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村庄多是在棒槌声里醒来的。
村的东面,紧挨着通往县城的马路,有一口十几平方米的水井,其下游方向便是一口水塘。童年时,我经常握着自己做的钓鱼竿在这里一站就是半天。
村的西头,两口大水塘间坐落着一口水井,如同镶嵌在水晶里的明珠。记忆中,这里的一切充满幽暗与苦艾,像垂暮老人在煤油灯下做着针线活。或许,村子的历史,就从这里发端。
更使我产生距离感或者敬畏感的是,水塘东面,即矗立着黑黑的祠堂。
童年的许多光阴,却是在这儿流逝的,毕竟村庄里再没有更适合我们打仗戏耍的地方。尤其是雨天,村里的大人们也喜欢聚集于此,聊天,下棋,打牌。祠堂有两个很大很亮堂的天井,它们将祠堂隔断成上、中、下三部分,下厅多用于过年时搭戏台或放电影之用;上厅用于供奉先祖;中厅最大,两侧各摆放着一条长约五六米、宽约半米、十分厚实的木凳,那是用上好古木制成的。孩子们玩得最多的是“救命仗”和“攻亭”。所谓“救命仗”,即由一人负责抓捕,每逮住一人则押到设定的大本营;其余“逍遥法外”者可以分别救护;而“执法者”一边须继续抓人,一边要如同母鸡一般守住“牢房”,被抓的大声疾呼“救命”,被追捕的绕祠堂狼奔豕突,由此形成激烈的场面。“攻亭”,则是画地为牢,设有诸多机关,双方人数一样,互相攻击,可以集体出击,也可单独袭击,一直到将对方人员全部“消灭”或者攻进其根据地为止,情状紧张异常。住在祠堂厢房里的人们便常常端着饭碗在旁边观阵,他们一边发着议论或作出提醒的信号,一边忙里偷闲扒拉几口米饭。
印象中,那些人家房里一年四季都是黑漆漆的,借助门口闪进的几丝光亮,入眼的是蜘蛛网、乌黑的烟囱与灶台、陋旧的八仙桌,角落里往往堆满干柴草。
苟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家便住在祠堂下厅的北面。苟的父亲不知是早逝还是出走,总之这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团。继父是那种看上去太弱的男人,我没有很深的记忆。苟与姐姐妹妹挤在一个屋里,很拮据。当然,那年月日子普遍好不到哪里去。他家的卧室离祠堂有十几米远,墙壁上贴满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彩色图片,虽然浊黄模糊,但依然曾经令我注视了良久。苟一家人全是极度“瘦肉型”,倘若群体出来亮相,可以与电影里的贫下中农一比。苟读书从来是漫不经心,像厨房里散落的柴草,以至于很快便辍学了。我们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为此,我惋惜了许久。
另外的人家,却是灰暗的,令我不敢轻易踏进去。
苟家的对面,住着一个矮个子老太,陪伴她的是一个头发稀少的儿子和一个不爱言语的女儿。矮老太向来要强,动辄脾气暴躁的样子。我们再顽皮,也不会轻易去动她的一草一木。屋里自然清冷,矮老太经常孤独地站在门口,目光落寞地凝视着满祠堂跑动的孩子们,嘴角冷冷翘着,有一种秃鹰一般的倔犟。偶尔,我听见她念经一般训斥自己的儿女,声音尖细,但无法辨析。我甚至想,除了儿女,除了已经睡在地下的男人,她已经不会与任何一个人耐心地说什么了。
矮老太与苟家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同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连端碗都面对面,这样的结果,要么是相惜至交,要么迟早是冤家路窄。以矮老太的为人风格,细碎矛盾的累积,必然要引发炸药桶的。乡村女人的舌战充满了舞台效果,两边对垒,既相互数落,又加以拍掌、跺脚。有的到极致处,唱歌一般用尖刻的语言攻击对方,时而暴风骤雨,时而抑扬顿挫。矮老太的表演果然淋漓尽致,她那翻花的舌令祠堂都变了色。我想象不到,在如此圣洁的地方,竟然发生不堪入目入耳的事情,实在有辱先祖。
我愈加不愿见老太那鹰一样的嘴脸。
记得中厅的厢房里也曾经居住过一位孤独的老妇,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去了。模样我是一丝也记不得了,只知道她病入膏肓之际是被人搀扶走动的。病猫似的神态,蜷缩成一团,还不停地颤抖。一盏永远不能熄灭的煤油灯挂在墙壁上,豆子似的火苗映照出昏黄的情景。老妇在孤独中完成了最后一次呼吸运动。她的身世,她的情感,她的归处,如尘土飞扬,去了便去了。从此,真的只有蜘蛛才是这屋的主人。
我惧怕着祠堂,这里在给我留下童年的快乐的同时,也深深种下了阴暗的恐慌。遇到农历七月十五前后,上厅里燃起高香,矗立起高高的纸屋纸人,以祭奠先祖。木炭一般的横梁笼罩在烟中,仿佛村庄数百年不落的生命信号。或许,我敏感的思维就此伸展出了嫩芽。
矮老太可能至死也不会明白我今天对故乡的心灵感应。她封闭了自己的世界,却又用碎玻璃划破了自己的世界,最终化为灰烬。脆弱的心灵往往被傲慢的表皮所包裹,愈是害怕别人的冷落,愈是变本加厉地对待周围环境。这种扭曲的灵魂,该是造就矮老太悲剧一生的关键。当她像一棵枯树悄然倒塌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也许人们还舒了口长气。儿女不久离开了家乡。矮老太的坟,也没有谁记得其确切的方位。
那是个爱吵架的女人!若干年后,人们真的只有这么个印象。
如今,祠堂被拆了重建,再也没有当初那种黑魆魆的景象,里面的人家则早就散了。
村西头那两口水塘周围布满衰草和荆棘,堤岸凹陷,明珠一般的水井早已被废弃了。偶尔,还有几声古老的棒槌声响起。可爱的童年,剩下的怕是灰尘了。
2005年1月16日夜