隽如的先生伟森来美探亲有两个多月了。
他们一起去纽约，华盛顿，芝加哥，一路上都是隽如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她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拿开心果往嘴里填，搞得伟森心惊肉跳的。
伟森说，方向盘被女人掌握在手里，就像枪杆子被女人捏在手里一样，让人心里那么不踏实。
隽如在国内骑自行车都歪歪扭扭的，碰到人多的时候总是最先跳下来，还伴着一两声带点娇气的尖叫。那时她还最怕汽车，因为她晕车，坐越高级的汽车晕得越厉害，坐那种叮当乱响、四面透风的公共汽车还勉强熬得过去。
伟森当时替她惋惜，说她这辈子与汽车无缘了。结果她到了美国一年，居然把汽车摆弄得熟熟的。
在宾州的一个小镇他们住旅馆，晚上忘了关车灯，第二天早晨发现电早跑光了。伟森有些发愁，后悔当时没有好好检查一下。隽如在公路上微笑着拦住了一个银发的老人，老人笑眯眯地把车停到了他们的车旁边。隽如从车后箱拿出一团电缆，利落地把电缆按阴阳极分别接到两辆车的电池上，然后请老人发动了他的汽车。不出三分钟，电就充足了。
重新上路后，伟森说：“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大家把出国叫‘洋插队’了，美国这大熔炉的确锻炼人，这在我老婆身上得到证明了。”
隽如笑了，但她的笑容消失得很快。她把目光投向了公路和天合为一线的遥远的前方，眼神慢慢地忧郁了起来。
两个月前伟森在机场第一眼见到隽如时，隽如的眼中掠过最初的惊喜，很快就换上了这样的一种忧郁。伟森有些吃惊了，因为隽如从前总是一副笑模样，不笑不开口。
伟森第一次带隽如回东北老家时，他的七姑八姨老老少少十几口在他们下火车当天全聚齐了。他们见了隽如都满意，还一致认为她的笑声酷像正当红的一名女演员。大家热烈讨论了一通，最后伟森奶奶用汗烟袋磕磕桌子沿，一锤定音：
“我的孙媳妇就是她了，这姑娘好，喜性。”
隽如的人缘一直很好。当初医院选派年轻医生到美国学习，几个候选人依靠着各自的坚硬后台，争吵不休。领导为了平衡关系，索性征求群众意见，结果大家推举了几乎对出国不抱希望的隽如。
伟森的同学同事都说当外科医生的隽如总能笑脸迎人实在不易，外科的另外三个女医生分别被封为了“冷面杀手”，“北极圈公主”和“一本正经小姐”。
有时伟森去医院找隽如，她的男同事常常对他说：
“你老婆是‘可耐牌’电冰箱，‘可耐可耐，人见人爱’，你可得小心一点啊。”
伟森总是哼哈一笑。
现在伟森想起这句话，心里有些发毛。难道隽如真有什么心事？她一个人在美国生活了一年，要知道在一年内足以发生许多事情。他的大学同学柴扬，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他对伟森说，他在一年之内走完了从恋爱到结婚，做父亲（她太太未婚先孕），养情人的全部过程，把半生全挥霍了。
当时是八月，太阳把公路照得白花花的，给伟森添了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
因为不是周末，路上的车很少，有时视线里只有他们这一辆车。
“我觉得现在开车有点像我们以前玩电子游戏，开着孤零零的一辆车，四周没有人烟，前面没有尽头。”隽如说。
“我倒想起每次拜见丈母娘要换四次公共汽车，出一身臭汗。现在舒服多了。”
“那时丈母娘家是你的目的地，现在你永远在路上。”
他们登上了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的第107层，让心猛跳了一阵；在华盛顿的国会山把美国历史重温一遍，发了一通念天地悠悠的感慨；还转了芝加哥各种主题的博物馆，饱了一番眼福。
伟森比隽如兴奋得多，他跑上跑下地拍了十几卷照片。他在大学学地理，后来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地理，但他只是带学生去过一次黄山，他说他接触的地理都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后来他们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他更激动了。他们坐船接近了大瀑布，在短短十几分钟里完全与世隔绝了，只有水动船摇，水雾弥漫。奔腾震荡的水声遮盖了喧嚣，飞流之下的水帘荡涤了浊尘。
隽如摘掉了雨衣的帽子，听任水花无忌地泼洒下来。
