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党项羌人高原气质和高原品格的摇篮
在蕃名为“大白高国”、汉名为“大夏国”的王国（俗称西夏）建立（1038）之前，属于古羌人支系的党项羌族，就一直是活跃于中国境内西部地区的一个边疆民族。
同我国其他古代少数民族一样，在伟大的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逐渐趋于融合，最终实现统一的宏伟格局中，党项羌族有着不懈地争取自身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历史。正是在这一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党项羌族既不断地适应而又不断地改造着自身的生存环境，加之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经营商品交换、迁徙生活领域、吸收先进文化等多种途径，去追逐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跨越和提升，从而使其民族的精神世界，诸如心态、性格、情操、思想、信仰等，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放眼长河之滔滔，自然会遥望其源头。当我们怀着求知的渴望，着手探讨西夏人的精神世界时，首先会将热切的目光投向那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去追寻党项羌族的先民们在其最初发祥和生活的这一巨大摇篮里的真实面影。是无限辽阔的苍茫云天和无比雄伟的壮丽山川先天地赋予了党项羌人的高原气质，并强有力地哺育并造就了他们的高原品格。
1.安多：党项羌人心爱的雪山牧场
有文献资料可征的历史事实是，在祖国西北边陲建立大夏王国（俗称西夏）的党项羌人，其先民原本并不是西夏境内故有的土著民族。这些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羌人，其先民是来自一个俗称“安多”（又作安都、阿木多等）的地方。
“安多”在哪里？按学术界通常的说法，“安多”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区域，即今天的青海、西藏、甘肃、四川诸省毗邻交界处。可这位于“交界处”的“安多”，其地域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学者们的看法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石泰安认为，“安多”包括西藏的整个东北部（笔者按：此处“东北部”，除含指西藏的部分地区外，主要含指今四川省境的西部及北部），甚至还包括占地辽阔的库库诺尔湖（青海湖）和黄河（西藏人称之为玛曲河）的上游，其南部以巴颜喀拉山为界。李安宅认为，“安多”是指甘肃、青海及四川西北的边界地区。显然，前者的“安多”大于后者的“安多”。
其实，对“安多”地域范围的不同看法，反映了“安多”这一地理概念被人们在不同的既定历史背景下使用的情况，说明“安多”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处于流变之中。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流变呢？笔者以为，是由石泰安所说的“安多”，转变为李安宅所说的“安多”，即在原有大的地域范围中，进行东向偏南的移动，放弃部分西向偏北区域而作东向偏南区域的适度延伸。从实际情况来看，以李安宅的“安多”概念，来指称党项羌人内徙前的牧耕之地，大体是允当的。
这一被称为“安多”的地区，是一片非常辽阔而美丽的雪山牧场，是青藏高原东延部分中的一块最为富庶的地方，它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与青藏高原的本部地区相比较，都有着许多优越之处。这里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有着与川西高原终年积雪的贡嘎山（海拔约7000米）相颠连的，夹杂在岭谷之间的大片大片的沼泽和草原。这里有着温带、亚热带高原气候，日照较为强烈，降水较为充沛，不仅适宜建立牧场，也适宜供游牧居民安身。安多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东面连着物产丰富的四川盆地，西面不仅可以直达青海东部黄河源首地区，还有一条远绍西藏北部荒原边缘的呈东西走向的狭长地带。这里存在有双重形态学：高山牧场和田园，牧业和农业。居住在这里的，有“山民”，也有“平原民”，而在稍近北部的地区的特点，是由“草人”和“森林人”所占据。
