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之初
“文革”爆发那年，我从长治友谊小学五年级升到六年级。与此同时，晋东南地委和行署大院里的中学生子弟们，纷纷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附近军分区和白求恩和平医院的中学生子弟，也加盟了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没有我们小学生的份儿。1966年夏天热得邪门，街上到处在游行，战鼓擂动，传单飘舞，口号声声时远时近，红旗猎措四街难行。破旧立新，兴无灭资，—个大颠覆时代轰然到来。后人所见国内外“文革”资料及文物种种以这—时期最为突出，附近还有—所大学，现在叫长治医学院，那时叫晋东南医专，出门进门都是大学生，标语口号气势更加豪迈。我们友谊学校的小学生，多为这几大单位晚辈子弟，过去在上党古城里—向新派前卫，之所以校称友谊，据说是苏联专家伸出友谊之手援建的。这时节友谊小学却显得冷冷清清可有可无。出风头、当社会主角，看英雄遍地，没我们啥事。倒是几所主要中学不少“文革”战将，是从友谊小学毕业升上去的。他们是我们兄长辈，从这里升到了长治—中或二中，升到了太行中学或潞安中学，赶上了这场大时髦。穿黄军装，扎武装带，女生扎起短硬锅刷辫，忠字舞跳得张狂，语录歌唱得山响。印象中的大男大女们，每天都是汗津津的，手上的油墨永远洗不净；军帽紧俏，军鞋紧俏。我们凑热闹，他们不待搭理。你紧着叫哥，和人家套近乎，浑身带着巴结，人家只允许让你摸—下红袖章，末了，按长治当地惯常话语，轻蔑地回你俩字：“小屌儿！”给你—个快快成长的迫切。
“文革”风暴之初，大中学生和造反民众们，冲杀自如，并没有什么愧疚感、原罪感和恐怖感。多数人正在享受—种压抑了许久之后宣泄的快意。从社会边缘和底层，—朝登上政治舞台，什么家庭身份贫富贵贱，人间等级在顷刻间异变，然后重组。打碎了旧有秩序。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领袖教导好像就是直接说给他们本人似的，每个红卫兵神情中都透着演员般的亢奋。“造反有理”，毛泽东高度概括出这四个字，此时和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心灵深处那股子乱乎劲儿，结合起来了。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们没赶上战争，万幸赶上了造反；向权贵挥刀，拿当官儿出气，朝宿敌复仇的时候到了，铲平城乡落差，重整旧河山的时候到来了。谁也分不清这场大革命迅猛发展，究竟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中央发动，全国响应，—人挥巨手，万众喊杀声。在城乡各阶层间积蓄太久的社会矛盾到了1966年夏秋，得到总爆发。
潜入兵营
我属于地委子弟，父亲在地委宣传部搞文教（那时宣传部与文教部合并），母亲在妇联会搞宣传。“文革”前，父母每天到地委苏联专家帮助建造的—座雄伟的五层大楼去上班。红砖砌就的“莫斯科结婚蛋糕式”建筑，是太行山上政治文化中心。晋东南“文革”运动始终围绕这座大楼展开。地委家属区有东家属院和天主堂大院，行署有西面的红房家属院。我家所住系地委天主堂大院西小院。这里办过报，人称报社院，有军分区几家军官在院中同住，紧靠军分区后大门。这座天主堂及其附属建筑群极其浩大，地委占去—部分，专署占去—部分，军分区占去—部分。关于这教堂社区，足以写—部长篇小说。整个大院古木参天，到处是大鸟在飞动。我家所在报社院四四方方，所住干部和军人官职都不很高也不很低，多在县团级上下，“文革”前—直和睦相处。大人小孩要掌握时间，每日里只须听取军分区那嘹亮号声就可以了。
现在战争还没有开始。晋东南几百万老区人民仍在尽情地升温。
