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宏伟史册里，记载着一个“大夏国”（通称“西夏”）的名字。从11世纪至13世纪，它曾经与宋、辽、金分庭鼎立，前后10帝相传，达190年（1038～1227）。如果从它的前身“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宋史·外国传》）的夏州政权算起，则历时长达347年（881～1227）。
西夏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自称“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其主体民族是源自青藏高原古羌人的党项羌族。全盛之时，其疆域方2万余里，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有祁连，北控大漠，即包括今宁夏全境，甘肃大部，以及陕西、内蒙古、青海的部分地区。从历史上看，原居安多（今四川、青海、西藏三地交界区）的党项羌人，素以游牧、征战为其强项。而迁徙、割据西北之后，由于能够理智地向中华文明认同和学习，使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他们不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权管理，还掌握了农耕和灌溉等技术，经营了名目繁多的手工业和内外商业贸易，进而还创造了西夏文字，积极扶植儒学，大力倡导佛教，发展教育、科学、文学、艺术……西夏文化以其独特的“外蕃内汉”模式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大地上独放异彩。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官方正史（如“二十四史”）中一直没有西夏史，加之存留下来的西夏文物极其有限（大部分被成吉思汗蒙古军战火焚烧），而出土的西夏文物又多为外国人所占有，致使人们对西夏的方方面面知之甚少。可是，学术的力量终究是神奇而巨大的。只是萌发于中外学者们对一些西夏出土文物破解的兴趣，竟而逐渐酝酿、发展并形成了一门20世纪国际性的新学科——西夏学！作为中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与藏学和敦煌学有着近亲血缘关系的西夏学，经过几代学者前赴后继地倾心倾力，如今已经进入了成熟发展的时期。可以说，两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1995、2005）的召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以及《西夏通史》等诸多西夏学研究成果的问世，都标志着西夏学的又一个新阶段业已开始。
本书是宁夏社科规划2001年重点项目《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的最终成果。作为在西夏学发展的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研究项目，其学术思考自然亦应是自觉的。最初选择这一新的学术视野的根据，主要是：在西夏学研究领域中，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党项羌人原始信仰以及西夏佛教、道教、习俗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西夏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可已有的这些研究，不仅相对较为分散，而且大都具有公布和鉴别资料的倾向，所论也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深化。至今，研究西夏人精神世界的专著尚未见到；较为集中、全面、系统、综合性地研究西夏人的精神世界，仍是西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有鉴于此，《西夏人的精神世界》尽量广泛利用出土和地存的有关西夏学资料，通过对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的专题研究，以期给广大读者呈现有关西夏人的精神世界诸多方面的较为具体而生动的描述，以及与此相关的必要的理论阐释。党项羌这个“雪山民族”“草原民族”“牧羊民族”“骑马民族”，究竟是什么心态？什么性情？什么襟怀？他们的灵魂，怎样决定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怎样牵引着他们的衣食住行？怎样左右着他们的宗教信仰……
在《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的写作过程中，笔者自始至终最受鼓舞的，并不是又有多少新资料的发现，而是对以往人们司空见惯所熟知的东西，又透视出了一些新的图景；对西夏人极为丰富、微妙的心灵活动，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新的理解。从党项羌族——这个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显得相对幼稚、单纯和贫困的民族身上，笔者清晰而鲜明地看到了人的情感、智慧和理想的力量，并深切感受到，正是这种人的情感、智慧和理想的力量，使得相对幼稚、单纯和贫困的西夏人，不仅成功地解决了自己民族人丁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较好地解决了自己民族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在观览西夏人精神世界的过程中，笔者深切体会到，所谓西夏人的精神，其实质也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作为边疆民族一部之西夏人，其精神世界自然是有着特别的风韵的；而作为中国民族一部之西夏人，其精神世界自然又是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主脉相吻合的。巡礼西夏人的精神世界，我们将获得的是一种欣幸的、如沐天恩的心境；而万象的和谐与愉悦，以其深厚的力量，赋予我们安详静穆的眼光，凭此，我们才得以洞察物象的生命。如果通过《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的写作，能为真正全景鸟瞰式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撰写，即包容中华民族古今各个民族精神成果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撰写，奉献上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笔者志愿毕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