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反语在日常社交中可用，但不到一定场合，最好少用强烈的不留余地的反语，以免讽刺意味太强，把气氛搞得剑拔弩张的。但是到了紧要关头，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了，就不妨提高反差程度，把形容词用得凶一些，讽刺意味就上升了。
用不设置对立面的办法使幽默软化
留有余地，这是幽默地对待对手的基本原则，不仅仅是为自己，而且是为对方的参与留下空间。看到不合理的事把道理都捅出来，当然没有幽默感，把这种不合理用强烈的语气与意向反差表达出来，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成。最好是像北京人讲的“悠着点”。鲁迅在写杂文的时候，好用反语，不怕锋芒毕露，但在写小说、散文的时候就不同了。对于那些残酷野蛮的旧风俗、旧礼教，他自然是痛恨的，但他并不把愤激放在字面上，也就是显性逻辑上；相反，他在字面上倒是很温和的，例如在祥林嫂被抢亲、改嫁、死了丈夫和儿子以后，又回到鲁镇。这时，鲁迅用单独一行写了一句话：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好像漫不经心，又并无深意的一句话，可为什么要用独立的一行来强调它呢？这就启示敏感的读者去想象，去参与了。
原来祥林嫂没有名字，她的名字是她从属于第一个丈夫的标记，可后来她第二个丈夫贺老六又死了，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她该从属于谁呢？该叫“祥林嫂”，还是“老六嫂”？这在理论上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正因为没有解决，才产生了柳妈的迷信：到了阴间被阎王劈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可是对鲁镇的活人来说，这个问题早在潜意识里给她解决了。“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那就是不管后来怎么样，她都只能属于她的第一个丈夫。显性逻辑和隐性逻辑的对比是如此微妙，如此不着痕迹，如此潇洒，以至某些粗心的读者甚至批评家都把其中的幽默感忽略过去了。
为什么这样的幽默给人一种悠游沉着的印象呢？因为在这里语言是正面的，并没有明确的针对性。不像唐小姐说话把方鸿渐捧为“聪明人”而把自己贬为“笨蛋”；也不像鲁迅说中国女人死了丈夫便该死，称赞该死的女人死得好，这是一个极端，而“中国便得救了”又是另一个极端，这样心理之弦就绷紧了，气氛也就紧张了。而在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嫒”中，幽默本来很硬，但由于没有直接的针对性而软化多了。
这才是幽默文学的上乘表现。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途径，那就是用不设置对立面，不把对方和自己放在两个直接反对的极端上来构成比较悠哉的幽默感。
契诃夫有一篇小说叫做《脖子上的安娜》，写一个17岁的穷苦姑娘因欲解救家庭的经济危困状况，只好嫁给了一个50多岁的老官员。到了结婚那天，老头子把胡子刮得光光的。契诃夫写了一句：
他那剃得光光的圆下巴看上去像脚后跟。
这个比喻的形容性很强烈，强烈得几乎变成了讽刺。一般读者不费劲便可以欣赏。但下面几句，有人就不一定觉得它意味浓烈了。他风度尊严，动作从容，态度温和。
其实，这里的幽默感更强，不过更加不动声色。
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娶一个17岁的姑娘为妻，本来是件残忍的事，如果老头子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应该多少感到一点不自然、紧张、心虚，甚至狼狈。但是他没有，甚至连掩饰一下他的某种尴尬心情的痕迹都没有，可见这个老头子，仅仅因为有钱就连人类最起码的羞怯之心都没有了。
古书上说：“无耻之耻，是耻矣。”这就是这几句话后面的隐性逻辑。
