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相声艺人的朴素经验“理儿不歪，笑话木来”，具有很丰富的理论意蕴，很可惜没有被深入研究，深入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道理才是歪理，逻辑错位固然是一种，但歪理绝不仅仅只有这一种。
表层歪理和深层的意会之理——默默地平行反衬
其他形式的歪理，也不是没有两重性，例如在西方幽默理论中很著名的“不一致”理论。不过西方强调观念与对象的不一致，他们似乎较少注意到逻辑的不一致。有许多幽默产生于逻辑的不一致，有的则产生于逻辑的不通顺，或者用我国通俗的话来说：没有道理。比如小孩子调皮的顺口溜：东瓜西瓜你傻瓜，傻瓜的娃娃抱妈妈。这可以叫做“背理”，这样的背理形式的儿歌多得很，再如：
反唱歌，倒起头。爹十三，娘十四，哥哥十五我十六。记得外公娶外婆，我在门前打大锣。
这种儿歌之所以有趣，就因为是绝对不可能的，每增加一句，与现实的距离就扩大一步，这种背离是递进式的。还有一种干脆就是没有道理的小孩子的胡闹。因为所以，科学道理。没钱买米，放屁有理。
好像故意和逻辑作对，才有了一点趣味、一点天真和调皮。第一首儿歌是明显的无理：东瓜、西瓜之“瓜”和傻瓜之“瓜”不是同一种事物，而在这里却把它们不伦不类地并列了。其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任意性，没来由地骂人傻瓜，任意地把妈妈抱娃娃变成了娃娃抱妈妈，而且还是“傻瓜的娃娃”抱妈妈。从成人的逻辑来看这是绝对的语无伦次，然而在这背后却表现出儿童的任性，不是在生活上的任性，而是在逻辑上的任性，正是在这种任性逻辑中透露出一种重真。同样是这两句话，如果让成年人去说，就没有童真的趣味，而只有滑稽之感了。第二首是关于年龄的儿歌，也是在故意跟逻辑捣乱中显示出孩子的任性之趣。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些儿歌中动人的不仅是表层的逻辑混乱，而且还有它深层的天真任性，可以说它的结构不是一元逻辑而是一种二重复合逻辑，表层的歪曲逻辑是直接讲出来的，而深层的天真任性是读者意会到的。本来“因为”和“所以”是表示理性因果的，但后面的话毫无道理，这样的无理，是只有在儿童身上才有的任性之理。这种任性之理就是它的深层逻辑。
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不一定是在口头交往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鲁迅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这在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完全莫名其妙的因果关系，但是在这背后，恰恰隐藏着鲁迅对现实乃至中国人某种无理的成见的讽喻。
所以这类的幽默意味均来自表层逻辑荒诞与深层逻辑合乎情理之间的对照反差。如果以上的论据还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再以安徒生童话《丑小鸭》中一个片断为例：
到天黑的时候，他来到一个简陋的农家小屋。它是那么残破，甚至连向哪一边倒塌都决定不了——因此它也就没有倒。
这段话有一个因果逻辑，不是不可能倒，而是因为不知道往哪边倒，所以才没有倒。这个因果逻辑，显然是荒唐的，但是又是正面表述得清清楚楚的，而其荒唐性质却是隐含着的，在读者的想象中感受的。因而这里就有了两个逻辑：第一个是浮在语言的表面上的（小屋为何不倒），可以称之为表层逻辑；第二个逻辑就是由于小屋不倒的原因不能成立（它没有意志，因而它不能决定自己倒或不倒，抑或倒向何方），正说明它恰恰是随时都可能倒坍，这可以称之为深层逻辑。这二重逻辑是互相反对的，但是两者并没有发生交叉或者错位，它们互相平行，又互相反衬：深层逻辑是表层逻辑的言外之意，从这个意义上，它可以说是表层逻辑的影子；而这言外之意又是否定了表层逻辑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表层逻辑又成了它的形式。二者遥遥相对，息息相关，但就是没有发生直接的交叉，因而也就没有发生表层逻辑向深层逻辑转移的现象。
这种二重平行逻辑的特点不是交错，而是反衬，这种平行反衬，不同于叔本华的“不一致”理论，叔本华说的是主体的观念与客观事实的不一致，有一点接近于我们所讲的语义错位。这里讲的是逻辑的不一致，它与我说过的二重逻辑错位也有所不同。
二重逻辑错位的特点是它的喜剧性，因而它与戏剧性的对转往往联系在一起；而二重逻辑平行反衬则往往是缺乏或工时倒避戏剧性对转的，因而一些幽默风格更温和更含蓄的作家，往往采取二重逻辑平行反衬的方法，给读者留下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思考的自由。
鲁迅在他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中把这种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他写他的保姆长妈妈向他讲述长毛（太平军）造反的故事，那时，全家人都逃走了，只留下门房和煮饭的老妈子。后来长毛来了，那老妈子就向他们诉说她的饥饿，长毛就笑着扔过来一个人头，那恰恰是门房的头。从此以后，一提起此事，那老妈子就吓得面如土色。鲁迅接下去写道：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灸疮疤。
