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毛丫’太狡猾了，开始她拿着桔子水和我们干杯，谁也没有把她放在眼里，没想到后来她竟然拿起玻璃杯倒上白酒和我们较真起来啦，这时我们每人起码已十杯八杯下肚了……”
我还是听出点味儿来了，他们是败下阵的。这伙平均年龄40岁出头的雪山男子汉没能防住一个“毛丫头”的进攻，太有些那个。我相信他们是不会忍受这种屈辱的。
张政委对我感叹：“我是1985年到管线团代理政委的，考验我一年才正式下命令，据我所知，这么长的考验期是少有的，都快烤糊了。团长是我们班子里的老大哥，46岁了，把26个春秋奉献给青藏线了！”
陈雷副政委提供了这样的情况：“1982年，张玉道在汽车团当教导员跟车队到西藏林芝运木料时，汽车翻沟，他的4根肋骨被砸伤，还有一根脱位。从此他年年5月前后都要犯腰疼病，痛起来直不起腰，他就捂着肚子弯着腰上下班，让人看了心酸。就是这样他还坚持到线上去，光去年深入线上的时间就139天……”
张玉道打断了陈雷的话：“1988年总后给我立了三等功，还要怎么样？团长在青藏线上呆的时间长，工作比我干得苦。去年，团里接受了给西藏输送‘航煤’的任务，他强忍着胃疼在线上一个泵站一个泵站地检查工作。一次他累得出了血，昏倒在地，被送到卫生队抢救，一边打吊针，他手里还一边拿着电话指挥线上的输油工作……”
“吃饭了！”团长在隔壁大声喊着，他是故意在打断政委的话。
一桌丰盛的饭菜在迎候我们。那瓶清亮亮的五粮液显得格外惹眼。
我不会喝酒。和我同来的小杨也是“半瓶醋”，一杯酒下肚，脸就红得像鸡冠。我们都不行，甘拜下风。张、徐二位坚决不手软，说，来到管线团不喝酒，没门。团长还说：你们不用担心犯错误，这酒是政委从家里带来的。看来，二位“团总”非把我们灌醉不可。上次在“毛丫头”手下败的，这回要从我们身上赢回来。
也许，他们没有想到，这回他们真的醉了，我们倒很清醒。于是才有了下面张玉道酒后的一番话，才有了小杨的一番眼泪，才有了我们这次采访的一个意外收获。需要说明的是，张玉道的话是我和小杨的记录稿，末作任何加工、渲染。
我们之所以把它公布于众，是因为我们认为，那天张玉道如果不喝酒，他是不会讲这么多话，也不会讲这些内容的话。一个堂堂的团政委，平时往指战员面前一站，那种威严劲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即使平时与同志们闲聊，该讲什么也是很有一番选择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一团人马。其实，政委也是青藏线人，也有他的心事、他的苦衷、他的私房话……人们想知道这些，但都无法知道。一个团政委对全团的诱惑力是不是就表现在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瓶五粮液是打开张玉道心灵奥秘之门的催化液。
“他躺靠在沙发上，滔滔不绝地说着……”
“……别人以为我张玉道只有一个儿子，不是的，我儿子不是独生子，他曾经有过一个哥哥，那是我的老大。当时，我在汽车团当教导员，儿子在老家要做手术，家里来信要我回去在手术单上签字。按说我爱人完全可以干这个事，可她见孩子病得凄惶，一拿上手术单就吓得昏倒在地。我当时正在没黑没明地跟着车队在线上跑，哪能为签个字就回一趟家？没办法，我只好给我爱人单位写信求助，请他们的党委书记替我这个做父亲的为孩子签了字。可是，手术没有成功，孩子死了！我爱人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生病住进了医院。好心的医护人员怕她想不通寻了短见，派人白天黑夜地守护着。孩子病时我脱不开身，现在爱人住了院我仍然离不开青藏线！我再次求助地方政府，在我爱人的病情稍微见轻时，让他们派人把她送到蚌埠火车站，她一个人拖着虚弱的身子在火车上、汽车上摇晃了快一个星期，才到了部队。到部队的那天我在外出车，也没法去接她。后来，总算好了，她随军了，我们结束了两地生活。不久就有了第二个孩子。谁知，这娃娃的身体也不壮实，三天两头闹病，也曾住院做过一次手术。你们说有意思吗？在手术单上签字的还不是我，而是我的爱人。她是闭着眼睛签的字呀，她不会忘记几年前的那个沉重打击。我是被岳父招上门的女婿，是尽儿子的义务的。我看这样评价我一点不过分：对老人，我是个无暇尽孝的儿子；对妻子，我是个欠了债的丈夫；对儿子，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青藏线人！青藏线人的精神负担有多重……”