安多是独具魅力的民族交汇区，在中国西部民族发展史上占有特别的地位，它有着深厚的西部文化积淀。这里曾经是许多支古代羌人的极为重要的经济、军事、政治、宗教、文化的活动区域。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羌人，其先民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大约将近1000年，即从公元前4世纪初至公元7世纪中期），曾依靠以游牧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停地迁徙在安多地区（尤其是北部）一座座山川之间。据《旧唐书·党项羌传》，党项羌“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又作野律氏或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跋）氏，而拓拔（氏）最为强族”。面对无尽的崇山峻岭，他们必须艰难跋涉，迈步逾越，不断攀登；面对突如其来的雪崩、冰雹、黑霜、暴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他们必须无奈地承受全部的损失，还得能动地寻求尽可能的补偿。为了让牦牛、山羊和良驹宝马都能够体健肥壮，以便为衣食住行所需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源，党项羌人始终以追逐流水、绿草而居、而作，作为自己生存的首要选择。而正是为了实现这个选择，一辈辈的党项羌人，在安多大地上不断地变换和调整着自己的生存空间。移动于牧场上的帐篷和毡房，大都用牦牛尾或羊毛盖顶。男女老少平常穿着的服装，普遍用裘皮或粗毛制成，而他们在风雨中的典型形象，则是身披毡衣，目光炯炯。党项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无法令，无赋税，无文字，无历法。人们闲暇之时，相聚一起，或谈天，或角抵，或手拥坛罐咂饮着自制的大麦酒，其乐融融。长久以来，他们一辈辈人总在传递着贱老、贵少、重复仇、重武力等古老的习俗，《新唐书·党项传》载：“老而死，子孙不哭”；“少死，则曰夭枉，乃悲”；“未得所欲者，蓬首垢颜，跣足草食，杀已乃复”。他们有不婚同姓的传统，实行族外婚和收继婚。死则焚尸，实行火葬。盛行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信奉古老的本教。人们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永无止境的意志磨炼，铸就和砥砺了他们的顽强和坚韧，并沉稳地呵护着他们能够渡过一切艰难和困苦，而获得平顺地生息和繁衍。
史载，吐谷浑人于公元3世纪末（西晋中期），从辽东拥马西行，附阴山山脉，跨黄河河套，过鄂尔多斯草原，翻越陇坂（六盘山），安帐于罕（今甘肃临夏）、西平（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吐谷浑人公然进入了安多地区，携肉酪而游牧，并于4世纪初（东晋初期）进而于此地建立了政权，炫耀武力，依势逞强。这不仅使广大的党项羌人长时期地遭遇到吐谷浑的统治，继而还在吐谷浑与党项羌政权之间牵引出恩威并用、楚材晋用的复杂关系。为了守住自己在安多牧场上的自由和权利，为了保证党项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党项羌人同吐谷浑政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一些党项羌的首领人物还不惜忍辱负重，采取主动依附和联合的姿态，进入吐谷浑统治政权内部。直到公元6世纪中期，由于西魏恭帝元年（554），夺取羁属于吐谷浑的邓至（中心在今四川南坪），后于其地设立邓宁郡，以及北周武帝保定四年（564）夺取羁属于吐谷浑的宕昌（中心在今甘肃宕昌），后于天和五年（570）其地设立宕州，致使吐谷浑的势力向西面避退而去，党项羌人得以便利地吸收并融合了邓至（白水羌）和宕昌（先零羌、烧当羌）的众多的羌人，才逐渐壮大起来。