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井冈会师》。远景是青葱的峰峦，欢腾的河水，盛开的杜鹃，悠悠的白云。两支部队在拥抱，欢呼……近景是一面闪动阳光的红四军军旗下，走着一身蓝布军装、风华正茂的毛泽东，稍后是眉清目秀、神情谦恭的林彪。据说，一次中央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会前，江青送来几张这幅刚刚印制好的油画，说是代表“中央文革”送的。老帅们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看着，像看一幅华君武或是丁聪的漫画，一个个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陈毅则突然站了起来，将画往地板上一掼，“这算啥子井冈山会师（口伐）？分明是红卫兵会师嘛！”江青气得扭头就走。井冈山群众中也悄悄传说，说是朱老总逝世前几年，被迫赋闲，憋闷不过，又战地重游，再度上了井冈山。看了这幅《井冈会师》图，拿起手中的拐杖，戳向林彪的脑袋，愤愤然说：“这小子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哟？”
1969年9月，林彪偕同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来到井冈山。在费去半个小时参观完纪念馆后，林彪对程世清说：“这个馆里的陈列是全国第一流的。”
叶群则忙不迭地把她那软得像一团白面的嫩手，伸向在场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同志们，我代表林副主席感谢你们！”
历史被权力的粗暴蹂躏，有时还不如妓女。妓女起码有呻吟的权利，而这里，即使是一批精通党史、军史的专家、学者，开馆前来协助审查，也保持了铅块般的缄默……
只有几个外国人在这里说了几句真话，其中一位是锡兰共产党总书记桑穆加达桑。纪念馆最后一部分的通栏标题是“井冈山道路通天下，毛泽东思想照全球”，版面上大都是新华社发的照片，内容为亚、非、拉各国人民如饥似渴地学习“毛选”。
当看到了一张说明词为“锡兰人民成立了若干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的照片时，桑穆加达桑指着照片上正一起读“毛选”的那三个人说：“他们都是锡兰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你们怎么说是在锡兰国内拍的？”
1968年冬天，程世清又下令炸掉罗浮棋罗坳的牌楼，上面有朱德同志1962年3月上井冈山时的题词：“天下第一山”。炸毁的还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这十一个字，也是1965年春天派人专程去北京请朱德同志题写的。
与此同时，程世清发动山上、山下的干部、群众进行献忠劳动。在林彪上山前的八个月里，整个井冈山成了一块汗雨飞空的大工地，开山声，引擎声，搅拌机声，敲石子声，不绝于耳，乃至通宵达旦……黄洋界上立起了高达二十余米的火炬亭，亭顶有一个耗资一万多元的大火炬，外壳是红色有机玻璃，内以钢片支撑，下面是一个六角亭。南山山头也被削平了，修整为有几个篮球场面积大的航船形状，船头位置，准备建一座毛泽东与林彪并肩屹立的巨型雕塑（此计划后作罢），以寓意“大海航行靠舵手”；四角，建了四个火炬亭，周围的栏杆花纹也由无数的小火炬组成。
火炬熊熊啊，从黄洋界、南山的火炬亭，到纪念馆大门两边的火炬灯……井冈山上，火炬蜿蜒如一条腾挪的长龙，气势似一片红色的森林！
井冈山的火炬——“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象征。
1966年至1975年，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形形色色的马列主义组织的代表，登临过火炬照耀下的井冈山。
有的横跨千山万水：刚果、阿曼、乌干达、南非、津巴布韦、海地、多米尼加、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还有小到在世界地图上用放大镜也难以找到的瓜得普罗、厄里特尼亚；有的历经千难万险，挨饥、受冻、迷路、追捕、人狱、流放，甚至同伴中有人舍去了生命……他们以朝圣般的心情，在这片东方的麦加，孜孜不倦，学习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从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到战略战术；从《土地法》到《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来得最多的是小个子、皮肤黎黑的越南人。政府或民间的各种代表团、外交官、留学生，仅上海复旦大学的留学生，一批就来了202人。尤其是军队系统的来得更勤，上至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下至连级干部，井冈山几乎成了他们的兵营。因为有着胡志明主席所吟诵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因为毛泽东主席曾庄严地宣布：“中国始终是越南人民反美救国斗争的大后方”，房子当时十分有限的井冈山，让越南人每人至少住一个单间；并不富裕的江西省勒紧裤腰带，让越南人一天吃三元钱的伙食。
