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悲欢
如今，我还是常常在梦中回到故乡那间小屋里。南运河畔的水旱码头静海县唐官屯镇，身居天津和沧县之间。那时的运河水浑黄而充沛，浩浩荡荡向天津卫流去。幼年和小伙伴儿们沿河岸打水漂、钓河鱼、捉蟋蟀，妙趣横生。跟母亲乘船去独流镇住姥姥家，月光下听两岸芦苇丛里蛙鸣阵阵，有一种梦境的美。
大运河给小镇带来了滋润和兴旺，当时仅船运公司就有“大吉祥”、“全顺心”、“大标船”等八大家，既北上跑天津卫，也南下跑长途船运。从河南楚望、内黄，山东临清、聊城运来的黑豆，在这里由“元发裕”、“永兴昌”等七八家豆油坊加工成豆饼送往小站稻农家，豆油则送往天津市。还有八家曲房和酿酒厂，造酒送往小站、独流、沧州、泊镇，也给镇里送出一种好闻的酒香。大运河促进了小镇的工商业，也送来多种文化的熏陶。这里有孔庙、文昌阁飘溢着儒家的书香气。唐官屯小学前身为光绪十七年建立的至善义塾，迄今已建校百年，原来就在镇东南孔庙旁的文昌阁里。阁楼上塑有魁伟的文魁星，他右手拿着一支大铁笔，两只黑亮的大眼珠子凝视着大院里的学生们。阁楼斗拱飞檐，四角挂着铜铃，清风徐来叮叮咚咚。镇里各角落有清真寺、天主教堂、基督教堂、陕西会馆、药王庙、龙王庙、关岳庙、火神庙、娘娘庙、玄帝庙、韦驮庵、观音堂，还有谁去世后家人必须前去报到的土地庙。他们各有自己的信徒和香火。一个小镇有这么多专司吉凶祸福的各路神仙，这是20世纪30年代北方乡土的一道风景线。在童年的记忆中，更有那令人难忘的“口福”。当时这个小镇竟有大型饭庄十余家，有一家“李大楼”竟能做燕翅席。街上有名的小吃有出锅后12小时不落条的马青云果子，各有绝活的刘记面茶、王记切糕、马家芝麻烧饼、尹宝林烫面饺、曹家戗面馒头、李家旋子饼、豆腐脑……每天早晨，香飘街巷。
逢年过节一些热心人士便搭台唱京剧、河北梆子和文明戏。幼年，我常被父亲扛在肩上去台下听戏。到夜晚，商店林立的中心街上汽油灯亮如白昼，那干电池收音机里播送的大戏更是声震屋宇。胡同里有些戏迷急管繁弦唱到后半宿，那高亢的唱腔直入我的梦境。这些，使我自幼便有一种悠扬顿挫的戏剧情结。童年时欢乐的高潮是春节。那时大人给孩子们想方设法穿新衣、戴新帽，早自腊月二十三就进入春节程序，首先糖瓜祭灶，用一块麦芽糖把灶王爷的嘴给堵个严实，同时给他磕头礼拜，优礼有加，请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那些好吃的麦芽糖，最终是便宜了我们小孩儿。尔后从腊月二十四起就赶大集、蒸馒头、炖猪肉、杀公鸡、贴对联，忙得不亦乐乎。大年三十儿熬夜拜祖，初一早晨便有人来送水，孩子们踩着芝麻秸秆，嚓嚓嚓地出来进去，和那些“抬头见喜”、“见面发财”等对联一样，这些都有浓厚的吉祥含意。各村来的耍龙灯、耍狮子、小车会、旱船、高跷、八匹马、莲花落、重阁、中幡、长亭会等各种花会，1936年竟达一百多道，其红火场面不下于外国那些狂欢节。每年夏季的热点就是四月里的药王庙，人头攒动，四乡云集。街上还有那些民间艺人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拉洋片的，什么《 济公传》《 薛仁贵征东 》《 三侠剑》《 施公案 》《封神榜 》……塞了我一脑子怪力乱神、义士侠客，使我对神魔的法力无边、剑客的武艺高强、大侠的见义勇为十分崇拜和神往。人家说“土行孙”吐一口唾沫就入地日行千里，我就信，也学习“土行孙”的样子吐口水、踹两脚，打算“土遁”，徒劳！隔壁有位好读书的八爷，他见我学习不错，便叫我经常到他的藏书室去翻书，《东方杂志》 《 胡适文存 》《 新青年》《呐喊》《彷徨 》《 家》《 春 》《秋》以及四大奇书等等，被我生吞活剥，脑子里涌动着对文学的憧憬、对人生的想象。
我家在镇上是一个大家族。相传祖上是公元1404年随明成祖燕王朱棣扫北，从湖北移民来北方的。附近还有陈官屯、大张屯、小张屯、刘世荫屯，皆为当年屯兵之地。我家在唐官屯大街，家族胡同的名叫张家大门，也叫张五宅，相传上面几辈都是兄弟哥五个。胡同大门上悬有清朝留下的“进士及第”等匾额，胡同里有一个祠堂，里面黑乎乎的，牌位林立，人进去发瘆。五里以外的小张屯有一片宽阔的祖坟，老祖的坟茔又高又大，依次一排排中小坟茔。夏天我们一帮小孩进入坟地草丛里捉蟋蟀、逮蚂蚱，视为快乐的天堂。这个大家族到我祖父辈已家道式微，分家另过。当时我家有挨肩儿大两岁的兄弟四人加一个小妹，全靠勤恳敬业的父亲在一家煤油公司当会计挣点微薄工薪，他为人本分耿直、业务精湛，缺钱可以在柜上支借，年底再扣除。