他站了起来，很激动地用拳头砸着自己的膝盖。我分明看见他的眼里飘着泪花。
坐在我身边的小杨哭了，泪汪汪地哭出了声，钢笔尖上流出的墨水把采访本污染了，他也没发现……
我呢，心里乱极了。我永远不认为张玉道讲的是醉话。我绝对地作证，他确实没有喝多少酒。三杯酒，能把这位雪山汉子灌醉？他心里有话，他要说，要说……
后来，我们采访了汽车某团团长刘祥元，我和小杨有了提防，就是不许摆酒。他们照办了。没想到，这也不灵，饭后刘团长也似醉非醉地给我们讲了许多话。我真弄不大明白，青藏线人的胸腔里到底贮存了多少苦楚！他们把北京来的客人当最知已的人看待。
刘祥元说：
“今天上午，就是你们来前的两个小时，我还和连队一位同志谈心，他的父亲去世了，家里有些困难，我们准备救济他一下。”
他停下来，好像在考虑一个没有想成熟的问题。许久，他才接着说下去：
“失去亲人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这点我的感受也许比别人深一点。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我的儿子、爷爷、岳父、姐姐、父亲5位亲人相继去世，我都没有回家为他们送终。部队任务吃紧，不容我回家啊！为了不影响部队的情绪，我连一块黑纱都不能戴。记得那是我父亲过世以后，我心里难受得好些天都平静不下来。父亲为了养育我们兄妹几个，一辈子历尽人间艰辛，现在离我而去，我越发地思念老人家。活着时没有给他尽孝，死了总该表表儿子的一点心意吧！于是，我找了一双白鞋穿上，按老家人的风俗这是为故去的人戴孝。我穿上白鞋一出门，有人就发现了，问：‘团长，你怎么穿个白鞋？是不是家里有事啦？’我连忙说，没事！没事！第二天就换下了这双鞋……”
5个亲人离开了人世，表面还得若无其事。你以为团长就那么容易当么？
全团同志都不会忘记，正是团长（当时他还是参谋长）悲痛的时候，国务院下达了在拉萨实行戒严的紧急命令，他们团也要进藏执行紧急运输任务。刘祥元的肩头担子重呀：老团长要上调去兵站部工作，政委因长期在高原苦斗身染高山病，头20天刚病故，副团长、副政委已决定转业。他抹平心头因失去亲人的痛苦，不怕超负荷重担压在肩头的硌痛，白天黑夜地忙着组织战勤运输工作，每个连队的出车动员都由他去做，然后一一送他们踏上征途。最后他也登车上了路，任现场指挥。在整整的25天里，他是一份心思四处操、一根肠子八处挂，今日昆仑山，明日唐古拉山，一会儿拉萨，一会儿当雄。任务完成了，他也垮了，本来壮实的身子只剩下108斤了，血压有毛病了，肝也有了毛病……
医生说，这是累的，必须住院。
其实，医生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只有刘祥元自己最清楚：5个亲人去世，他心灵上的创伤能小吗？过度的劳累，再加上精神上的痛苦，他的身体能不垮吗？
在青藏线上，我们访问了数十名各级领导干部，使我奇怪的是，好像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贮存着一段不愿或不宜向人们公开的带泪的故事。这些肩上扛着两道杠、几个星的“官”们，原来心理负担也是那么沉！我想，战士可以向团长、营长倾吐心事，也应该允许团长、营长、连长向战士交心，大家不要仰视他们，要让他们回到群众中来。当知道了他们在感情上有了压抑而痛苦的时候，应该理解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室儿女，也有七情六欲……
我认识了一位在团队工作的总工程师，41岁，北京钢铁学院毕业。人们说起他对青藏线的贡献总要提及这样一个数字：从1979年以来，他画的图纸有2千多张，两辆解放牌汽车也载不完。依我看，两车图纸固然可观，但他的贡献更重要的在于：一个知识分子以风雪严寒压不倒、山高缺氧拖不垮之势在世界屋脊上屹立了10多年，这个形象对多少人是巨大的鼓舞啊！好几个人告诉我，周围的人对这位总工程师有三个摸不透：一是他每年在线上的时间最长，哪一年也不少于200天。特别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时，他拿起包包就到线上去了。二是他至今还是夫妻两地生活，每年回内地休假，他几乎都是提前10天或半月回队。三是他经常坚持打扫公共厕所。一个年近半百的高级知识分子干这样的事格外惹人注目。有人曾经就这三个问题向他提问，希望他敞开心怀谈谈。他似乎对这样的谈话很不感兴趣，摇摇头转身就走了。