但是契诃夫对此不但没有正面道破，甚至连侧面暗示都没有，这和前面把下巴比作脚后跟属于不同幽默风格，把下巴比作脚后跟明显地表露出对抗意味；而把老头子的“尊严”、“从容”和“温和”加以突出，则是隐蔽着批判情绪。故同样是幽默，前者硬而后者软，前者较浅，后者较深。
不提高欣赏这类幽默的水平，也就很难在日常生话中提高幽默谈吐的水平，因而很难达到不动声色的境界。
对这类作品欣赏多了，潜移默化，积以时日，日常谈吐就可能比较微妙了。
和普通情节的单线因果律划清界限
光是能欣赏一点幽默作品的片断并稍有心得，对于全面提高自己的幽默素养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逻辑方面去掌握一部或一篇比较大的作品的总体特点。
有些经典性的幽默作品，如果孤立地去分析它的每一个句子或者段落，你几乎看不出它有什么错位逻辑转移或平行逻辑反衬，但是在整个情节中，其因果关系中却存在着这种逻辑特点。
有一种理论说，幽默的结构是：先有一个悬念，然后是渲染一番，再后来就是一个高潮，最后则是一个发现，一个顿悟。
这种理论本来出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说一切悲剧的情节都是一个“结”（结果）和一个“解”（原因）加上的“对转”（高潮）。西方小说理论家把它发展了一下，用来解释一切情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
我们对故事下的定义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事件的叙述。情节也是事件的叙述，但重点在因果关系上。“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国王死了，王后也伤心而死”则是情节。
这从逻辑上来讲是一元逻辑的因果律。
50年代苏联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把它变成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反而把其间逻辑因果联系取消了，因而变成了现象的罗列。我们一些理论家在新时期结合我国相声艺人的经验，恢复了其间的因果性，而且又加了一个国产的“顿悟”进去，总算有了一点进步。这个公式看起来挺有道理，但是它并不是幽默的逻辑结构，而是一切情节的逻辑结构。比如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经理被暗杀了，凶手已经逃走。（这是悬念。）于是许多人都成了怀疑对象，气氛很紧张。（这是渲染。）后来证明杀死他的就是他的妻子。（这是高潮。）原因是她这个风流女人另有所爱。（这是一个顿悟或发现。）可是这里面根本就没什么幽默，这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正剧情节模式，包括西方的侦破电影故事和琼瑶的言情小说都离不开这个情节模式，其中没有任何喜剧性，也不存在什么幽默感，因为它缺乏幽默感所必须的双重逻辑的错位或者平行。
换一个例子：说是一个人来到酒吧间，要了一杯啤酒，发现啤酒杯里浮着一个苍蝇。（这可以说是个悬念了。）
故事说，起初来者是一个英国人，他温文尔雅，耸耸肩膀走了。后来来了个德国人，德国人是很讲科学的，他把这杯啤酒倒了，免得病菌传染。接着来了个日本人，日本人是很讲究经营管理科学的，便让服务员把经理叫来，大训了一通，要他好好查查经营管理方面的漏洞。跟着又来了一个俄国人，俄国人很讲究实际，他想，苍蝇固然携带细菌，但是酒精却可消毒，于是他把苍蝇拿掉，把啤酒喝了。（上述这一切，可以说是渲染。）
最后来了一个美国人，美国人是很讲究幽默之道的。他与众不同，他平平静静地对服务员说：“我给你提个意见好不好？”（这可以说接近高潮了，谜底要揭晓了。）
他说：“以后你最好把苍蝇和啤酒分别放在不同的杯子里拿给顾客。”（这不但是高潮，而且顿悟全在这里了。）
很显然这个故事非常幽默。同样是悬念——渲染——高潮和顿悟的结构，有的幽默，有的不幽默，可见它还不是幽默的规律。