《旧唐书·党项羌传》说：“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界东至松州（今四川西北部松潘县），西接叶护，南杂舂桑（今属青海东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迷桑（今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但是，由于吐谷浑势力的强大和游牧领土的毗邻，党项羌诸部役属于吐谷浑的状况，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吐谷浑至唐初衰亡），仍然未有什么改变。不仅有的党项羌部落首领继续被吐谷浑封为名王，吐谷浑还屡次地联结党项共同出征作战。史载，隋文帝开皇八年（588），被吐谷浑封为明王的党项羌首领拓拔（跋）木弥率部降隋。隋炀帝大业四年（608），败北的吐谷浑首领伏允（号步萨钵），曾率千骑逃往党项羌。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有些已经归附唐朝的党项羌又反水，如洮州羌（主要是党项羌）又叛归吐谷浑；吐谷浑首领伏允不堪回击李靖的追击，曾一度逃入河源一带的黑党项。
2.吐蕃属民：党项羌人的一段沉重记忆
由远古时代就生活在西藏本土的高原部落，同大约从战国以后陆续进入西藏的河湟羌人部落（如发羌、唐羌、迷唐等），经过长期的接触和融合，逐渐形成了青藏高原上最为重要的古代民族——吐蕃。
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发展，到隋朝末年，吐蕃平定了雅隆本部，并次第征服了周边的诸羌部落，如西女、羊同、苏毗、多弥、东女、附国、白兰、党项羌以及大半部的吐谷浑等，“将一切边地小邦，尽行统治”，统一了青藏高原，遂将政治中心从山南迁到了逻些（今拉萨）。至唐朝初年（太宗贞观七年，即633年），松赞干布建立起吐蕃王朝。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吐蕃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广泛汲取了党项羌人的聪明和智慧。据藏文文献《贤者喜宴》载，吐蕃自东方汉地及木雅（弭药，即党项羌人）获得工艺与历算之书；为了生育王子，松赞干布又娶弭药王（木雅王）之女茹雍妃洁莫尊；茹雍妃在查拉路甫雕刻大梵天等佛像，在崖上凿成转经堂，建造了米芒才神殿、逻娑卡查寺；别称为“咱米人”的弭药（木雅）人，是吐蕃的属民……
可松赞干布可毫不顾惜这些。他遵循统一诸羌并开拓疆域的战略，竟以军事手段打击和征服党项羌（631），遂使双方结下了很深的冤仇。后来，松赞干布因遣使入唐求婚不果，怀疑吐谷浑作梗而于发兵讨伐时（637），也同时攻入了党项羌境内并大施兵锋。
650年，芒松芒赞继位后，吐蕃在灭亡吐谷浑的过程中，对党项羌人也是打击有加，甚至完全占领了党项羌地区。据《新唐书·吐蕃传》，吐蕃统治者将广大党项羌人用作随军仆役，“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为了防备作为随军仆役的党项羌人逃走，竟在他们的面部或右臂上黥字，以为识别的标志。因此，党项羌民众不愿沦为吐蕃统治者的“黑头”（奴隶），便纷纷外逃。
吐蕃统治者的不断侵扰和沉重压迫，彻底打破了党项羌人安居故土的生活梦想，逼迫着他们于痛苦竭蹶之中决意舍弃旧土，寻找新的生存境界。达百万人之众的党项羌族，正是怀抱着对华夏文明的热切向往，才要求内徙的。一批批的党项羌人从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开始踏上内徙之路，至唐高宗仪凤（676～678）、调露（679）、永隆（680）、武则天长寿（692）之时，内徙达到了高潮。一直持续到玄宗天宝末年（755），党项羌的大批内徙，方基本告结。当时，竟有一些力图摆脱家族统治的吐蕃首领，亲率党项民众内徙，足以说明吐蕃统治的严酷性。
早期内徙的党项羌人广泛分布于陇右道的洮（今甘肃临潭）、秦（今甘肃秦安）、临州和关内道的庆、灵、夏、银、胜州等地。以后，党项羌人又继续迁徙，逐渐聚居到后来建立西夏王国的土地上。那些留在安多而没有内徙的党项羌人仍然不少，但确切的数量不得而知，他们“地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新唐书·党项传》）。
3.黄河源首：党项羌人重要的发祥地
作为古羌人支系之一的党项羌人，曾经同诸羌一样，生活在古羌人最为重要的发祥地——青藏高原主体的东北部、俗称“江河源”的地方，即今青海省东部黄河河曲的“赐支”（又作析支）至黄河源首的“河首”一带。这里也应该是石泰安所说的“安多”中的一部分。可为了避免概念使用的混乱，笔者经过斟酌，拟采用“河首”（或“河曲”）指代该地。