我也觉得这是个怪人，这次见面后也提出了这个老问题。他倒没有回绝，说：“很简单，在团里数我年龄大，是全团同志的老大哥，老大哥就得干点老大哥的事情来。”看来，一些人们认为很神秘的事情，说穿了，点明了，其实很简单。总工不会喝酒，但是爱喝酒，而且酒杯一沾嘴唇就醉，一醉就唱歌。我们那天一起就餐时，他主动提出摆酒，我怎么也推辞不掉，便答应小抿几口。果然，只喝了一杯老窖，他就离开席位手舞足蹈地唱起来了：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看来他并没有完全醉过去，一边唱一边“将”我和小杨的“军”：“今年春节，兵站部范政委上山给官兵拜年，听了我唱的歌，一口气连干了8杯。你们是好样的，就应该举起杯子来……”
不会喝酒的我，也经不住他这么折腾，不得不拿起杯子连灌几下，竟然也觉头胀胀的，眼前的总工在旋转……
我总觉得在这位总工身上，似乎还潜藏着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我捉摸不透。这么说来，他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
说实在的，这次回青藏线采访，我好像每时每刻都在醉蒙蒙中生活，好些事情真费琢磨。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个外表看来永远那么文静、轻松的张安发，也有一段伤心的事。我应该叫他小张，虽然他现在是格尔木大站的政委了。在我眼里他永远还是那个在《青海日报》发表诗歌的小张。我记得那年他加入青海作家协会时才25岁。后来，他当了兵站部宣传科科长，诗写得少了。
再后来，他上了昆仑山当了政委，就索性搁笔了。政治委员写诗，人家要戳脊梁的。这次来到格尔木，我才知道在他荣升到昆仑山之前，还和爱人林芳有过一段小小的“较量”。小林在西宁一所中学任教，她当时对安发说，你这“官”当到科长这个份上也差不多到了头，我看咱求个安稳你就转业到地方算了。安发是同意爱人这想法的。在他心里还有个小算盘：到了地方说不定还可以重新搞创作。可是，正在这当儿，组织决定他上山工作，他便改变了主意，反过来给小林做工作了，说那么多老同志在山上千了几十年都没有提出下来，我怎么好意思见山而退呢！小林一想也对，就说，那好吧，我的心跟着你一起守昆仑山。这是雪山女儿的话，张安发感到了爱情的温暖、幸福。
他进昆仑山了。留下林芳一个女人管一个家。终于有一天发生了矛盾，张安发在山上感到不得安宁了。调皮的小儿子因为不听老师的话挨了几句批评，便跑了，三天不回家。林芳跑遍了西宁她认为所有该找的地方，就是不见儿子的面，急得她直哭。她一个长途电话拨到昆仑山找到张安发，不分青红皂白便问：你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吗？
安发对我说：是的，我也知道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首先是大站的政委，而不是儿子的父亲。
青藏线上的政委就得时时刻刻把昆仑山扛在肩上，放在心上我的心受到了颤动，“把昆仑山放在心上”，他这话太令我深思了。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难怪那么多的青藏线人都有那么多的心事，原来因为这沉重的昆仑山，昆仑山……
次日，我去唐古拉山采访。临行前，张安发给沿途兵站打了电话，特地交代了一件事：作家不喝酒，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果然，没有一个兵站给我餐桌上摆酒。
我很满意，但又好像失去了点什么。
我发现这次青藏线之行，我似乎开始要喝酒了……
这是我蓄在心头已久的愿望：登上昆仑看看日出。
6月下旬的一天黎明，我和朋友按约定的时间攀上了昆仑山的一座峰巅。令人扫兴的是：东方灰蒙蒙的一片，不见一点霞光。
我感到昆仑山突然变得那么低；正因为它太低，我看日出的愿望才未能实现。
这是我1990年重返青藏线时留下的一大憾事。
“咱们再往上攀，登上昆仑山的山脊。”朋友提议说。
“山脊？在哪儿？”我问。
“那不是吗？到处都有，有山就有山脊。站在昆仑山脊上看青藏线风光，看青藏线人，肯定‘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于是，我们向山脊上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