他年轻时对孩子挺严厉，只要谁淘气，一说“你爸爸来啦”，大家立刻鸦雀无声。奶奶和母亲善于持家。她们喜好养鸡和种花，小院里花红一片，蜜蜂飞舞；鸡群跑动，不时地咯咯哒。在粗粮细做和改善食品花样上，她们拿手的锅爆鱼手擀面、金银卷儿、螺丝转儿油茄子以及过年做的豆沙包、大花糕、枣年糕以及猪头肉蘸酱油……至今想来犹有余香。奶奶和妈妈都识文断字，并以手巧出名，一件棉袍大改小，先后从我大哥一直穿到我的三弟、四弟。春节出去拜年时，兄弟几人带着红帽刺儿、穿着长袍马褂，如高矮台阶一般，一拉溜儿去给族里长辈挨家磕头，一路行来磕得晕头转向，却也十分威风，亲友们都夸：“你爸你妈可是好命呦！”其实，大人们甘苦自知。我的母亲是独流镇人，精明强干，秀外慧中。相传她的祖上是岳飞的十九世孙岳通。无论家务多忙，她晚上还要看一些线装书和小唱本，高兴时哼唱一曲，送我入梦。
我和大哥小学毕业后，升不起学，大哥进私塾后，去学买卖，我也进了一年私垫，学了些子曰诗云。那时，在我的亲友里有几位名人。一位是我的伯父张湘琳，在他岳父的资助下留学美国，成为一位知名的水利专家。另两位是于树德和于树功，论辈分是我的表爷，他家住在我家南大门对过一个殷实的大宅院里。于树德的先祖曾随明代燕王朱棣扫北，后来在唐官屯定居，他15岁时在天津政法学校上学时，曾多次参加反对“君主立宪”的请愿活动。清宣统元年他参加组建“天津共和会”，联络各阶层人士策划起义，并参加14人的敢死队。起义失败后，复入政法学校读书。1917年获公费留学日本资格，对因家庭经济来源中断的同行者周恩来资助大洋300元。在日本东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和周恩来都参加了“新中学会”，他任执行干事。回国后，1922年6月，他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众多革命活动，解放初担任过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第四届常委等要职。1982年去世。他的堂弟于树功1925年也是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后受党派遣留学苏联，先后入莫斯科大学和炮兵学校。1929年10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后，被抽调赴伯利协助远东特别军遣返俘虏。苏军又派他潜入中国东北地区搜集日军情报。后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判处无期徒刑，他结识监狱主任赵绍先和因抗日被捕的共产党员郝长荣，1939年9月经精心策划，三人越狱出逃。后来于树功在艰苦环境中曾干过矿工，直到解放后才和多年中断联系的党组织接上关系，重新入党后在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工作，1985年去世。乡亲们对他们这些富于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怀着自豪的心情，津津乐道。对我的伯父和这两位表爷的崇拜，使我对革命家和学者的生涯充满憧憬，梦想着要追随他们的脚印。童年留下印象最深的歌曲，就是音乐老师孙雁峰教唱的赵元任作的《我的家乡很可爱》，歌中那悠扬的旋律使我的童年充满一种古朴而快乐的韵味。
但童年那些愉悦和光彩，后来由于运河的断流、“文革”的破坏失去了很多。尤为惨痛的是，早在30年代后期，更是被入侵的日本鬼子给野蛮地蹂躏了。
30年代初，这个距天津市120华里的唐官屯镇，在信息上并不闭塞。有一位人称二秃爷的叔祖父是消息灵通人士，经常找我爷爷纵论国家大事，我从他们嘴里听到了风云人物毛泽东、蒋介石、罗斯福、斯大林，他们也以轻蔑口吻谈到汪精卫、王揖唐、王克敏等等这些遭人唾弃的名字，尤其以忧虑心情谈及日本人在东北的种种暴行。此刻，不时有一些丢盔弃甲的“国军”败兵从前线回来，匆匆路经这里打尖后往南撤退。风声日紧，人心惶惶。及至“卢沟桥事变”，姥姥和几个姨从独流跑来和我们全家一商量，连夜打点行李南下逃难。先是在济南郊区一个山村小住，吃了不少山东煎饼卷大葱，还看过一次水柱喷涌的趵突泉，那时济南果然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后来在日寇紧逼之下，又继续南逃到安徽宣城，找在那里工作的伯父张湘琳暂避。路上舟船劳顿，对于我这个刚刚六七岁的小孩子，一切都是既新奇又痛苦的。从山东去安徽路上有一大段路徒步，我越走脚指头越疼，住小店一看，原来因为鞋里垫的棉花全涌到前面，挤压得脚趾已破伤化脓，父亲只好挤出点钱雇挑夫担着我走。多少年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犹有余痛，写了一篇杂文叫《长征与小鞋》发在《天津日报》上，那自然是有更多苦涩的人生体验了。
