中做客，吟诗词、唱俚曲、讲家乡，使戴学忱为拥有这么多知音而感动不已。正在匹兹堡大学讲亚洲音乐的一位华裔教授，听了她的吟诵后两次登门拜访，邀请她去匹兹堡大学讲课，校方向她发了聘书，并开设了中国吟诗讲座。150多位师生听课时，时而凝神屏息、时而会心微笑，对中国诗词及其吟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位美国教授对她说，你们的诗词我不大懂。但从你那急缓有序、委婉动听的吟诵中我感到了一种震撼心灵的美！
第二青春花甲年
有些朋友不解：“你是知名的民歌手，后来又弄古曲，现在又搞吟诵，这不是越走路子越窄了吗？”戴学忱的看法恰恰相反。尽管她搞吟诵是半路出家，但在实践中她却看到祖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一块开阔地。在听众凝神静听、心心相印的交流中，她感到，诗词吟诵有着一股穿越时空、撞击心灵的力量。这门古老而奇妙的艺术，是在吟者深刻理解诗意的前提下，以疾徐有致的声韵和节奏，把精致的中华诗词中韵味无穷的意蕴，充分地表达出来，从而引起听者强烈的感应和共鸣。在吟诵中，有金戈铁马的慷慨悲歌，有长河落日的恢弘浩瀚，有凄绝哀怨的爱情绝唱。在吟诵中，屈原、岳飞、文天祥的爱国心声仰天长啸，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风光凸现眼前，一代代诗人的才情心血点染人间。在给青少年吟诵时，她看到孩子们凝神注视的两眼中，燃烧起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爱一切美好事物的火焰，那是在迪斯科的狂歌劲舞中，绝对不会出现的高境界。这时她便深深陶醉在一种神圣的成就感中。是啊，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并非只是由于长江黄河的源远流长，更是由于中华文化的悠久灿烂。她悟到：吟诵，把这一切圣洁的美都活化、形象化和立体化起来。它是新一代中国人重建人生信念的宝贵资源，是连接海峡两岸的坚强纽带，是与国际接轨的艺术长廊。她在内心独白：我愿为此而献身！
朋友们又问：“你的亲属在美国，那里的生活也很舒服，你为什么不在那里长久呆下去？”
戴学忱莞尔一笑：“吟诵是民族艺术，我的根在中国。”她万分高兴地看到，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在北京等地正在方兴未艾地启动。著名学者、大师们如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杨振宁、汤一介、南怀瑾等出任指导和顾问，物理学家杨振宁对此语重心长地说：“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宋词。七十多年来在人生旅途上经历了许多阴晴圆缺，逐渐体会到‘高处不胜寒’和‘鸿飞哪复计东西’等名句的真谛。熟读古诗古文，一生受用无穷。”这一切告诉人们，十年浩劫后几成绝响的吟诵艺术，又以其独特的张力和魅力勃然复兴。她不知疲倦地为吟诵活动推波助澜，应邀到许多地方做表演、开讲座，并将录音盒带向海内外亲友发送。花甲之年，她又进入了美好的第二青春！
黄钰生谈张伯苓
1986年初我听到一个情况，据我驻外使馆反映，海外一些南开学子认为，解放后国内对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的评价，由于受某些“左”的影响偏于冷淡，这成为他们心中一个痛点。这一信息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身为记者，只要抓住一个好题目，那就会猛虎扑食一般奔去。
当时年已88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图书馆名誉馆长黄钰生，早自1912年进南开中学读书，后来长期追随张伯苓执教南开，多年任南开大学秘书长，到1951年还为张伯苓起草过遗嘱。近40年在风风雨雨中，目睹老校长筚路蓝缕的办学过程。他成为我第一个采访对象。