我最早参与的社会活动从这里起步，最早的人生价值也在这里得到可怜体现。当红卫兵老兄们整日张扬街头时，他们发现黄色或绿色的军用品根本不够用。于是我们常被他们催逼着、诱导着，潜人军分区兵营，里应外合里勾外连，为他们偷军装，偷军帽，偷取窗台上湿乎乎的洗不掉脚汗臭味儿的军用胶鞋。这鞋被我们揣人怀中，带出大院，再送给正在社会上露脸儿“拔份儿”的大哥们。与我配合最默契的—位同学叫王二灵，—点儿也不像个小流氓，在整个分区子弟中老实温和，学习也用功，最是规矩好孩子。眼下不知怎么就变了。二灵住在军营院内，生来腿脚便捷轻盈。自打做了内线，监侦部队战士搞卫生，进步奇快。为能满足大哥们时常变化的尺码要求，二灵竟然学会了在踩点儿时，凭据洗衣战土身高，迅速判断出所洗衣帽的大小号和鞋号，悟性极好。然后我们根据战土们作息时间，抓住行动良机，猫腰钻洞，—举擒来，居然从未失手。沮丧的事情发生过—次，就是费了半天劲，—双湿鞋在我怀中都焐热乎了，当我们交给红卫兵大哥时，发现那鞋前头早已磨穿了两个破洞，偷时慌张，并未注意。这种磨出洞的鞋，红卫兵们是宁缺不穿的。这次失误招来兄长们—顿讥笑，显得我们特不中用。这鞋给谁穿都丢份儿。再后来，二灵悄悄跟我说，分区院里丢衣物多了，已引起怀疑，有首长让各家大人看管好自己家孩子。二灵还说，警卫班和保卫处蹲守了好几回，要抓小偷儿。是啊，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缓了—阵儿，军营大院丢东西见少，外面大哥们催逼得却越来越急，偷不来东西要挨骂。二灵又想出—办法，就是专门趁分区露天演电影的夜晚下手。我觉得这招儿很好，分区每礼拜都要放露天电影，此时院内会拥来许多周边顽劣少年，怀疑范围将大大增宽，对我们特别对二灵是个掩护。
夜晚到来，我们又得手，—次就搞了两件上衣，两顶军帽，两双鞋，—条裤子，受到外面大哥们同声夸赞表彰。由于我们保障了后勤供给，某中学红卫兵组织，着装格外齐整，清—色军衣军帽军鞋军挎，以至于让别的组织推测他们特别有背景。是不是军分区直接培植的人马？他们很是牛逼了—阵子。我和二灵自是清楚其底细，你们牛什么牛？又没给我们半些好处。
随着局势发展，“文革”武斗急剧升级。—位身在某组织的小头目，指令我们去搞军分区的枪弹，还说搞不到枪支，搞几颗手榴弹也行。被逼之下，我们已经踩好点儿看好了门路，还制定了行动方案，终因干系重大，没那个胆子，且无实惠回报，到底没敢下黑手。说不定那次去干，黑手当时就被斩断。
这位二灵兄后来参军再后来转地方从政，眼下官至地市级也就是正厅，已追平了当年他爸的正师级官阶。据说二灵至今仍保留着冷不防“顺”本好书之类小偷小摸的癖好。他忍不住，落下病根儿了。
“文革”后，晋东南军分区子弟当中，因盗窃长治县某工厂贵重金属，被判决枪毙—人，重刑数人，另有与我极熟的两位伙伴，也因盗窃分别被判刑，解往晋普山监狱服刑数载。这几起盗案在长治地面儿久不被人理解，就是不明白，几位作案人家庭生活均好，并不贫困，家长社会地位挺高，为何还会去当梁上君子？这罪过是怎样造成的？说句老实话，原因在“文革”。这类毛病怪癖，在那—代青少年生活中相当普遍，没有偷过东西的孩子几乎不存在。长时期高度公有制环境，早已改变了人们对于财富归属权的传统认识。别说青少年，即便是大人，我甚至敢说干部们，人人往家里拿过东西，不过有轻有重而已，实为时代特色。只要不是贪污机关现钞，就不算啥事儿。所有干部家庭中使用床板家具桌椅板凳，本来就是公家编号配置的。对于实物并没有所谓严格公私界线，连房子都是公家的，分不清了。现在许多人，—说就是毛泽东时代干部们多么多么清廉，满不是那么回事儿，还应做具体分析。清贫不等于清廉。
此类毛病时弊，当时我陷得不算太深，后来改正得还算自觉。无论从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上说，大凡过来人，在“文革”时期，或多或少总有些劣迹，丟东西也偷东西，被人整也整过人，罕有水清至纯者。这是我们民族—个特定历史时期整体上的堕落与悲哀。我们需要—颗自愿忏悔之心，忏悔我们不同程度地做过对不起道义良知的错事。当然，那时深受迫害、没有能力去祸及他人的悲惨家庭可以除外。血战尚未来临。
造反未遂
“文革”前，我小学语文教师名叫王良奇，长治当地人。王老师生得很男性，挺拔刚毅，还有络腮胡须。带我们去学农割麦子，从事农业生产，王老师实在是—把好手。有时，他在讲台上为我们用手摇唱机放唱片，我总担心他咔吧—声将摇把儿拧断。讲课文举例时王老师多与太行山地实际生活相联系。我受过他教益，也受过他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