上了岸后，伟森发现她的眼睛红红的，就问，“真激动得掉泪？”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
女人真不容易捉摸，有时你不知道她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她们快乐的原则似乎每天都在变。伟森想。
他们还到了离大瀑布不远的一座小城，去看望伟森的大学同学章强和他的太太李小红。
在大学时章强的外号是“排骨队队长”。他人瘦，但喜欢打架，打嘛，又常常打不过别人，害得当时是校篮球队队长的伟森隔三差五就要帮他冲锋陷阵一回。他凡事喜欢找伟森拿主意，甚至在追求李小红时都受了伟森的许多鼓励。
章强夫妇来美国五年多了，拿了学位，找到了工作，买了新车和房子。他们的房子坐落在被绿树环绕的幽静地区，白天有许多鸟儿在那里开演唱会。伟森和隽如到他们家时，他们已在房前的草坪上撑开了艳丽的太阳伞，做好了烤肉的准备。
章强明显发福了，伟森说章强终于把排骨队长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章强带着伟森和隽如参观了三层小楼里的每一个房间。伟森留意数了一下，总共有三个洗手间。他联想到自己那间在学校操场尽头的小平房，心就寒了许多。他每天要到教学楼里去方便，天气晴好的日子也就罢了，权当散步，遇到刮风下雨，他恨不得在操场上就地解决问题。
吃饭的时候，章强听伟森说再过半个月就回去，一脸诧异地盯了他半天，好像他是刚从保留地出来，全身刻满花纹，戴着奇形怪状的大耳环的印第安人，“我的天，这年月像你这样的人大概是硕果仅存了。”
“如果我不回去，对不起校长，也对不起学生。”
“你要想献爱心，等你在这儿安顿下来了，寄点钱给希望工程好了。我现在供着三个希望工程的孩子呢。前几天我还收到了其中一个孩子的信，我读了几乎掉眼泪。”
伟森无言以对。
第二天早晨，隽如很早就被伟森捅醒了，“哎，今天和我一起去英文班报名好不好？”
隽如倦倦地坐了起来：“报什么名？再过十天不就回去了吗？别忘了你的双程机票。”
伟森是高二（4）班的班主任，这个班他从高一就开始带了，学生和他的感情很好。听说他要出国了，有的学生都哭了，一些家长还跑到学校来挽留他。校长也希望他能多呆一年，在学生面临高考的时候换班主任，对学生的情绪会有影响，况且伟森教了几届高三地理，学生的平均分都是全市第一名。
校长是一个秃顶老头，在这所中学工作了三十几年了。他的很多学生在北京都成了大大小小的名流，所以老师们经常开他的玩笑，说他是“名流的校长”，而不是“名流校长”。
校长到师大去挑毕业生，选中了伟森。当时好多名流给校长写条子，想塞个毕业生到他的学校，他把那些条子都丢进废纸篓里了。伟森对校长充满感激，他的户口是外地的，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很困难，如果校长不接收他，他和隽如可能就要劳燕分飞了。
后来有一段时间柴扬磨破嘴皮劝伟森下海，伟森都下不了决心。
校长对伟森说：“先去看看隽如，她一个人在美国不容易，然后回来鼓鼓劲再干上一年，一年后就随你了。”校长停顿了一下，又说，“其实我想扣住你很容易，我不签字你就办不了护照。”
伟森就打电话和隽如商量，他担心隽如不会接受。隽如刚到美国时经常给伟森打电话，有时说说话就哭出声来：“我真希望你早点来，越早越好。”
伟森没有想到隽如很开通，她立刻同意了，她说：“有人挽留你说明你还重要，至少对于你的五十几个学生是重要的。”
伟森出发前他的学生们凑钱给他买了一件名牌衬衣，说是让老师潇洒走一回。伟森当时挺受感动，就把自己的双程机票给学生看。到美国后那件衬衣他还一次没穿过，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场合。
现在他想自己被一张机票就束缚住了，未免可笑，尽管这张机票背后藏着许多人的期待。她对隽如说：“我不想再浪费一年了，反正我在美国要一切从头开始，越早开始越好。”
“你想过没有一切再从头开始值不值？”
“怎么不值？你看章强现在春风得意，上大学的时候他根本不能跟我比。”
“他的苦衷你不知道就是了，到了这儿人谁敢说自己真正快乐？”
“你敢说你从前就真正快乐吗？”伟森反唇相讥。
“别忘了你答应了校长了。”
“答应了又怎么样呢？我已经替他工作了十年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希望我回去？是不是我在这儿碍你的眼了？看你天天心事重重的，有什么秘密就讲出来好了。”
“你想到哪儿去了？”
“说吧，到底为什么？你放心好了，我挺得住。”
隽如看了他一眼，说：“因为我也要回去。”