日寇入侵给我家带来的苦难，还在后面。在安徽大概呆了一年，返回故乡在火车站候车时，忽然鬼叫一般的警报声起。瞬间五六架翅膀上涂有红膏药旗的飞机已盘旋在头上，当时车站上并无一兵一卒，老百姓开始也并不惊慌。岂知，这些飞机忽然歪歪翅膀，撒下一些“银屑”，日光一照亮晶晶、光闪闪煞是好看。岂知那就是炸弹。在它接近地面时轰然一声，炸起飞沙走石，犹如天崩地裂一般，还夹杂着一串串机关枪射击！顿时周围一片撕肝裂胆的哭叫声。此时我的一位老姨用身体把我覆盖住，使我终生想起来感激不尽。有的大人则一迭连声地叨念着老天保佑。此次惨祸，我家连姥姥家一共几十口人虽无一人伤亡，但周围旅客被炸得残肢、死尸一片，哭爹叫娘之声，构成一幅惨绝人寰的悲苦景象，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国破家亡！后来听日本人大讲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之类，便觉得恶心。在归途上路经济南、蚌埠、徐州等地，均由当地慈善人家蒸了一锅锅大馒头送给难民吃，至今那洋溢着馒头香的热气好像仍在面前萦回不已。回到唐官屯家里，屋里破破烂烂，原来坚壁在夹壁墙里的衣物被盗劫一空，奶奶心疼得坐在地上大哭。但更可怕的是，此刻要时时面对“大日本皇军”的铁蹄。
唐官屯虽一弹丸之地，但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道，日寇驻军不少。这些鬼子兵在街上见有年轻妇女，便胡喊乱叫：“花姑娘的来！”有一次闯入私塾教室里，不怀好意地看女生。我以班长身份，站起来和他们周旋，请他们到院子里去，我们好上课。一些鬼子兵常把脏衣服从窗口扔过来叫住户给他洗，还抛出一些乱七八糟的剩菜、大黄酱萝卜。他们在训练时没早没晚地高唱军歌，练拼刺时狂喊“啊斗！”后来捉到一名据说是“八路军探子”，他们喊着“啊斗”活活刺死。鬼子也颇有心计，他们还有软的一手。在镇上找了些没骨气的人建立什么“新民会”、“维持会”、“一贯道”，还开大烟馆来笼络人、麻醉人，还不时开来一列所谓“后生列车”，搞些什么“中日亲善”，“免费医疗”之类。那时他们最怕的是八路军的游击队，对之称为“大马猴子”，并经常下令叫挨家“出夫”去修战壕。有时还命令学校组织小学生到车站欢迎什么皇军长官，要摇旗子、喊万岁，日语的“万岁”发声是“半载”，孩子们正好拿这个“半载”出气。我的祖父一次被迫出夫，从五更干到黄昏，还扣以“出工不出力”的罪名，被汉奸监工一拳打倒，回到家来老人一边呻吟、一边痛骂。有些亲友被抓进去灌辣椒水、压杠子。这些难以忍受的亡国奴生活，激起了乡亲们坚决地反抗，有的就去参加出没无常的游击队，有的则南下到江南找“国军”。我有一位姓刘的十姨夫，新婚不久便出走参军抗日，走后多年未见音信。守寡的十姨，一个儒雅娟秀的女子，苦度光阴，直至日本投降后多年，十姨夫仍无音无信，自己无奈才改嫁。
1944年初，我父亲赖以谋生的煤油零售店倒闭，他到天津市与人合伙开了个小店。14岁的我也随他入津，以碰大运的心气儿，报考了天津市第二中学。家里的打算是考得上又上得起，就上，否则另想他法。既快乐又压抑的童年，就这么悄然落幕了……
风格迥异初高中
时代的剧烈变动，如汹涌的潮水一样拍打着我的中学时代。
1944年夏天，我投考的是当时的天津市二中，原为教会办的汇文中学和中西女中，相声大家马三立也是这里的学生。这个学校里有天津市名数学教员边叔扬，体育名师柳承发、阎学恭等。校内大操场上经常有足球、篮球赛。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农村人，投考完全是一种平常心。但没想到发榜时，在3000考生中我竟高居第一名，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是一开学就又当选班长，并很快卷入某些政治旋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