他说，甲午战败，年轻的中国海军军官张伯苓目睹丧权辱国的威海卫日英转租仪式，十分痛心。他一眼看去，英国水兵魁梧剽悍，中国水兵委琐萎靡，痛感中国虽广土众民，但身体、精神均不如人，非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从那时起，张伯苓弃武从文，决心办教育。当然，没解决政权问题，教育救国本是幻想。但张伯苓先后兴办南开中学、小学、大学、女中、经济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并参与兴办西南联大，奔走呼号、席不暇暖，那种惨淡经营的奋斗精神堪称弥足珍贵。当时许多学校包括“官立”学校因经费短缺，对教工经常欠薪。但南开虽是私立，却从不欠薪。当年南开大学的一些名教授如姜立夫、杨石先、邱宗岳，北大、清华等出高于南开一倍的薪金都请不去。我任南开秘书长，月薪是220元，张伯苓兼五校之长，只拿月薪200元。老校长日夜操劳，自奉甚俭，苦干、实干，耗尽心血。正是这种赤诚，产生了极大的凝聚力。
黄钰生认为，张伯苓有许多教育思想值得今人借鉴。他曾说：“中国人之身体软弱，以读书人为甚”，因此竭力提倡体育。最初条件差，南开甚至用两个椅子放根竹竿，让学生练跳高；他重视道德教育。嫖、赌、烟、酒、早婚均属禁戒，违犯者退学；他重视科学实验。从日本购进大批仪器，教学生做理化实验。其设备之完备，使一位来参观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也为之钦佩不已；他还重视开展学生课外活动，锤炼学生的“公能精神”。
黄老更仔细谈到周恩来和张伯苓的关系。张伯苓晚年曾出任蒋政权的考试院院长。对这件事，黄钰生和许多人当时就不以为然。曾问他：“先生一个人还能挽回国民党的颓势吗？”张伯苓叹了一口气，说：“蒋先生要我去跑龙套，我只好去。”言下不胜凄然。但后来他断然拒绝去台湾，而周恩来对他做出这一正确抉择，有很大影响。周恩来晚黄钰生一年入读南开中学，很快张伯苓就发现了周恩来的见识和能力。1940年黄钰生在重庆曾去曾家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看望周恩来和邓大姐，周恩来也多次到津南村张伯苓的家中聊天。那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吴国桢也常去张家。周、吴两同学见面常常各抒己见，有时辩论很激烈。张伯苓在旁听着，间或打趣：“几时你们不吵了，天下就太平了。”张伯苓受改良主义世界观的影响，思想上自有种种矛盾，但周恩来对时局的分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50年5月，周恩来听傅作义报告张伯苓希望北归的消息，便派专机到重庆接张伯苓夫妇回到北京住在傅作义家中，周恩来匆匆赶去探望。1950年9月张伯苓回津定居。到1951年2月14日，张伯苓中风不语，危在旦夕。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为老校长写一遗嘱，大家公推和校长最为亲近的黄钰生起草。遗嘱的内容中关于教育的内容是根据张伯苓50年来一贯的教育思想写的；关于大局是根据他许多讲话概括而写的。那时老校长已不能说话，但还有听力，心里还明白。写好后给他一段段念，他一段段点头表示同意。有几段大意是：“余致力于教育事业垂50年，凡余所致力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而力有未逮者，今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余所尝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亦将在人民政府之下日益发达。”“凡我同学尤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去世后，周总理立即赶到天津张宅吊唁，向老校长遗体行礼默哀，安抚了老师母，然后到客厅同校友们见面谈话。他说自己很遗憾没能早点来，又说道：“看一个人应当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后来我又采访了几个人，写成一篇通讯。题为《张伯苓功在人间》，1986年4月3、4两日《人民日报》先后在国内版和海外版用半个版发出。后来在南开中学90年校庆时，回来许多海外校友，其中包括原南开女中同学、张伯苓的孙女，大家见面时都说高兴地看到了这篇稿。现在又到了南开百年，黄钰生老先生也已过世多年，但当校友们即将齐聚一堂时，我想到了黄钰生先生的几句心里话：
“我们无论在台湾、在美国、在大陆，都是热爱我们祖国、热爱我们母校、热爱我们老校长的。发扬‘公能精神’，坚持爱国进步，促进和平统一，我看就是对张伯苓老校长最好的纪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