我方陪同人员的伙食费一天只有八角。而井冈山所在的吉安地区，直到1983年，还有一多半的人口，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年平均收入在一百二十元以下……
七
一颗核桃，在一柄铁铆头的猛烈敲击下，破碎了！
基本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四面屏障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青史上已经享有的不朽光荣，井冈山的氛围是恬淡的，好像夕阳西沉时分茨坪上空一缕淡蓝色的袅袅炊烟；生活节奏也是缓慢的，缓慢到你在茨坪街上很难看到一个甩着流星步、或是跑步的人，你分不清哪是悠闲的游客，哪是本地的居民；无论生产，还是工作，都是有条不紊的，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与同样简单、重复的智力劳动。如果说前者还能有些低微的经济效益，那么后者，干多了不会嫌多，干少了也不会嫌少。没有谁等着这里造原子弹、银河式大型电子计算机，或是打出一口高产油井来，中国的报纸，历来几乎只从政治的角度，给井冈山留出版面……
一夜之间，井冈山的肩头，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一道，承受了当时中国最沉重的负荷。
一夜之间，所有的机关，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家庭，有了压倒一切的任务。
山上的中枢机构是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设宣传组、秘书组、生活组、保卫组。
仅生活组，就配备五十余名干部。接待办公室下辖十七个接待站，在茨坪就有七个。
沟边、拿山、厦坪、石狮口、罗浮、桐木岭、朱沙冲、黄拗、大井等处也分别设有接待站。大部分接待站，由井冈山附近的吉安、泰和、莲花、宁冈、遂川、安福、永新、永丰等县负责，每一个接待站由一个县来一套人马，从管理干部，到工作人员、炊事人员，从搭棚到购置锅盆碗盏，全包了，所需经费和粮食，则由接待办公室拨付。仅十七个接待站的炊事员，加起来就近千名。
谈不上口味，也难见荤腥。红卫兵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控制在三角钱以下。想想当年红军战士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五分钱，月底还留有尾子打牙祭，红卫兵们吃得津津有味……舌头的运动速度，早超过了蔬菜生长的速度，即使是白菜、南瓜。茄子这类大路菜，也难保证每天有供应，经常吃的是煮萝卜，炒萝卜，大米饭则尽管饱。山上虽然仓库有限，却在露天储备了一百万斤大米，二百万斤黄豆，消耗起来也惊人，常常一天得有八九万斤米下锅。红卫兵们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吃，急性子的人，再加上肚子里嗷嗷叫，饭欲熟未熟，便一桶、一桶地抬了出来，一揭盖，一窝人都埋进了雾气里……全山，像摆开了一张巨大的流水席。井冈山串联最高潮时，连饭也来不及煮了，使每个红卫兵抓上一把米，效仿起当年的红军战士砍下毛竹，锯成竹筒烧饭，满山炊烟袅袅，满山篝火熊熊。
大厦和招待所住满了，办公室和教室住满了，不几天，茨坪的老俵家里也住满了，晚来的红卫兵，能挤进走廊的就算幸运。有的，只能找爿屋檐，或是寻来一堆柴草，点起一蓬篝火，在山上迷迷糊糊地坐上几个夜晚……这景况逼得接待办公室下了决心，在茨坪中心，被众多建筑物环绕的近百亩水田里，除去西边的半块，组织群众放干水，在上面搭好架子，架子上又搭棚子，油毡覆顶，竹蔑为壁，下面铺上一层稻草。完工后，又见缝插针，马路边凡有空地的地方，都搭起了这样的棚子，逢月色如霜的夜晚，衬着四面笔架峰、五指峰、人面峰黑魆魆的剪影，高高低低、近近远远的棚子影影绰绰，缀之以点点簧火（那是红卫兵们在烤衣服，或是围着篝火在开什么会），间之以呼呼松涛，颇有“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韵味，让人遥想起古战场上安营扎寨的千军万马……
缺乏诗意的是山上数不清的永久性和暂时性、露天和非露天的厕所、便池。
每天，都有老俵和红卫兵在打扫、清理。仅温州一批来的四十几个红卫兵，就主动留下来干了一个多月。
每天，拉粮、拉菜的汽车与运粪的拖拉机，都在盘山道上交会而过……