“什么？”伟森的嘴唇有些抖了，他吼了起来，“当初激动万分要到美国来的是你，现在你又想回去？”
“当初是当初，现在感觉不一样了。”
“到了这个年纪，还谈感觉，你不觉得太奢侈了吗？我们因为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到现在都不敢要小孩，我感觉自己已经对不起祖宗对不起下一代了。”
隽如不说话了。
伟森气难平。他以为隽如听了他的决定会热烈响应的，没想到她居然和他背道而驰。隽如的签证虽然快要到期了，但她刚刚在医院里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还没有到山穷水尽要吃回头草的地步。
整个早晨沉闷而冷漠。
隽如要去上班，她出了门，又折了回来：“你不想到我们医院看看吗？”
伟森沉着脸想了想，答应了。
在医院的走廊里有一两个医生匆匆地和隽如打招呼。他们非常有礼貌，但这种礼貌中含着令人不易觉察的冷淡。伟森想，大概冷傲是医生的职业病吧。
隽如给他找了一件一次性的白大褂穿上，就带他进了自己在地下室的工作间。那个房间不大，里面只有一个硕大无比的水槽，水槽里放满了用过的试管。隽如开始一个接一个认真地洗试管，伟森在一旁帮她。俩人都不说话，房间里只能听见自来水从龙头里不断流出的单调的声音。
伟森刷了不到一小时，就腰酸背痛了。另外捏着那么薄脆的试管，他的神经始终很紧张。他想休息一下，但房间里找不到一把椅子。他对隽如抱怨说美国老板太苛刻了。隽如一边小心翼翼地把软毛刷塞进试管，一边平淡地告诉他：
“在我之前是一个俄国老大妈做这份工作，据说她从前还是莫斯科歌剧院的著名女高音。她长得胖，干一会儿就得坐到椅子上喘口气，结果她被炒了鱿鱼。我得到这份工作的当天就把椅子搬到休息室去了，我要让老板知道我根本不需要椅子。”
隽如把伟森洗过的试管重洗了一遍，她说：“我看你还是打住吧，你要砸了我的饭碗了，要知道好多人排队等这个位置呢。”隽如怪兮兮地笑了一声。这笑声让伟森听起来那么陌生，刺耳。
十一点左右，隽如的老板来转了一圈，吩咐了她几句，就掉头走了。再就没有其他人进过这个房间。中午他们在休息室每人吃了一个隽如从家里带来的三明治，喝了一小瓶矿泉水，就回到工作间了。
下午似乎格外的漫长，伟森几乎每膈十分钟看一回手表。要不是因为他没有驾照，他早一个人开车先回家了。他站在隽如旁边，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他要是洗呢，她还得返工，又担心他打碎试管；如果不洗呢，他又不忍心看她一个人干。
他注意到她的手指被漂白水泡得变了颜色和形状。他想起她带过的实习学生对他说过，看她做手术是一种享受。隽如告诉过他，她来美国一年多了，只是给别人递递手术刀，自己的手早生疏了。他突然有一种担心，担心她在这间房子里做上几年，就再也不可能拿手术刀了。
伟森想想自己能做的就是陪她聊聊天，早晨自己对她吼，也许是有些过分了。
“你每天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经常想我来着？”他笑着问。
“真不是经常想，很遗憾。”隽如的面色柔和了许多。
“那你想什么？”
“想我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你没注意到我现在根本不打扮吗？从前我要把披肩发烫了再拉直，就要那种效果。每天晚上要考虑第二天穿什么衬衣，搭配什么裙子，因为有那么多人注意我。现在无所谓了，没有人留意我，我失掉了环绕我的那么一种氛围，一种磁场了。以前经常有病人给医院写信，感谢我。有几次他们还用毛笔写到大红的纸上，把纸挂到医院的大门口。每次我进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抬头，总觉得别人在看着我。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农村小姑娘？因为我给她妈妈做手术做得成功，她非要送我一大篮子核桃，她打听到我喜欢吃核桃。我死活不肯收，我知道她妈妈的住院费都是东挪西凑借来的。后来她就哭了，我现在还记得她透过眼泪望我的那种眼神……”
隽如停住了。伟森把目光转向了窗外，有一只鸟正向他们张望。
终于到了收工的时间。伟森和隽如走出医院大门，他伸出两臂，用力舒展了几下，几乎自言自语地说：
“我要每天都这样过，我会疯掉的。”
“所以我要回去，”隽如说，“我需要注视。”
——（发表于《神州学人》1996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