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题联，震撼着我的心胸，放下书本，我站在窗前远望。几团薄云飘过，月光如水，银流般地泄向大地。远处的霓虹灯灿烂闪烁，近处的树木浓墨重彩。我的思绪飞到了近几年追觅李大钊烈士在北京用生命承担道义的各个结点上。
北京大学红楼
古老的北京大学红楼，地处“五四”大街，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它虽经历近百年的风雨沧桑，却依然泛着红光，犹如巨人般地挺立着。门口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的大牌，更增添了几许神秘。我每次路过这里，如果是乘车，必行注目礼；倘若骑车，定会放慢速度，或是停车看展窗。目的在于想洞穿历史，了解更多的思想文化发展史。
前几年，红楼一层刚被辟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历史教育基地。我和老伴有幸成为第一批参观者。
红楼最东头有一套间小屋，里间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外间为会客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授陈独秀、胡适、鲁迅、梁漱溟等人常来这里，讨论新文化运动及如何施展人生抱负等问题，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人物的聚会处。一个学生写道：“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认真……一九二零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
在这间小屋里，李大钊写出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寄往上海。先后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还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他主编了《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节译稿。由于这两本杂志的宣传，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还使社会主义思潮成为主流，也在思想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做了准备。所以有人称“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缔造者。1983年，党中央为李大钊新建了纪念馆，评价说：“一九二O年三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受过他的影响。”
红楼西边有一间阅览室，靠门有一张长方形小书桌，这是毛泽东当时在北京大学做助理图书馆管理员时的办公桌。东墙上贴着北京大学工作人员的月工资表：蔡元培500元（校长），陈独秀350元（教授），李大钊120元（图书馆主任），毛泽东8元。
正是这北京大学，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三位巨人，提供了一定的生活空间，这也是红楼至今还十分耀眼的原因之一。
文华胡同
闹市口中街有个弯曲而狭窄的文华胡同，坐东向西的24号院是李大钊的故居，原为三进院，他家只住前院。是当时共产主义小组经常活动和一些党员暂住的地方。李大钊牺牲后，为避免敌人欺扰，也是生活无着，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搬回河北乐亭县农村的老家居住，该处便成了大杂院。我几次想闯进去参观旧迹，无奈门口挂有“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牌子，只好站在门口窥望，院内盖满了鸽窝式的小房子，只能一人侧身而过。后来竟连胡同口指示“李大钊故居”的牌子，也被人摘去了，致使许多敬仰烈士的人未果而返。
2006年，北京市决定此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搬迁二十多户居民后，建起了“李大钊纪念馆”，让人们凭吊烈士，接受思想教育。
东交民巷
巷口有一座古老的教堂，深宅大院、墙高门闭，机关单位不多，行人较少，街道不宽，但两旁树木高大，形成林荫走廊，我几次徘徊在此巷中，心里有种阴森的感觉。这里曾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192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有资格和代表意义的李大钊因工作忙而未能参加，便派张国焘出席。会后他被任命为北方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1926年，反革命势力已形成“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党内领导与同志和党外朋友劝他向外转移，可他为了工作便利，只把领导机关搬到了苏联大使馆继续工作。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土匪大帅张作霖紧密配合反共，竟不顾国际公约，悍然从苏联大使馆抓走了22名苏联人和36位中国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的骨干）。
李大钊等同志被捕后，全国人民的万分关切。北京大学等9所高校校长联名保他，当过政府教育部部长和司法总长的章士钊等名人前往交涉，连国民党的一些要人也出面说话，都因反动势力的黑暗残暴而未能奏效。历史告诉人们：只要封建势力与法西斯结合统治国家，任何民主、民生、民权都会受到严重摧残。因此，反对封建法西斯，是人类社会中大多数国家人民共同的长期任务。
“文化大革命”中，据说一些极“左”分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认为敌人逮捕李大钊时，他身边有一把手枪，为什么不“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这使我想到了我党的另一位领袖瞿秋白，敌人要杀害他时，他找了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面对敌兵坐好，然后告诉敌兵：“开枪吧！”
我以我血荐轩辕。共产党人表现的是那样的从容不迫，视死如归，这就是高级领导干部顶天立地的光辉形象。
西交民巷
