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斤澜先生的散文，感到是一种享受。之所以是享受，则因了其中的沟通与共鸣。就所谓“效应”而言，这当然是读者的理想，也是作家梦寐以求的追寻。“着书皆为稻粱谋”，虽为龚自珍的名言，但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林斤澜先生不是那种“投入批量生产”的作家。他既不想造成“流行色”，也不侈望“流行款式”。他只是不紧不慢酝酿自己的“文章”。小说是如此，散文也是如此。我只读过林先生的两部散文集；一是《立存此照》，一是《随缘随笔》，读后第一印象便是写得“随便”。这“随便”，着实把自信的吐纳与虚弱的正襟危坐区别开来了，也把宁静致远与心浮气躁区别开来了。我开始只是感到，所谓“随便”，也就是“有感而发”或散文的“散”，以及“散”的和谐、通脱与自然，后来我读到林先生的《散文闲话》，才知晓此处的“随便”是不能随便说的，就如林先生所言，“‘随便’前边添了‘苦心经营’”，方可产生出顿悟真谛的“惬意”。正因为如此，林先生也感觉到散文的“难写”，并积极呼应了汪曾祺先生的“首先把散文写好”的见解。细细体会，我们倒可以悟到林先生之所以把散文称作“老年文体”的含义。的确，“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形式，如新诗、戏剧，是外来的。小说也受了外国很大的影响。独有散文，却是土产”（汪曾祺语这“土产”从魏晋唐宋明清发展到今天，想在汗牛充栋的散文库存中添增几页新篇章，谈何容易！或者说，在这“随便”的创造过程中，倘无非同凡响的“苦心经营”及水到渠成的功夫，那是“随便”不起来的。
林先生说：“我看古来人、情、事、理，都有路走，也都走出过名色来。不过又和别的文学形式不同，不追求典型，不安排故事情节，不以逻辑来观照……这也不要，那也不用，文学的‘要素’就那么几个，还剩下什么呢！”“因此，在表现手段上，看来语言的负担，就分外吃紧了”；又说：“什么是美文？看来着重在表现形式。文学又无声无色，形式怎么着也是靠语言张罗着。”（均自《散文闲话》）且不论这些“摘引”的意思可靠到怎样的程度，就说看重“语言”这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当然，散文的“语言”不等于作为交流工具的“言语”，我们可以理解成包括修辞行文在内的“叙述”。其中，首先是“说好中国话”，不要如某获奖作品那样犯“不可叵测”的错误，真正做到：“散文之妙，一曰散，二曰文”。林先生的散文在“散”的“随便”中，是十分注重“文”的。可谓“行其所当行，止其所为止”。更注意到了“美文”的“美”或“文”，还不止于局部的语言表达，而是在于舒卷自如中的匠心独用。就我的阅读印象来说，觉得林先生的散文在语言（或叙述）上具有这样一些讲究：一是尽可能地“随便”，恰如与朋友“谈天说地”，即拥有一种“闲话”的气息；二是简约，甚至不惜思路上的“跳跃”，免去了因“随便”而可能出现的啰嗦、重复乃至缺乏生趣的枯燥；三是节制，不失控，不泛滥，说到何处为止，心中自然有数（这是特定环境中养成的智慧或狡狯，也可是写不成“长文”的原因四是风趣幽默，而在诸如讽刺调侃之类的表达中，自然隐藏着很犀利的锋芒。林先生的散文多次提到鲁迅先生的那十二个字：“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我以为在中国作家中，林先生是一位真心诚意的实践者。几乎就是他的创作“座右铭”。不过，如何实践这十二个字，每个作家还会有自己的特点。譬如，林先生的实践是朝着“富有余味”的方向前行的。这也是他的“随便”、简约、节制与风趣幽默的语言（叙述）特点所具有的总体风范。我想，至此便可说一声“境界”了。
鲁迅的那十二个字，说的是“白描”。于是，又让人想到林先生的那些富有“白描”功夫的以写人为主体的散文，如《“夜半歌声”的歌者》、《忆林夫》、《终课无语》、《杨沫心态》、《我们叫他端木》、《注一个“淡”字一读曾褀（七十书怀）》、《微笑的失落》等等。其中，最见功底、也最显真诚的，便要推《注一个“淡”字》和《微笑的失落》了。前者写的是汪曾祺先生，从《七十书怀》中的“文章淡淡忆儿时”的“淡”说起，一路写下来，由“淡”而“浓”，对汪曾祺先生的人品、文品乃至坚守自己精神领地的所思所想，作出了同样是由“淡”而“浓”的注解；而后者写的是沈从文先生，突出的是“微笑”（“自在”的微笑），而“微笑的失落”意味着什么呢？读读那精妙而饱含辛酸的抒写也就明白了。我觉得，林先生的这几篇写人的作品，是够得上当代散文史上的“精品”的：因了它们的特别也因了“白描”中的意味无穷或令人慨叹的丰富。
不要以为林先生写了“风情”或“癔”之类的小说（《矮凳桥风情》系列、《十年十癔》系列），便把他划入“怀旧”的行列一“怀旧”不假，可谁不“怀旧”？但林先生洞察现世（包括演变着的文坛风景），尤其是倾听幕后声音的能力，要比时下的“文学青年”敏锐得多，也厉害得多。若以林先生谦虚的说法论，那就是“不绝如缕”。譬如他的《乡问》、《乡谈》、《遭遇》、《报战》、《禁一书皮上一个大禁字》、《闻鸡起兮》、《对号入座》等，都与时事相关，而且常在充满怀疑的“逆向思维”中，让人由“随便”而进入“深沉”。所以我想，林先生的散文虽有“伶仃独步”的意味，但论其魅力，却是可以博得广泛的呼应的。
一九九七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