“哪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里的幽默感首先来自于表层逻辑，好像它的因果性很强，每一个结论都有原因，但每一个原因都极不可靠，又不很充分，然而却被当作十分可靠的前提，振振有词地层层推演下去，弄得越来越荒谬。
表层逻辑的第一层次：鲁迅说自己不怕，其原因是自己不是门房。这个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即使那个故事属实，也只是一个事例，并不意味着每一个门房都会遭到这样的命运，如果不是每一个门房都可能遭到这样悲惨的下场，则不是门房和“不怕”之间就没有逻辑因果关系。其次，即使每个门房都一定会遭杀身之祸，也只是在长毛造反之时，而不是长妈妈讲故事的时候，所以，因为不是门房而不怕的推理根本就不能成立。
这种推理已经漏洞百出了，很好笑了，而长妈妈居然还拿它作为自己立论的前提：虽不是门房，但小孩子、大姑娘也要掳的。这就构成了第二层次的荒谬，更加好笑了。
长妈妈的话本来是很荒谬的，可鲁迅又把它当作推理的前提：长妈妈不是门房，不是小孩，又不是姑娘，应该没有危险了。这是第三层次的荒谬了。
接着，第三层次的荒谬又被当作正经的理由引出第四个层次的荒谬来：长得不好看的女人还有破坏敌人大炮的功能，这是荒谬的高潮。因为这里的荒谬是双重的，第一重是推理的前提不可靠，第二重荒谬，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迷信——反科学。
这链锁性的四重荒谬推理的特点是以谬导谬，这是浮在表面上的逻辑，而随着它荒谬性的递增，恰恰触发了读者从这些看似逻辑层次井然的推断中看出了长妈妈的愚昧和成年鲁迅（不是童年的）对她的调侃。
荒谬逻辑和调侃逻辑的反衬是读者意会到了的，幽默妙趣就是这样产生的。
反语的内在机制——肯定的语气与否定的意向
上述这种对比的特点是默默的，不见诸语言文字，见诸语言文字的恰恰是对长妈妈的赞美：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
这里“伟大的神力”和“特别的敬意”，都是反语。
事实上反语是幽默逻辑中平行反衬结构的重要形式，其特点是形式上的肯定和内容上的悖谬，二者之间形成对比——表层的语义悖谬和心照不宣的常识之间的反衬。鲁迅在杂文中常常用这种模式来表达他对于社会人生的批判，他特别善于用反语中的语义的错位来强化平行逻辑的反差，形成较强的喜剧效果。
用控制反语中形容词的强度来控制幽默与讽刺的程度
反语是一种很重要的表达方式，人们常常故意使语义和意向发生矛盾，其特点是正反两极对立十分强烈，因而其隐性意味十分显露，讽刺性很强。在西方，有所谓反讽的范畴，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反语。鲁迅每当用反语时，往往也就是讽刺的锋芒比较锐利的时候，例如他在《论辩的魂灵》中说：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赋。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由于显而易见地违反了充足理由律，以绝对主观的不成逻辑的逻辑将对方层层加码为“卖国贼”，其荒谬之处和人类正常理性构成尖锐对照。表面上的层层推理，好像不无道理，实际上恰恰放大了他的武断和荒谬。这种肯定式推断，实际上是演进式反讽。反语的肯定语气越是坚决，其否定的效果越是强烈。字面上越是振振有词，否定的意向越是鲜明。表面上逻辑的坚定与深层嘲讽意向恰成正比。
这和一般的不一致不同，一般的不一致不一定是正反两极的鲜明对立，有时只是名不副实，有时只是语义的幅度错开，既有重合的，也有不同的，二者相去不一定很远，大都是有些不伦不类罢了。
反语的鲜明性与尖锐性成正比。如果不是用来指向对手，丽是用来针对同道者，则未免有失宽厚。但在表达某种愤激或某种必要的讥诮时，却有其特有的力度。钱钟书先生在散文和小说中，往往不避尖刻的反语。在《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和他所钟爱的唐小姐之间有误会，方鸿渐连忙解释说他是“闹着玩的”，唐小姐立刻反唇相讥：“方先生人聪明，一切逢场作戏，可是我们这些笨蛋，把你开的玩笑都看得很认真。”这里唐小姐把对方说成“聪明”，这不是奉承，而是藐视；把自己说成是“笨蛋”，这不是自我调侃，而是克制不住愤激，她用的是反语，而不是谦语。她把对方放在绝对聪明的极点上，把自己放在绝对愚蠢的极点上，这明显是顶牛。明着（显性逻辑）是恭维对方，实质上（隐性逻辑）则恰恰相反，朝着与对手直接对抗的方向，构成一条直来直去的思路。非正即反，别无选择，把一切可能周旋、妥协、缓解的余地都堵死了。可见这种双重平行逻辑的幽默反语，其功能取决于表层逻辑与深层逻辑之间的反差强度，反差强度大则回旋余地小，则讽刺意味强；反差强度弱，则心灵空间大，则幽默意味强。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自称“好用反语”，每逢他用反语时，往往是情绪相当愤缴、讽刺意味甚强的时候，例如他在《我之节烈观》中说：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
一说反语，议论的锋芒就尖锐了；如果不用反语，就可能含蓄得多。如果把鲁迅上面话的最后一句“中国便得救了”改得稍稍不那么坚决，不那么武断，而是留有余地一点，如：“中国的前途就可能光明一点了，也说不定。”这同样是反语，但留下了一点余地，其中隐性的逻辑就温和多了，和表层的反差就不那么强烈了，攻击性、讽刺性就弱化了许多，而幽默意味则强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