这一带地势高峻，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由南往北，排列着作西北-东南走向的阿尼玛卿山（又名积石山，玛积雪山，主峰海拔约6000米）和西倾山；而在两山以北，就是由黄河、湟水、大通河等三河河谷构成的幅员千里的广袤土地。这里虽然属于大陆性高原气候，平均气温偏低，降雨量稀少，可临近水源的许多山地和谷地，都有着天然的草地牧场。史载，“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新唐书·吐蕃传》）。其实，许多地方还是湿地平原，既可放牧，又可种植。
党项羌人长期依偎和盘桓在这块慷慨赐予他们所需衣食的地方。在这天高土厚的群山沃野里，他们幸运地同人类经济的两种基本类型，即游牧生产与农耕生产，亦即人类文化的两种基本类型，即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实现了自然而亲切的会晤。在这里，他们不仅为畜群的增殖而兴奋，也为谷物的丰收而喜悦。他们着眼于自己的客观现实存在，理智地进行着以牧为主的农牧兼营。他们依靠狩猎、采集、游牧、农耕等多种生产方式，一步步地创造和提升着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大约是于公元前4世纪初，在诸羌为避秦之侵扰而实行大迁徙的同时，党项羌人才开始从黄河河曲和黄河源首一带，向东南方向的地面逐渐移动的。虽然，由于战争等原因，党项羌人后来也曾纵马驰骋黄河九曲，但这里已经不再是他们主要的放牧和耕种之地了。从总的态势说来，党项羌人是由石泰安所说的“安多”之地，而逐渐转向了李安宅所说的“安多”之地。
4.木雅（党项）：来自吐蕃的原始氏族
当我们寻觅和关注党项羌人历史足迹的时候，不可回避的情况是，在一些藏文史籍中，确有对于吐蕃人和党项羌人之间的极为久远又极为密切的关系的记载。如《汉藏史集》（原名《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柱下遗教》（又译作《柱间史》《王窗柱诰》等）都说，吐蕃人大部分出自泽当一带的雅隆地区，其四大原始氏族，即：塞（又译作“色”“斯”，意为头部是黄色的）、穆（又译作“牟”，意为嘴唇是紫色的）、董（又译作“冬”，意为鼻梁是隆起的）、东（又译作“桐”，意为面颊是凹空的）。其中，被看作是青藏高原的核心部落之一的董氏部落，有六部、八部、十八部等支系。而在董氏六部之下部中，就有“木雅”（弭药）部、“冲木藏”部，还有“卓沃”部、“白利”部。而木雅（弭药）部是董氏部落中最为强大的一部，董木雅人先祖四子中的第三子，传至五代时被尊为“皇族”。据有关学者考证，“党项”一词，就是来自吐蕃语的汉译词。所谓“党”字，是吐蕃语中“董（氏）”（ldong或sdong）的汉语音译，而“项”字，是吐蕃语中表示“下部”的词（gsham）的汉语音译。“党项”的含义，即是“董氏下部”。由此看来，“党项”一词，不仅涵盖了“木雅”（弭药），也涵盖着“木雅”（弭药）以外的几个部落，如“冲木藏”部、“卓沃”部、“白利”部等。如上所言，似可证明，从古代吐蕃而来，也是党项羌繁衍、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吐蕃兴起的地方——青藏高原南部以泽当为中心的雅隆河谷，就整个青藏高原主体而言，其自然条件最为优越。那里平均海拔3500米左右，日照极为充足，受印度洋季风影响，降水较为充沛，气候较为湿润温和，以高山雪水为源的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流过，两岸除了一连串宽窄不一的河谷平原，可以用作农耕之外，许多山腰和山麓还有良好的牧场。
从以上极为简要的追溯中，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党项羌人在青藏高原上不断移动的历史踪迹：
其一，他们首先是在高原东北部地区“河首”一带，然后又迁到了高原东部延伸地区“安多”一带；
其二，当他们从“河首”迁往“安多”的同时，其中或有最早命名为“党项”的部落，进入了高原南部地区“雅隆”一带；
其三，最早命名为“党项”的部落，后来也迁到了“安多”一带；
其四，汇集于“安多”的党项羌人，大部又陆续从“安多”内徙，最终走出了青藏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