一切都像转入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各个接待站里都好似十月革命前夜的斯摩尔尼宫——
大量的工作人员，每天压路机一般，数十次地走过山上的大路、小径，将刚到的红卫兵引去各个住宿点。常常早饭十点钟吃，午饭下午二三点钟吃，而晚饭，则要拖到所有的红卫兵都进入梦境之后……
电话铃响不断。十有八九，那是哪路红卫兵来要房子设立联络站的。棚子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只有一溜到底的统铺，你不给他们吗，他们确实有困难，而且搞不好，他们当即就会来一伙人，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批斗你；你给他们吗，要抽出一间房子，又真差不多难似要抽出自己身上的一根肋骨。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不见经传的组织是决不会给的，给房子的一定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这样全国叫得响的组织，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后盾去对付前者的纠缠。
来人更是不断。十有八九，那是来批条子借钱、借物的。有过这样的镜头：一个二十一二岁、身架发育得好似运动员的红卫兵，走进生活组，接待他的是副组长徐勉同志。
“我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叫高歌东。我们司令部组织了四个方面军上井冈山，我是先头部队第三方面军的，路上坐车带走，跑了十几天，一路印传单、买语录片送群众，很多同学现在连买牙膏的钱都没了，得向你们借点钱……”
“借多少？”
“一人两元吧？”
“那好。你们有多少人？”
“三百三十二个人。”
徐勉的心，好像是一杆天平，好感刚刚还在高歌东那边——他看出这个小伙子说出每人借两元钱时，口气还有些迟疑，似乎这数目太多了。其实接待站定下的幅度是，一般的困难，每人可借个三元、五元；有特殊困难的可借至十五元、二十元——顷刻间，怀疑与紧张，就落到了自己这边。三百三十二个人，六百六十四元，这可是一笔巨款，自己手中的笔还未划出去这么大的数字。此人莫非是个骗子？
“你等等，让我们研究一下……”
话刚完，电话铃响了，徐勉拿起话筒，小伙子将压簧一按：“对不起，你得先解决我这个问题再说！”
高歌东的目光，随他的口气一下强硬起来。
“你有介绍信吗？”
“没有专门借钱的介绍信。可我带了公章，现在可以给你写。”
他顾不得注意徐勉的愕然，一下揭起自己的军装下摆，露出腰带上系着的一串章子，总有七八个。他解下其中一个最大的、有茶杯盖般大的章子，接着，从徐勉桌上拿过一张纸，刷刷地写了一张借条，“啪”的一声，在纸上盖上了章子。
那赫然映目的鲜红印戳，并没有打消徐勉的怀疑。看着对方熟练、敏捷的动作，他心想，这小子一路上一定不知道写过多少张借条、盖过多少回章子了……他竭力想抓到对方的疑点，他知道只要抓住了一点，这满屋子正等着批条子的红卫兵，顿时就会叫你高歌东（他想过，这名字大概也是捡来的）好看！
“你有学生证吗？”
对方坦然地掏出了学生证。“哦，你是不相信我们首都三司？那好，你就记下我的系、班级和学号，借条也以我的名义写。回北京后，我负责还你们！”
徐勉头一次批出了一笔巨款……
高歌东刚走，他给一个接待站打了电话。“第三方面军”，共三百三十二人真住在那里。一个多月以后，生活组收到了一笔六百六十四元的汇款。
偶尔，接待站也有这样的镜头：一张借条，连同一个红卫兵证，一道送到经办人手里。
经办人一看，借条上的名字是“邹国华”，本来往登记簿上照抄下名字就是，经办人偏偏是个十分好学的同志，“邹”字她不认识，不便直问此字，她佯作没有细看借条的模样，问了句：“你叫什么名字？”
对方手指借条上的名字处：“我就叫这个。”
经办人偏偏又是个十分认真的同志，再追了一句：“你说呀，你叫什么？”
对方还是说：“我……就叫……这个。”
她疑心了，天下哪有讲不出自个儿名字的人？她顾不得自己的面子了，指着借条上的那个“邹”字，“告诉你，我小学只读了四年，不认识这个字，你得念出这个字来！”
对方的脸转成猪肝色，木讷讷地似要说什么，突然急转身，欲拔脚跑掉，被身后的一位红卫兵一把揪住。原来此人是安徽某农中的学生，昨天已用自己的学生证借过一次钱，今天又想用拣到的“邹国华”的红卫兵证再“借”一次钱。一路上，他这样干了多次，没想到到了井冈山，竟一跟头栽在这个他也不认识的“邹”字上……
存放物品的仓库前，更是人头攒动，汗气蒸腾……
从广州来的红卫兵，身上穿着两件单衣，脚上是塑料凉鞋，白天还能挺住，可一早一晚，一个个冷得瑟瑟缩缩，急需要借绒衣、绒裤；从山东聊城来的红卫兵，在家里一年只洗两个澡，没有出门带肥皂的习惯，走到井冈山，人像是刚从腌菜缸里钻出来，身上的汗垢，一条条搓下来几乎有筷子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