关键在那个对转。如果是按常理转也就是一本正经地推理，逻辑是一贯到底的，一元化的，不歪曲的，甚至是很科学的（如推理小说），那就不可能幽默。如果不按常理，逻辑不一贯了，错位了，就幽默了。在啤酒和苍蝇的故事中，前面讲的几个人的几种处理方式都是按常规的逻辑一贯到底的，几个人考虑的大都是挺科学的，处理的方法也比较实际，因而不够幽默。可是最后那个美国人，却突然从这样的逻辑中解放了出来，滑到另一条思路上去，以另一种逻辑行事，他滑到了玄虚的、不实用的、不科学的思路上去了。把苍蝇和啤酒分开拿给客人，这是不可能的，他说这话并不是真想让人家照办。他的意思很明显，服务员再看到苍蝇就不会拿出来了。这就是逻辑错位了。
人家本来以为他会按常理提出正经的处理法子，而他却说了个荒谬的法子，所以逻辑的期待落空了。
期待的落空只是幽默心理特点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落实。待你悄悄想一下以后，看见了苍蝇还会拿到顾客面前吗？他正话反说的智慧，他的精神放松，感情悠然，心态自由，你就都领悟到了，他的意思在这一点上又落实了。
契诃夫的情节错位逻辑和毛泽东的自我调侃
契诃夫和欧·亨利短篇小说的情节都体现着逻辑错位的规律，孙犁和张洁的一些散文凡有情节可循者往往有幽默的错位逻辑作为脉络。
契诃夫有一篇并不著名的小说叫做《没有题名的故事》。说是在一片沙漠里有一个修道院，里面住着圣洁的方丈和虔诚的修士们，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人间的纷扰，也没有目睹城市的繁华。修士们最大的欢乐就是倾听方丈的祈祷和弹风琴，写拉丁文的诗歌赞美上帝。有一天来了个醉汉说了些昏话，指斥他们不能光是满足于拯救自己的灵魂，应该到城市里去拯救那些沉湎于声色而又没有信仰的人的灵魂。于是方丈便出行三个月，回来以后形容憔悴，失声痛哭，向修士们描述城市中人类生活的堕落和罪孽。方丈说，在那里，有钱的人吃啊喝啊，没有限度，成日寻欢作乐，饮酒唱歌，既不怕上帝，也不怕魔鬼，更不怕死亡，凡事只凭欲望指引。方丈说着流下了愤怒的眼泪，特别令他痛苦的是有一个女人，居然半裸着身子，站在摆满酒杯的桌子上。那个年轻妖媚、迷人的女人，不肯把她的美丽的肉体藏在衣服里，而是一心要让它露出来。只要谁表示需要她，她就投入谁的怀抱。那些修士目瞪口呆地听着他的话。第二天早上方丈开门一看，修道院里一个修上也没有了，他们全都赶到城里去了。
这是一个很幽默的故事，它之所以幽默就是因为，在全部故事90%的篇幅里都好像只有一种禁欲主义的逻辑，然而就在长老声色俱厉地指斥城市人类的堕落之后，另外一种逻辑，亦即人性中小可阻挡的追求现世幸福的逻辑却在最后一句突然占了上风。
契诃夫的许多幽默短篇小说都采取这样的情节模式，欧·亨利那些在结尾部分发生突然对转的小说（如《警察和赞美诗》）都属于这种模式。
当然光是提高欣赏水平，还不是最后的目的。欣赏水平再高，在生活现场中发挥不出来也是白搭。这就需要刻苦地自我训练，持之以恒，把幽默的知识转化为随时能幽默起来的能力。尤其在处境不十分顺利的时候，甚至在非常庄重的场合中不管外部环境有多少不利于幽默思路转移的因素，你的逻辑错位模式也要熟练到不假思索地冒出来的程度。
1975年毛泽东接见基辛格和布什，毛泽东以一种哲学家的达观轻松地说：“我不久就要升天堂了，我已收到上帝的请帖。”基辛格笑着说：“请不要接受这请帖。”首先是毛泽东很幽默，他用一种表面的悲观表现他内在的达观。基辛格说得也幽默，从表层逻辑看，上帝不可能有请帖，请帖不过是个比喻——命中注定，那就不存在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这是表层逻辑，但把请帖孤立起来看，是对方的邀请，就有接受不接受的自由，这在另一种意义上是讲得通的：合乎逻辑的，这就是深层逻辑了。就在这两重逻辑的对比中表现了他的友好态度。
毛泽东接着说：“我接受博士的命令！”毛泽东的逻辑很巧妙，表层逻辑上是屈尊被动接受，在深层逻辑上是十分乐意而且领受好意。双方这样巧妙地在二重逻辑上对应起来，幽默才精彩。
毛泽东的幽默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常常在外交国务活动中用自我调侃来缩短心理距离，创造友好的气氛。而在这种场合，其他一些领导人常常是幽默不起来的，即使周恩来那样的外交家，也很少用自我调侃的办法。毛泽东在这里用的幽默是连锁的，这样的幽默比之一次性的更有递增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