巷头交叉口，有一条南北街，清末时这里设有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所以起名刑部街。民国建立后，设立了京师警察厅和高等审判庭。1927年4月28日，也就是李大钊被捕后短短的22天，他就和19名志士一起被北洋政府用从德国进口的洋绞刑架（1961年我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此架展出，编号为001号）在这条街上杀害了。当时的《晨报》上说，蒙难的李大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他第一个“登上绞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肝胆两昆仑。后来的革命烈士有诗曰：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这也是李大钊烈士的写照。他用38年的人生，为中国人民铸造了一尊万古千秋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
化作春泥更护花。1958年，在建设人民大会堂时，刑部街改建成了人民大会堂西路。警察厅、高等审判庭和刑场等处被拆除干净，现今这里已建成了漂亮的国家大剧院。每当旭日东升，彩霞满天之时，大剧院周围的水光反射，映红半圆球，它多么像烈士们的鲜血，滴落在了具有革命传统的天安门广场近旁。它将永远警示人们：坐在大剧院欣赏精美艺术之时，请千万不要忘记，这里曾是李大钊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圣地啊！
长椿寺
西便门东南的长椿街上有个长椿寺，附近居民和寺内的人都很善良，李大钊牺牲后遗体被寄存在寺内。6年后，即1933年的4月初。李夫人赵纫兰才从先生的故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来到北京，请求北京大学代办丧事。
虽然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活动更加猖獗，但烈士的故交、好友、学生们，都深知他的工资都支持了穷学生或交给了革命，于是纷纷发起公葬捐款，连在外地的鲁迅、梁漱溟也寄来了汇款。还有一些当年被旧军阀政府通缉，后来成了国民政府的部级干部的人，因受烈士人格魅力的感染，没有忘记他们曾经一起战斗的友情，也来捐款并参加葬礼。
4月23日，数千人的送葬队伍，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李大钊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宣泄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情绪。
我初次找到长椿寺时，大门锁着，一片破败样子，已属危房。待再寻访时，已被修葺一新，变成了博物馆，其中有一室介绍了李大钊和其他烈士的英雄事迹。
万安公墓
这里是北京早期的公墓，墓因人名，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时光的流逝，后来鲜为人知了。我转了两次车，又步行二三里路，边走边问才来到玉泉山西南的公墓门口。守门员很负责任，向我和几位想瞻仰李大钊陵园的浙江教师要单位介绍信。我们说，你门上挂的是北京市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我们外地人自动前来凭吊以寄托对革命烈士的哀思，现在我们到哪里去开介绍信？不一会儿，来了一队师生，守门员说：“这是领导为公墓安全订的制度，你们就随学生一起进去吧！”
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公墓内的一个小院中。花团锦簇，生命之树常青。李大钊烈士的一尊高大的汉白玉雕像迎面挺立，后面是烈士夫妇的合葬墓。中共中央敬挽的大理石墓墙，影壁似的立在院前，充分肯定了烈士的功绩，使他的形象更加高大完美。
在陈列室里，立着一块不大的旧石碑。上面刻着一颗红星和一幅黑色的镰刀锤头图案，中间为“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落款是北京市革命团体，背面刻着革命者的激烈言词。虽然石头不太规整，雕刻的字体也很匆忙，但它表现的却是北京人民热爱李大钊同志的一片心声。因怕反动派毁碑，所以连同烈士的棺木一同下葬，解放以后才出土，它见证了烈士的精神永远不朽。
德高望重
李大钊烈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辉煌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由于他高尚的人格魅力与谦和宽厚的性格以及文章的真诚而有说服力，使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位学生说：“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格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
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为烈士立的一方碑上写道：“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城中……”
章士钊是李大钊最好的朋友。两人交往14年，“始终情同昆季”，是他把李大钊介绍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让其任图书馆主任的。在《李大钊先生传》的序言中，章说：“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高层的领导中，有两位经历过敌人监狱严峻的考验，一位是李大钊，另一位是任弼时。他们都是最忠诚的革命家。两人的工作、品德和性格都非常好，曾受到党内外许多人的高度评价，真可谓中国人民的楷模。只可惜李大钊被敌人杀害了，而任弼时同志却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也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国家的损失太大，可惜可叹啊！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李大钊的背影远去了，但我还经常从红楼前路过，因为我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从来都是踏着烈士鲜血前进的！
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