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到在识人的问题上要力求全面，从人才的外表、气质，到性格、脾气，从能力、素质到秉性、修养，从具体行为到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经常会发现有很多与众不同的人，他们各自都具有鲜明的特色：有的人恃才激物、特立独行，却有旷世奇才；有的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却胸怀天下，谋略四方；有的人学识浅薄、低陋粗俗，却英勇善战、不畏强势、忠肝义胆。如何用这些人呢？古人其实早已有了许多实例，如曹操用杨修，汉高祖刘邦用郦生、陈平等，虽然其中并非都是可取之处，但以史鉴之，归结起来，也就是要能够避其所短，用其所长。毛泽东任用林彪的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林彪受陈潭秋、林育南的影响，思想进步很快，16岁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8岁就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并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林彪参加了南昌起义。然后又随朱德、陈毅一同上了井冈山。上山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10师28团一营营长，28团团长和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据说，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便对林彪饱满的革命激情和战斗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林彪其人性格内向，孤僻，不爱与人交流，表情单一，且偏执、自傲，很少有人能与他愉快共事。
除难以与人相处之外，林彪更主要的问题是思想不成熟，对革命缺乏冷静的思考。因此，毛泽东常常需要给林彪做思想上的工作。
早在井冈山时期，面对第三次“围剿”时，林彪就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随即回应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部队转移到赣南、闽西，面对国民党的“三省会剿”（即江西的金汉鼎部队、福建的刘和鼎部队和广东的陈维远部队联合围剿），林彪的思想又开始出现左右摇摆。1930年1月，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特别的“新年贺信”，信中透露出一股悲观情绪，主张在当前形势下，红军应以保存实力为上策，因而要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毛泽东一眼便看出了林彪在大敌压境时流露出的胆怯心理，积极地说服教育林彪应树立信心，大胆往前看。他在信中写道：
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以前感觉到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是最明显的。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的革命不适合的。
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殖民地一件事认识清楚。
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点，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的就在于这一点。
在长征途中，林彪的问题表现得更加尖锐，甚至直接质疑毛泽东的指挥才能。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其军事思想也得以实施。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打了不少胜仗，同时也必须多走一些路，这是正常的，毕竟从当时的紧张形势看，红军在战略上确定的基本思路是对的。对此，林彪却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说毛泽东这样指挥不行，要把部队拖垮。直截了当的提出对毛泽东的领导能力的质疑。四渡赤水之后，林彪甚至直接打电话给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让彭德怀站出来指挥红军，说“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坚决不同意，林彪又给中央三人团写信，要朱、毛下台。
虽然林彪有以上的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林彪也有其自身明显的长处，那就是他在指挥作战方面的才能。毛泽东对林彪同时存在的明显的缺点和优点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十分清楚的：对缺点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对长处予以积极的鼓励。林彪先后担任了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一军军长、红军陕甘支队副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到达陕北后，又任红军大学校长，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担任了八路军115师师长，并指挥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声名远扬。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中，其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从林彪的例子我们看到，如何对待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对于非原则性的短处，且不会影响其长处的发挥，这样可以大胆发挥其长处，大胆任用，使其尽智。而对于其短处则逐步加以教育引导，促进自身的完善；对于那些影响长处发挥的短处，或直接决定着长处发挥效果的短处，应该努力帮助其改正和提高，在短处得以克服的前提下，再用其所长，而不可急于求成，赶鸭子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